古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播情况

要考察一种学说或理念在某一区域的传播情况必然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统治者治国理政水平等。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播亦是如此。

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拜占庭帝国后，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逐渐摆脱拉丁文化的影响。在漫长的１０００多年的统治中，拜占庭帝国保存了古典希腊文化，使其免受西方蛮族的戕害。另外，自公元３９５年罗马帝国分裂，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逐渐确立，他集最高权力于一身，并成为基督教最高权威。

教权被置于皇权之下，东正教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像同一时期的西欧那样一直存在着教权和王权的博弈，直至后来天主教占据优势地位，成为世俗思想的钳制者。

例如查士丁尼时代，罗马主教和拜占庭大教长被视为他的仆人，他像指导国家事务一样去插手教会事务，权力空前绝后。高度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帝国统治的稳定，使得拜占庭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等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有利于继承发展古希腊罗马文化。

拜占庭统治者对古希腊文化的重视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它的教育和文化始终保有一定的独立性，掌握在政府手中。

古希腊、罗马传统也保持了连续性，未曾中断过。如上文所言，在拜占庭帝国，宗教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一般是最高统治者意愿的体现，与教会关系不大，这与中世纪西欧大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例如，公元４２５年拜占庭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创建的君土坦丁堡大学，开设哲学、法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等科目，为拜占庭的官僚机构培养了一大批较高水平的官吏。纵观拜占庭历史，除查士丁尼一世外，大多数皇帝都支持教育。

他们还延聘学者整理古代图书、译注古希腊古罗马重要文献，提倡尚古之风，鼓励研习古希腊语。圣巴西尔曾劝说年轻人学习希腊古典文化，如诗歌、散文和哲学等，这对基督教来说大有益处。

希腊语逐渐取代拉丁语，被确立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这是因为当地居民绝大多数讲希腊语。另外希腊语还通用于东正教会、学术和教育等领域。

希腊因素在文化和语言上占据了上风。由于拜占庭帝国处于希腊世界，其各种因素都被共同的文化纽带凝聚在一起。希腊和拜占庭这两个世界具有某些同源性和融合性，这在拜占庭帝国显得特别突出。

语言的统一极大的方便人们接受古希腊文化。他们一方面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中借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并模仿古希腊人写作风格进行创作。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在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督教见证了拜占庭帝国的诞生、发展与强大。开国之君君士坦丁之梦和皈依似乎预言了基督教会未来在国家上层架构中的荣耀身份。

君士坦丁曾要求颁行谕令，全国臣民都要皈依基督教。在狄奥多西一世（３４６—３９５年）统治时期，基督教会被定为国教，迎来了高光时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其地位得到再一次确认和强化。

自此它拥有广泛的信众基础，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并不惊讶于基督教徒或神学家在世俗教育机构任职这一现象。

另外尽管教会和拜占庭统治者互为支持，但由于教权为皇帝掌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会存西欧那样的教俗冲突，例如加冕礼、绝罚以及续任权鶴蚌相争的局面。

在拜占庭，基督教会为世俗统治提供宗教信仰支持，但无论其地位擢升到何种高度，它都要听从世俗统治者的政令。以下逐一列举有重要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阐发和运用。

以奥利金为代表的希腊教父也参与到学说传播中。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构成了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奥利金读过柏拉图的著作并与同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是没有争议的。

但他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思想是否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研宄表明，奥利金曾读过亚里士多德著作，也曾明确提到亚里士多德和漫步学派。例如在《反施尔撒克论》中，奥利金曾两次提到亚里士多德的传记，说这位斯特塔基拉人曾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达２０年之久。

拜占庭僧侣和神学家莱昂提乌斯，在反对神秘主义的过程中，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推翻了柏拉图的一些观点。

他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范畴和新柏拉图主义心理学引入基督教思辨神学。莱昂提乌斯的重要地位表明，对于教父们的影响而言，当时柏拉图思想已经让位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根塞林修道院院长约翰·巴艾·弗托尼亚较为重视逻辑和语言学习。他本人曾在尼西比斯和塞琉西亚接受过希腊语与叙利亚语双语教育。

约翰引导讲叙利亚语的修士学习希腊语，研习哲学和通识教化，这无疑为他们评注、译介《工具论》提供了必要条件。正是曾在此受过训练的学者承担了７世纪绝大部分的叙利亚语学术活动。

后来该修院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僧侣学者，如尼西比斯的塞维鲁和他的学生埃德萨的雅各布和巴拉德的阿塔纳修。

塞维鲁著有《论前分析篇中的三段论》，雅各布最早在此接触亚里士多德研究，特别是逻辑学，其唯一的非宗教译注便是《范畴篇》；阿塔纳修把波菲利《＜范畴篇＞导论》译为叙利亚语。

总之，自公元５世纪起，近东修道院学者利用通晓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的优势，在保存和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者远不止以上寥寥数人，因为“懂希腊语的叙利亚人经常会读原版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因而他们不会在叙利亚语文献中留下任何翻译活动的痕迹”。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与一性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代表人物如下，“翻译家”埃德萨的希巴，希巴的门生弗拉维·普罗布斯及首位将亚里士多德引介至埃德萨学院的马尔阿巴。

此外，轰斯脱利派神学家、波斯人保罗依据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把《圣经》内容分为历史篇、预言篇、箴言篇和教诲篇四种主要类型。

但好景不长，公元４８９年，罗马皇帝芝诺以该院讲授轰斯托利派异端学说为由，下令将其关闭，学院师生被迫逃至波斯帝国并创立尼西比斯学院。尼西比斯接纳了聂斯托利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

“埃德萨暗淡了，尼西比斯却仍熠熠生辉”就是对两座城市密切关系的生动描述。迀至此地的聂斯托利派神学家建立了一个高等神学教育中心，并开设了与亚里士多德有关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因为这与神学论证有关。

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尼斯福鲁斯和斯图迪恩修道院院长西奥多所倚重。这两位学者又和毁坏圣象运动有关。

毁坏圣象运动（７２６－８４３年）由利奥三世发起，目的是废除圣像崇拜，削弱教会实力，增强国力，巩固统治，它深刻的影响了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文化圈。

它打击了教会势力，重新明确了皇权大于教权的原则；但是毁坏圣象运动使大量圣像被毁，损失无法估量，文化发展出现短暂停滞，教育体系受挫，学术研宄几近停止。

牧首尼斯福鲁斯并非圣像崇拜的追随者，但对那些狂热的圣像崇拜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相反，西奥多则是坚定的圣像崇拜的维护者，后被流放。尽管在圣像崇拜上立场相左，但他们对图象的理解源于亚里士多德学说。

这又和大马士革的约翰所著《学问的源泉》有关，它是一部基督教神学百科全书。该书第一部分名为《辩证逻辑》，探讨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名称”和“关系词”，这直接影响了尼斯福鲁斯和西奥多对图象的理解，使他们坚信基督圣像和世俗绘画具有相似功能。

通过大马士革的约翰，他们间接利用亚里士多德逻辑术语，回应了君士坦丁五世有关图像和原型的看法并陈述他们的立场。

同一时期还有数学家或哲学家利。他生于希腊色萨利，后来至君士坦丁堡马格诺拉学校担任教师，讲授亚里士多德哲学。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毁坏圣象时代的传播仍然依靠拜占庭东方教会。当时艺术以希腊风格复兴为特征并带有宗教情感，具有希腊时代所不曾拥有的严肃性。

作为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自然受到统治者和基督教会的亲睐，这为学说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在查士丁尼时代亚里士多德学说受到排挤，曾一度被迫流向波斯帝国。但在属于毁坏圣象时代的阿莫里亚王朝，君士坦丁堡大学讲授“三艺”和“四艺”。

“三艺”中的逻辑学必然会采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因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者之一一一大学者佛提乌斯曾在此任教。

而６至１２世纪漫长的岁月里，除了波埃修翻译并注释的《范畴篇》和《解释篇》外，拉丁西方并不了解其余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遑论系统的研宄，这与拜占庭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因为当时拉丁西方文化远远落后于拜占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