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几万太平天国投降后，李鸿章为什么背信弃义杀光这些俘虏？

清同治二年，即公历1863年的12月，距离太平天国老巢南京被攻破，只是7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而这一年前后，正是后来叱咤风云的李鸿章大施拳脚、粉墨登场的时刻。那一年的12月5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其所率领的淮军，加上戈登的常胜军，联合起来几年都搞不定的太平军苏州基地，终于起了内讧，守将谭绍光被割下首级，城头插上了降旗，城门大开，清军得以不费一兵一卒长驱直入。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的庆功会上，李鸿章突然翻脸，不但没有守承诺，给予投降首领以高官厚禄，还大开杀戒，疯狂屠杀，使得苏州城血流漂杵，死于乱刀之下的降卒，史称有两万人以上，无辜受累的百姓更是难以计数。

是以，后世一直有很多人议论，认为这是李鸿章此生最大的败笔：既背信弃义，也杀孽太重。

这事，如果独立出来看，似乎是没头没脑地开始，又没头没脑地结束，不过是历史的一部散篇而已。但对彼时的李鸿章而言，就他的为人、作风与当时的处境而言，果断杀降，不留后患，反倒更符合他的行事逻辑与“政治智慧”吧：死在乱刀下的2万多名的太平军俘虏，是他当时想要加官进爵，最迫切需要的的垫脚石。

民国时的蒋廷黻曾议论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长期浑浑噩噩，失去方向，到了同光时期，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局势、对如何搞定太平军等内乱有相当的认识，而其中主政最久、见解最透彻，魄力也最大的，就是李合肥。蒋说他敢做事。

李鸿章不是曾国藩老师，沽名钓誉，扭扭捏捏。况如西人说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搞什么温情脉脉嘛！作为淮军当家人，晚清最重要、被洋鬼子拥戴为皇帝都不无可能的名臣，属水瓶座，性格独一无二，有着最前卫又正确的思想，智商超高又很隐晦，是那种极端实利主义者，不拘泥传统伦理束缚。你可以说他是“非非常之人作非非常之事”，也可以说他是爱耍痞子作风。

很多事情上，我们读史，都可不断领教过他的手段。杀降事件，不过就是他的预演罢了。

是以，此番杀降，对于此时的李鸿章而言，很有逻辑上的必然：当时的，虽然也讨得了“巡抚”之外，但终究是蹭湘军的功绩而得，还不是后来权柄在握总理国政的“李中堂”，甚至还只能说个小人物——稍后点的马新贻，都接掌两江总督了，有人要他死还不是立即当街就死！

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镇压战争中，他长期都不是男一号。他是文人翰林出身，搞军功算出道较晚的了，所以清廷与太平天国对抗戏码中，一直不但说不上是什么男主，最多也就是个边缘的配角。他长期寄托在曾老师幕下，直到1862年前后，方征募到了约3500人，加上手中数千湘军，在上海开始了与太平天国的正面交手，并一战成名，站稳脚跟。

而在次年，紧随其后的苏州胜仗，再一次见证了他在“武功”上的非常可用。特别是历来作为兵家大忌的“杀降”，他敢作敢当，实际上他可能是故意为之，揣摩上意的同时，好让人刮目相看的。我们读王闿运的《湘军志》，就会明白，在当时，湘军如何处置太平军降俘，一直是个“伦理”难题：

这些人，基本都是假降，不断搞事，但是杀之又在国际观感上、舆论上、道德上、伦理上不好交代。某种程度上，李鸿章当时的做法，其实一直是满清将领想干又有顾忌，不敢干的。也是以，李鸿章的“背信弃义”，让曾国藩老师大加赞赏，慈禧也是颔首称快的。

也是在此之后，原本不过一介“翰林”、湘军幕僚的李合肥，也由此朝着“中堂”之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其一，当时苏州城内的那些太平军，本是虎狼之师，会大开城门主动投降，是带着很多条件的，李鸿章不仅事先不曾和朝廷通报协商，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满足他们。比如，纳降的太平军据说有数十万人，降将郜永宽这些人坚决要求给保留出20个营的武装，同时，所有叛降人员还都要求给付实职。

那时的李鸿章，哪来这些权限！不得满足，贼心不死，那是随时哗变的，他又如何招架得住！趁此良机，瓮中之鳖，尽行绞杀，确实是最优选项——即便是不打战可还有点远见之人，应该都会想到这一点，区别只在敢不敢这么做而已。

其二，当时因太平军内讧投降的所谓“四王”、“四天将”，都是湘军都长期畏惧的骁勇大将，此次投降其实也未必是真降，有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他们会随时反水，就像过去的无数假降的太平军一样。这一点，原为英王陈玉成部属、后成为淮军名将、也是此番劝降主使人的程学启，就有意提醒李鸿章，让李痛下决心斩草除根，以免夜长梦多，反为其患。

其三，李的四弟李鹤章不久前的前车之鉴，也在潜意识中督促着李快刀斩乱麻。那是1863年的4月26日，也就是在李鸿章攻破苏州的7月前，李鹤章也遇上了同样的处境：当时的太仓太平军，表示要投降，李鹤章信以为真，并亲自前往受降，结果太平军根本不是真降，清兵被杀的狼藉一片，李鹤章也差点一命呜呼，幸亏大难不死，只是腿部中弹，捡回一命。

是以，无论是以李鸿章的性情、当时的局势，还有那时的现实处境种种方面来说，李的杀降是有必然性的。彼时彼地，李总理的心路历程，我们没有视频，得不到copy，但他想什么、怕什么，根本不难猜想。

不管你是否喜欢，“李中堂”无疑是同光年间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也是彼时士大夫们最喜欢弹劾的政治人物。苏州杀降之事，因其残酷，自然也被这些读书人念叨叨责备了近百年。但如果抛开这起战争的是非争议问题，单从李鸿章的立场去考虑，当不难发现，李的杀降至少从战术上是对的。

试想，降将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这批人，此时不杀，满清其实就是养虎为患，等于随身携带了巨量的炸药包，指不定哪天爆发，李鸿章付不起这个责任。这是当时满清高层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对于李鸿章的“胆大妄为”，他们只有暗喜，没有一句责备。

再扯句闲话，李鸿章这人，生于1823年，是属羊的，本也符合他书生形象，可越到后来，身上就越显示出狼性来——乱世中，人、兽、鬼，也许真是被逼着互相蜕变吧。苏州杀降可说是他狼性最集中、最开始的一次爆发。也许，还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李鸿章，慈禧、曾国藩、光绪、袁世凯其实都属羊，这5个人的一生，几乎可以全面展示出整个晚清的历史吧。

而晚清，在西方人，在后世的我们看来，无疑又是一头任人宰割的肥羊。乱世之多变，晚清之屈辱，作人之艰难，只说一“羊”字，就可自动跳出太多信息。这一切，运乎，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