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政府不闭关锁国，就能扭转列强宰割的局面吗？恐怕还是很悬

一提到中国近现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追究罪魁祸首，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清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也正是清王朝最强盛时期的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格尔尼勋爵的扩大贸易要求，才使得中国丧失了一次全面了解西方社会、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机会，为日后的落后挨打，埋下了伏笔。

但小编这里要指出的是，整个清王朝由始至终，都未曾完全“闭关锁国”。

早在清军刚入关时的顺治时代，尚未完全统一中国的清王朝，就曾与西方世界产生过接触。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率先进入了这片巨大的远东市场。

到了康熙执政的前半段时期，出于打败台湾郑氏集团的需要，清政府执行过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目的就是要断绝郑氏集团赖以生存的海洋贸易利润来源。

但等到台湾收复，康熙就又立马改弦易辙，推行闽、浙、江、粤四大海关面向西方世界的对外贸易。

清宫皇家档案，有康熙进食巧克力的详细记录；雍正留下的行乐图，也包含着皇帝穿洋装、戴黄色假发的西洋元素；到了乾隆手里，蒋友仁、郎世宁等西洋传教士参与营建圆明园的活动，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史书记载里了。

可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并非完全毫无接触。相反，西方的钟表、绘画、自动机械、宫廷风格建筑，正日益影响着皇家宫廷和王公贵族的生活。

只不过这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上流社会的娱乐消遣层面，所以才有西洋器物是“奇技淫巧”的说法。

一生都在追求科举当官的知识精英阶层，自然没有过多的兴趣，去研究了解中西方的内外差异。

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受限于社会接触面的狭窄，除了埋头种茶叶、造瓷器，交到中间商手里卖给洋人外，其余的也很少会产生什么概念。

可即便如此，乾隆仍对西洋贸易有所疑虑。

出于整顿海防的需要，乾隆中后期，清政府索性一口气关闭了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三处传统通商口岸，仅留海防相对严密的粤海关一处，作为集中所有对外贸易的窗口。

在广州这个唯一的通商口岸上，清政府也不直接与西洋各国交易，而是委派了一批商人组建“广州十三行”，代表官方具体负责相关的经营买卖。

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以商行上缴税收的方式归入皇宫的内务府。请注意，是内务府，并不是清政府的户部国库！也就是说，广州对外贸易的大宗利润，进入的是皇帝私人的腰包！怪不得乾隆有那么多银子摆弄圆明园。

乾隆推行“一口通商”国策的底气由来，主要原因在于清帝国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日常生产生活对外来商品基本没有什么需求。

反倒是西方的上流社会，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趋之若鹜，将价格拥趸炒作得十分高。以至于乾隆自夸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字里行间的优越感溢于言表。

这种需求不对等的非互补性贸易，结果就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买进少、卖出多得“出超”地位。欧洲国家的大宗商品除棉布外，基本没有其它能与中国做交易的货品，因而只能拿出真金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

直到欧洲人发现鸦片这种“商品”，才在于清帝国的贸易中扭转局面。

从当年马格尔尼勋爵送给乾隆的洋枪、火炮、战舰模型来看，清政府并非对西方的前沿军事科技毫无所知。但承平日久的清政府，就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

这也难怪，就连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的同治、光绪年间的清政府，都未能完全建成独立的国防军工体系保家卫国，指望尚沉浸在天朝上国地位，没有遭遇任何战败刺激的乾隆，去全面升级换代清军的武器装备，似乎也没什么动力。

清政府的落后，除军事装备和国防工业外，其实还有经济体系、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多个层面全方面的脱节。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刺激，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层开明派启动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精英群体，又催生出改革政治体制的实践；

最后还是“立宪国”日本，打败“专制国”沙俄的日俄战争，彻底将清政府激醒，就连戊戌年扑灭维新变法的慈禧本人，也亲自上阵搞起了比光绪还要大尺度的“立宪”。

因此，即便就算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从始至终延续比“一口通商”更大范围的闽、浙、江、粤四大海关对外贸易，清政府也未必能够持久立足于世界列强的队伍。

或许清政府会有沙俄那样的处境，凭借地大物博的块头，和国防军事层面的调整，暂时能够勉强支撑住几年。但日俄战争的现实，又已然表明宪政体制下的“小国家”，同样能够挑战落后专制体系下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