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将犯人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神秘的披甲人又是什么来头？

宁古塔并不是塔，而是一个地区，宁古塔里也并没有塔，只是叫宁古塔，《绝域纪略》讲过它名字的由来：“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满呼六为宁公，坐为特，故曰宁公特。一讹为宁公台，再讹为宁古塔矣。故无台无塔也。”它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一带，1616年成为清朝长期管辖的领地，不过也是清朝人的噩梦。

由于在北方地区，除了驻军在那里之外，长期杳无人烟，所以被称为“苦寒之地”，至于有多苦寒——“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甚至夸张到：“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于是清朝统治者灵机一动，把它作为流放制定地点之一，用来处理一些不好直接斩杀的犯人，1660年明末清初文人张缙彦“六月被捕下狱，十一月流徙宁古塔”，成为清朝把犯人流放宁古塔作为常态的开端；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1867年，清朝依然还有这项制度，当时叛将陈国瑞就被慈禧流放宁古塔，到死都没有能回去。

但流放宁古塔只要能撑到宁古塔，日子就会相对好过一些，尤其是一些原本有功名在身的文人，虽然地位的落差让他们不能心情抑郁，不过他们不用服徭役，还是会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平时种种田、写写诗、发发牢骚，要是有点志向，还可以开馆授课，有点中医知识在的，还可以当医生，如果从事商业，还能赚个盆满钵满。

所以流放宁古塔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翼王”石达开5岁儿子石志忠要是不死，那就是“牢固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后遣关外为披甲人为奴”，清朝电视剧里有人犯了大事就常常会有一句：“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这也并不是杜撰，而是确有其事。那么“披甲人”是什么人？

说“披甲人”要从满清八旗制度开始说起，八旗制度是满清核心制度，是一种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一开始是只把满人分为了黄旗、红旗、白旗、蓝旗四个旗，大家平时当平民百姓，但打仗要上战场，不过随着对外扩张，打仗的人数显然不够，所以就把投降的各族人民和奴隶分为镶黄旗、镶红旗、镶白旗、镶蓝旗四个旗。

皇帝对八旗有最高领导权，不过八旗依然会设立一个旗主，旗主还可以在满、蒙旗的每佐领中选拔20人，然后组成骁骑营，骁骑营的士兵就被称为“马甲”，他们或是组成禁卫军，或是驻防外地，驻防外地的一般都是混合编组，而且很多可能都是投降的各族人民，清朝对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是“披甲人”。

在后四旗也出现之后，八旗制度中就有了等级，八旗兵自然也出现等级，也就是：满族旗兵＞披甲人＞阿哈奴隶，披甲人也成为满族常说的二等人，他们地位并不至于太低，但会被要求在经常受到冲击且环境不好的地方长年戍守，呆得久了，心中难免积郁愤懑，常常会出现一些骚乱或者动乱。

为了稳定军心，清朝就会将一些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发配给他们发泄心中的怨气，还特别下谕：“凡属免死发遣之犯，伊主便置死，不必治罪”，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犯人充为奴隶，受披甲人随意指挥，甚至掌握生死，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朝廷的一种恩赐，但对于被流放到他们那里做奴隶的人来说，却是灾难。

1658年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文人吴兆骞，在自己的文中写下了与披甲人为奴的犯人常态，在那里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相当于劳作的工具，譬如那些在官庄的犯人，每个人都要上交远超负荷的粮、草、猪、炭、芦，所以“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五更而起，黄昏而散”“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皆骨瘦如柴”。

尤其是清朝1764年还重新规定了流放宁古塔的制度，特别强调：“为奴之妻子，一并给予原赏之人为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犯人本身要被流放为奴，犯人的妻子也要一并被流放为奴，所以女性家属备受株连，甚至更为凄惨，因为女子要遭受的惨痛经历往往更多，像那种为了强占其妻女，然后将其丈夫父母杀死的事件屡见不鲜。

总之，虽然清朝制定流放这种刑罚的对外言论是“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但与其说是“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不如说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清”，毕竟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充满奴隶制味道的严苛酷刑，只不过对犯人施加刑罚的人，从清政府那里被转嫁到了披甲人身上，对于被迫为奴的犯人来说，转不转嫁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