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平定西北区域后，实施了哪些措施，用以恢复地方经济？

左宗棠恢复西北地方社会经济的行动，从同治七年入陕就开始了，“每平定一地，即治理一地”，一直到光绪六年其离任。

其中因为陕甘总督例兼甘肃巡抚，甘肃的善后与恢复主要是左宗棠负责，而陕西的善后工作主要是由历任陕西巡抚刘典（署）、蒋志章、邵亨豫、谭钟麟等人完成的。

特别是陕西刚平定之时，左宗棠需要继续西征，上谕让刘典悉心负责陕省诸如赈抚黎民、安插人众之类的善后事宜。

安抚回族民众

想要恢复旧有的统治，重启战后的西北地方社会，就要先处理投降、受抚以及遭受战乱波及的回民（包括逃亡甘肃最终投降的部分）。

回民安置不妥，则战火就有可能复燃。当时安插数量不多的陕回却面临一定的困难：“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又不免他族逼处之虞。此安插之难也。”

最终在“勿任杂处”的方针下，施行“每收抚一批即安插一批”，将陕回安插在甘肃平凉、固原等地。

恢复农业生产

据估算，在同治回民战争期间，陕西人口损失约466万左右，战后尚存900万，甘肃人口损失1455.5万左右，仅剩495.5万。

仅仅死亡就如此之多，流离失所则不计其数。人民死亡流离则导致了粮荒：“战争持续的十余年间陕甘两省至少有68个厅县和地区发生粮荒，其中人相食的记载多达11次。”

旧有的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战乱、粮荒、饥荒、死亡恶性循环，因此恢复农业生产势在必行。

左宗棠等人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有以下几条：其一，给农民无偿发放生产资料。“划给田亩，酌发种籽、农器”，“甘肃克复一郡县，即发一处牛种、赈粮”。

这也使得回汉战乱难民成为恢复生产的首要力量。由于耕牛等牲畜在战乱中大多被杀，所以左宗棠花费军饷去购买耕牛，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等代替。

其二，招民垦荒。陕西主要是在渭北招垦，经过刘典派员经理“逐有规模”，其后在邵豫亨任陕抚之时，接续刘典继续办理开垦荒地，“北山垦务日辟，统计已在五分以上”。

甘肃则是施行鼓励政策：凡承垦荒地，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辖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田赋；招垦新户，立即入籍，在科考方面不受年限的约束。

其三，兴办屯田。屯田有军屯、民屯之分。军屯方面：“官军收复一地，安营设卡，派兵防守，文襄公便命这批兵在空闲的时候，利用近旁没人耕种的田地种庄稼。”民屯方面主要是在新疆哈密等地开展。

其四，清丈田亩。战乱不仅致使地荒，还致使土地占有混乱，因此左宗棠在甘肃和新疆按照土地肥沃程度划分土地的等级，重新进行了清丈田亩。

其五，改良耕作方法。左宗棠为“治田少而得谷多”，在甘肃庆阳等人稠地狭之地推广区种法；又为了保护农作物生长，减少蒸发，施行以沙压碱、细石铺地的方法。

其六，增加农作物品种。左宗棠在甘肃、新疆主要尝试推行的农作物有旱稻、棉花、蚕桑。

这与其昔年的东南经历有很大关系，但因为自然条件限制，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有差强人意的效果。以上恢复农业的措施，大概可以分为恢复类，即以恢复生产秩序为主要目的，前四项属于此类；增产类，即以增加农业产出为主要目的，后两项属于此类。

前一类的目的基本实现了，后一类则受制于土壤、气候等原因成效一般。

兴修基础设施

左宗棠、刘典等人为恢复西北地方社会经济，曾大量兴修基础设施。首先是水利设施。陕西地区的“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关中渭河以北旱原以及渭河以南的秦岭北麓高地······其他诸如富平、蒲城、部阳、韩城、大荔等州县”，甘肃除河套平原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都普遍存在严重的用水问题。

用水问题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左宗棠、刘典等人对此深有认知。

除了修渠和修坝等大工程之外，左宗棠还先后提倡在陕西、甘肃等地开凿水井，但效果并不好。

其次是修建道路。左宗棠修建道路本来是为了进兵及运输物资，但修成之后，对恢复地方社会经济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最后是修建城池。左宗棠主要是重修了兰州省城、嘉峪关等要地，以及为固原、庆阳等地新建置的县修建了县城。

经过安抚回汉民众、恢复农业生产、兴修基础设施等几项主要的举措，陕、甘、新恢复了元气，重振了生机，治理效果显著。杨昌濬曾称：“光绪四年，昌濬奉帮办新疆事宜之命，驻节兰州。是时，内地大定，已历数年。农趋于田，商趋于市，熙熙之利，陶然自乐。”

但受制于物资缺乏、财力薄弱、人口太少等客观因素，以及左氏本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如缺乏科学论证下强行施行项目），西北地方社会经济也仅仅只是恢复而已，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