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史：山东猛将遍地，为何没出现过“鲁系”军阀？

民国时期的山东为什么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军阀派系？

在各军阀势力中，山东籍的猛人非常多，比如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皖系的卢永祥，奉系的张宗昌等等。

尽管山东的猛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却从没扎堆抱团的形成过一股统一的势力。

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总有人问，山东有没有过军阀，或者为什么山东没有出现过大军阀。

今天的民国军阀史，临时加更一期，聊一聊山东为什么没出现过独立的军阀派系。

之前我讲直系的时候说过，直系中山东籍将领的比例非常高，高层的比例更是出奇的高，这在其他大多数军阀中是很少见的，一般民初的军阀都更信任本地人。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因为清朝时的直隶省就包括山东，所以直鲁是一体的。

更高级点的，还有说元朝的“中书省”。

这种说法就是瞎扯。

首先，山东在明朝时就独立建省了（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含辽东半岛），清朝也延续了山东的一级行政编制。虽说清朝的直隶确实包括今天山东的一些地方，但也只有几个县，比如德州的庆云县、菏泽的东明县，在清朝时就归直隶并不归山东。但当时河南、山西也有很多县也都归直隶。如果因为这个就说直鲁一体，那为啥直晋、直豫不是一体呢？

至于元朝时的“中书省”，地盘确实包括和今天的河北、山东，但也包括了一整个山西，以及河南和内蒙的部分地区。同样还是上面那个逻辑，如果直、鲁因为这个就会被绑定在一起，那为什么山西又被抛弃了呢？

更何况元朝的行政区划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元朝的行政区划不是按我们今天常见的“山河形变”原则，而是刻意让每个“行省”都不能凭险而守，以降低割据风险，性质更像是今天的军区，而不是省。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中书省”就更没有参考价值了。元朝时围着首都大都（今北京）的一大片区域被称作“腹里”，归朝廷的政务机构中书省直辖，所以也会被叫中书省，但性质上和其他那些“行省”是有些区别的。硬要比较的话，有点像以前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地区”，这里最早是林业部直管，黑龙江地方对这里的管辖职能很有限。

那么既然在行政区划上山东一直都是独立存在的，并没有和谁被并在一起过，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它不像其他省那样相对独立，以至于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军阀派系呢？

大概有两个原因，还都能追溯到清朝。

1860年，大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

战后，英、法、俄等列强逼迫大清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割地啥就不说了，咱们今天的重点是条约里的那些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包括稍早些的《天津条约》）。

大清朝廷为了方便管理在这场战争后被迫新增的北方的几个通商口岸，就新设了一个官职，叫“三口通商大臣”。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三个口岸，分别是天津、登州和牛庄。

天津和登州（山东烟台）大家肯定都比较熟，这个牛庄在哪儿呢？

明朝初年，大概在今天辽宁鞍山的海城市一带设置了一个卫所叫海州卫，在海州卫的辖区内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叫牛家庄，位置大概在辽河、浑河、太子河的交叉口。

这里曾经还有一座十分重要的内河港口叫牛庄港，是明朝海运漕粮进入内河后的重要中转站，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粮食运到这里后，会从这里再被转运往辽阳、沈阳、开原等地

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也正因于此，英、法才会把这里定为通商口岸。

只不过后来他们发现牛庄港距离入海口太远了，而一个叫没沟营的地方地理位置更好，所以他们就强迫大清把牛庄换成没沟营。而没沟营口岸后来被简称为营口。

也就是说，英法强迫大清环着渤海开了三个口岸，还分别能延伸至河北（直隶）、山东和辽宁（奉天）三个省。

而三口通商大臣就是管这三个口岸的通商、关防以及税收等事务的。

1870年，清廷又加大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除通商、税收等职能外，还能直接处理外交、海防甚至是军工相关的事宜。并且不再单独设置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并更名为北洋通商大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洋大臣。

而李鸿章就是在这年开始担任的直隶总督，同时兼任了北洋大臣。

所以李鸿章创建的水师才叫北洋水师，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才叫北洋新军。

也正是因为有北洋大臣的这个职权在，所以清朝后期的新军、工厂、军校、铁路也都是这些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们在主持。

而袁世凯则是清末最后一个担任北洋大臣的实权人物。

听到这可能有人要说是不是跑题了，并没有跑题。

因为不把前面这些说清楚，你们就不会了解，为什么袁世凯北洋系的基本盘会包括山东。

而且他还担任过山东巡抚，并且在任山东巡抚期间公然违抗了慈禧的懿旨，没有参与与八国联军的作战，这说明山东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之前就已经是他的核心根据地了。

这才是直隶和山东，或者说北洋系和山东强绑定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什么直隶省曾经管过山东的几个县。

那可能有人又要说了，这只能说明山东是被绑定在北洋系的船上，还解释不了为什么没出现过独立的军阀派系。毕竟其他北洋系的地盘也都互相独立。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说的第二点原因了，山东人的流动性太大。

这个流动性不止包括闯关东，或者说闯关东的影响还真不高。

这里说的流动性，主要是指读军校。

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全国各地都自办过武备学堂，比如咱们前面讲奉系、滇系、疆系的时候都提到过他们的本土军校。

对北洋系而言，影响他们最大的两所军校都设在了直隶地区（泛指，包括天津）。

一个是李鸿章创建的天津武备学堂，另一个是袁世凯创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还包括他们衍生出的异地班、随军班）

这两所军校因为都地处直隶，又都有北洋系以及淮系的背景，所以在初期的生源上，除优先考虑本地的直隶人外，比例第二高的就是李鸿章淮系的基本盘安徽。

而山东，作为北洋大臣的直辖地，又是袁世凯最初的根据地，还离河北这么近，所以山东籍学生在这两所学校的比例也是除直隶和安徽外最高的。

像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都是保定陆校前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来的，王占元（湖北督军）、阎相文（陕西督军）是天津武备学堂出来的。

皖系的卢永祥（浙江督军）、靳云鹏（国务总理）、张怀芝（山东督军）也都是天津武备学堂出来的。

而皖系首领段祺瑞和直系首领冯国璋作为袁世凯最早的核心班子，分别担任过北洋新军最初班底北洋六镇的一镇长官。而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只会来北洋新军中从军。

此外，他俩也都参与过袁世凯时期军校的创建，甚至是直接授课。

所以北洋系的班底被他俩瓜分的最多。

直隶人投冯国璋，安徽人投段祺瑞，而山东人则谁都跟。

除他俩外，也有投奉的如李景林（直隶督军），还有投冯的如郑大章（骑兵军长），这俩都是保定陆校出来的。

也就是说，从这些山东籍的军官，在他们还在读军校的时候，就已经顺理成章的在未来的直、皖中间选了一家，并没有自己同籍贯的老大可以选。

就算是改换门庭，也是在直、奉、皖、冯这些原北洋系的体系框架内来回跳，毕竟对面要么是自己当年的同学，要么是最初从军时的战友。

更不要说驻守在各地的山东籍士兵，也是从袁世凯任大清的山东巡抚时开始，就已被混编在了北洋的各支部队中了。

这就是为什么山东籍军官没有自发形成过一个齐鲁体系军阀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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