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对谈班宇、岳雯｜有了文学的心跳，影像才能一直活下去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在年初的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中，少年王阳写下的诗歌成为贯穿全剧的隐线，以及剧中多处具有文学意味的情节对话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由作家班宇担任文学策划的影片促成了文学与影像的一次奇妙共振。

实际上，早在1988年，《红高粱》的横空出世，宣告了“第五代”导演以不可阻挡的姿势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潮。而这批导演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与先锋文学写作的密切联系，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名字，频频与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强烈的化学反应，造就了新时期以来最让人瞩目的文化风景。

在接下来的电视时代里，文学同样未曾缺席，王朔、海岩这样的流行文学弄潮儿，也活跃于长篇电视连续剧领域，诞生了《渴望》《过把瘾》《永不瞑目》等一批铸造国人情感心理结构的经典好剧。文学与影像的相互激发也延续至今。

在谈及近年来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新一波热潮时，《收获》杂志的编辑吴越写下了“文学是电影的心跳”。她曾在《文汇报》做文化记者十余年，后转行成为了一名文学编辑，也是班宇、双雪涛、郭爽等作家在《收获》发表第一篇小说的责编。近日，吴越的新书《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出版，书中收录了她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访谈、座谈和非虚构写作尝试。

这些年来，吴越的受访者中有许多人的作品已经或即将被改编为影视剧。在文学影视化逐渐成为趋势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文学与影像的关系，文学是否仍然能赋予影像“心跳”？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第160场活动中，我们联合活字文化，围绕这一话题，邀请作者吴越与作家班宇、《文艺报》副总编岳雯展开了对话。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吴越 著，活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01 文学带给影像的，除了故事，

还有一套叙述办法

谈及文学与影像的关系，吴越认为，影像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或片段就是文学。文学会以各种面目出现在生活当中，它不仅仅透过文笔显现，更深藏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中。正是这个态度，才让影视能够持久活下去。

在吴越看来，布列松最为贴切地描述了文学与影像的关系，他曾提出电影影像的节奏是心跳的节奏、是文学的节奏，也是呼吸的节奏。而没有文学支撑的影像，可能对观众的冲击也有限。吴越提到近来热播的电影《碟中谍7》，认为影片中的多处对话具备“文学的感觉”。例如，影片中提到一种AI消失术，称AI可以擦掉一个人的痕迹，并且在各种监控探头中都难以发现他。但即便如此，片中还提出，什么痕迹都可以被AI擦掉，只有这个人被倒映在镜子当中的形象不会被擦掉。

不少影评中将文学与影视交融的时刻称为“文学性”。对此，作家班宇表示这个词令他反感。所谓的文学性似乎指向的是某种无法自圆其说的所在，人们将半懂不懂的东西都笼统装入“文学性”。但究竟什么是“文学性”？

班宇提到诗人刘天昭在朋友圈分享的一首新诗令其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句是，她引了之前一个记者朋友的话。她的那位朋友曾讲述说，自己在一个很孤绝的境地中突破一个调查采访，并感慨‘何以孤军深入至此’。刘天昭在那首诗后半部分就说，能深入是因为当时的世界还有深度可言，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个平面了，我们还有什么深度可言呢？”

作为影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班宇认为，文学能带给影像的，除了故事之外，其实是一套叙述办法，即什么人在以什么视角说话。在班宇看来，如今大量影像的叙述方式仍是一种上帝视角的叙述，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类似于将一个人一生中的几个瞬间切片，然后重构，最终用倒叙或插叙的方式呈现出来。班宇认为这部分是真正属于文学的。

相较于班宇跨越文学与影视两个界别都有工作经历的身份，岳雯说自己更像是一个隔岸观火的人。她对吴越在书中的一个观点印象很深——电影给观者的是日常的存在之思，而文学给的是超越存在之思的那些无法被转译的部分。“文学可能是一个光，一个从电影内部发散出来的光，当这个光照亮的时候，它并非停留在这个故事到底动不动人、是否能让观众在电影院好好地把这个电影看完，而是看完之后是否能若有所思、若有所诗，或者是否有一种始终去回味的怅惘。当我们说一部电影具有文学性的时候，可能指的是这一部分，这是超越技术性环节的，一个更高层面的、看待故事的部分。”

我们之所以需要电影，是因为我们要沉浸式地体验我们已知的日常、无常和非常。我们之所以需要小说，是因为在日常、无常和非常之际还有我们所未知的转换方式和转运空间，恰可容下心灵。

——吴越，《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

近年来，吴越注意到随着新一代作者的崛起，一批新的影视作品正在出现，它们和文学结合紧密，这可能会再现或重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影视剧的盛况。为什么文学的影视化对小说家而言同样是有吸引力的？

吴越认为，影像化能够让虚构的文字和真实世界发生关系，进而生成一种新的现实，这是真正能让作家激动的原因。“即使你有10亿个读者，这10亿个读者是真的，也读了你的小说，但它仍然存在于‘读’当中。假设有一个剧组，在2020年的10月1日这一天开始开拍你的一个小说，书中的故事就和真实世界的时间轴重合了。这一天的天气，这一天演员的心情，他穿的衣服等，全部和虚构的东西混合在了一起。”在吴越看来，这是影像能够给文学带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让文字变成真实的一部分。

O2 个体与世界的碰撞才最终使其成为

有别于他人的人

不论是作为文化记者，还是后来的文学编辑，吴越称“内心一直是一个观察者”。《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收录了近十年来她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

谈及与这些作家的相遇，吴越说自己最关心的是流动中的人如何认识自己并接纳环境。在其看来，现代社会中个体已经不再可能度过康德那样的一生，能够80年来持续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如今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经历程度不一的环境的变化，慢慢发现不是世界变平了就会更容易相处。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体与世界的碰撞才最终使其成为有别于他人的人。

在吴越的受访者中，作家勒克莱齐奥曾经历过漫长的旅行。从法国到非洲，此后辗转中国多地，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始终混杂着多重记忆，这些记忆又提供给他新的刺激，让他不断生长出新的边界。而金宇澄经历过父辈一代难以言喻的惆怅与失落，曾在东北当马夫多年，后又回到上海，逐步夺回失去已久的发言权。因此，金宇澄会带着更深的眷恋审视这个城市的细节，由此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宇澄。

在身份的转换层面，陈村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早年间极具实验风格的作品影响了后来许多作家的创作。吴越回忆说，她最初感兴趣的就是陈村的身份。他是文坛的资深作家，“有次活动上，陈村来了，苏童、余华等都在旁边。但是陈村可以大咧咧地，直接开他们玩笑，大喊一声说‘你们都过气了’，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后来，陈村慢慢走到幕后，他拿起相机开始拍照。

在吴越看来，写作的陈村和拿起照相机的陈村是同一个陈村。在《陈村：上海最资深宅男》中，吴越称她想写一个时代当中的人，这个人可能不一定时刻在前头，这样的人他会想什么以及做什么。

“其实作家是一种人格。当一个人选择成为作家时，他（她）选择的是一条很难回头的路。因为他将以作家的人格活下去。”吴越提到，法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曾将自己比作一面鼓，任何遥远地方发生的灾难、痛苦，与这个时代有关的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在作家这面鼓上形成映射。

尽管这是一本围绕知名作家的访谈合辑，但班宇称，书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文章是一篇特稿《重返光明街》。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2008年5月，四川都江堰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四年级女孩经历了那次地震。此时距她确诊已有三年，那天上午，她从成都化疗回来，由于老师的援救，她并未因此受到身体上的损伤。不过，灾后世界需要救援的人太多，没什么人顾得上这个女孩。女孩的父母四处奔走，准备再要一个孩子，以取脐血来救治女儿，可命运却依然在捉弄这一家人，次年，弟弟出生的两周之前，女孩不幸离世。事后得知，新生儿与故去的姐姐血型不同，无法相配。

班宇在《径直走入虫洞》一文中提到，透过这篇报道，“完全可以想见这个家庭的全部历程，焦急、叹息、痛苦与希冀，以及被迫置换出来的卑微愿望”，它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际让读者一次次往返于一个或一群人悲愤无力的心间。吴越曾在文末写道，“愿光明街从此与光明同在，因为它是如此不起眼的一条街……因为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国家的肌体中一根毛细血管所能达到的尊严、善良和韧度——而竟意识不到自身的伟大。”

“文学是不是我们重返光明街的一条路径呢？至少对于我们这些一厢情愿的人来说，我希望它是。”班宇说。

整理/申璐

编辑/张瑶 王菡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