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英国激进运动的影响，英国又是如何做的

自 1688 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实则是贵族寡头统治，而且贵族的这种统治优势至少一直保持到 19 世纪初，所以，学术界一般把 1688 年至 1815 年英国的政治制度称之为“旧制度”。

18 世纪后半叶起，随着工业革命过程的开启，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挑战旧制度，要求议会改革、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这就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激进运动。

18 世纪 60 年代的威尔克斯向君主权力、议会选举制度、司法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响彻英格兰的政治口号。

此后二十多年时间，英国的激进运动没有突出进展，直到 18 世纪末才走向复兴。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使新兴中产阶级实力不断增强、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环境的刺激，如北美独立战争尤其是1787 年《联邦宪法》的签署，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特别是后者，法国人民在几年之内推翻了君主制，摧毁了贵族的特权，制定了新宪法，成立了共和国，这次革命对英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第一，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伯克与潘恩的宪政大论战，这是较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第二，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对法政策的变化；第三，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第四，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的保守主义；第五，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激进运动的关系。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英国宪政辩论为起点，接下来从激进政治团体复兴与创建、辉格党的分裂及其左翼的激进运动、18 世纪末激进运动的衰落等方面阐述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影响，以期对此时期英国的政治格局、阶级结构的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光荣革命是英国宪政史上的一大转折，它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在百年间历经波折，尤其是18 世纪 60 年代乔治三世上台之后的个人专制倾向更是对君主立宪政体的挑战。

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制定新宪法的行为对英国人的震撼，汇同他们对百年宪政历程的思考，引发了一场宪政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一方的主角是埃德蒙·伯克。

伯克曾主张限制王权，也曾支持美洲殖民地的斗争，但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他就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害怕英国效仿法国破坏传统。

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中指出“：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维护传统，传统保障了社会的存在，因此是社会的基石。

法国大革命正因为破环了传统，才把法国引向崩溃；英国不可步法国的后尘，它必须维护传统，保障国家的安全。”

伯克害怕革命对传统的破坏，他以保守思想作为武器来维护英国宪政传统。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其主要原因是大革命所倡导的人权原则，人权原则有悖于英国宪法精神。

他认为社会是经由漫长历史传统孕育而成的，英国的君主制、贵族、法律、国教等都因其具有历史连续性而合法、合理。

再者，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暴民领导的政治运动，这些暴民没有理性，受激情支配、一时冲动“，革命的信号是来自传道者的讲台，人们因为盲目跟风和心血来潮随意地改变国家的制度，推翻政府并且破坏了国家传统的延续性，人类的道德将经历严重危机。”

所以，他预见法国大革命将成为一场暴虐的破坏运动，那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都将被摧毁。

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正如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说过另一句话“，一个没有变革方式的国家，就没有它继续存在的方式。”

即要在尊重英国宪政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但不能进行革命，变革的目的是使传统得以延续，破坏根基的革命注定会背离初衷。

作为对伯克《法国革命感想录》的回应，托马斯·潘恩把新法国和旧英国的宪法进行详细对比，1791－1792 年分上下两册出版《人权》一书。

该书在英国中下层人民中广受欢迎，销售量曾达到 20万册。

潘恩认为，人的权利可分为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天赋权利的保障。

在此基础上，他对英国的君主制、贵族制、继承制进行猛烈批判，提出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政治不应当由少数寡头垄断，而应当成为全民的事业，任何政府只有保障全体人民生活、自由和取得幸福，才可以接受。”

政府的任务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安全、自由、平等地活动。

如果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它就是非法的政府，人民有权推翻它，建立起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政府。

再者，潘恩认为，任何人要想保护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拥有选举权“：选举政治代表的权利是用来保护其他权利的首要权利。

剥夺了这项权利，就是将一个人变成奴隶，因为奴隶就意味着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而一个在政治代表选举中没有投票权的人就处于这种境地。”

1789 年光荣革命 101 周年纪念会上，激进派对法国革命进行大力宣传，详细介绍法国革命中的激进事件，赞扬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君主专制，并鼓动欧洲其它国家向法国学习。

英国激进分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之下，认为英国政治改革的契机已经到来，沉寂多年的激进运动开始复燃，各种激进政治团体纷纷建立。

首先，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宪法知识协会”再次积极展开活动。

该协会成立于 1780 年，1784 年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

恢复后的宪法知识协会成为 18 世纪末英国最重要的中产阶级改革团体。

为表示对法国大革命的尊重，他们还把法国人巴列尔和罗兰接纳为协会的名誉会员。

辉格党人成分较为复杂，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上观点各异。

如前文所述，理查德·普赖斯在法国大革命伊始就积极地支持与宣传，作为辉格党成员，他的言论很快引发党内其他人士的讨论。

支持者如议员霍普伯爵，他认为法国成为了公民与宗教自由、政治变革的典范；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认为巴士底狱的陷落是“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最伟大事件”，法国新宪法草案是“在所有时候、所有国度中，在人类诚实基础上所建立的最卓越、最光荣的大厦。”

反对者中最著名的即埃德蒙·伯克，作为保守派代表，他支持小皮特政府，与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左翼渐行渐远。

在议会改革方面，1792 年 4 月，辉格党左翼的查尔斯·格雷、贝德福公爵等组织了“人民之友协会”。

该协会的成员多为贵族政治家，其组织者格雷勋爵后来甚至主持了 1832 年的议会改革。

虽然福克斯没有公开加入该协会，但他对协会提出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支持，这使辉格党进一步走向分裂。

1794年5月31日，“人民之友协会”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了成立协会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古老的和强大的法国君主制在舆论的压力下突然跨台，这是由于人民长期遭受苦难而愤慨万分，又因当道者拒绝及时纠正时弊，以致最后被迫走向极端和绝望。

我们业已看到，而且每天都在痛苦地看到，一场不管基于何种原则或源于何种原因的突然革命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因此，我们试图（也许是错误的，但却是诚恳而认真的）采取一些我们看来是安全和有效的手段，以防止我们国家出现必然与此类动乱俱来的灾难。

与中下层的激进运动不同，该协会反对英国进行革命，害怕英国像法国那样发生破坏性的暴力革命，为避免革命的发生，他们主张在现存宪法基础上实行温和的改革。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吉伦特派执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处决了路易十六，1793 年雅各宾派建立专政，这时国内社会动荡、经济混乱、保王党叛乱，还有来自国外反法同盟的打压，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使雅各宾派走上了恐怖统治的道路。

设立断头台处决嫌疑犯，打击垄断分子，实行限价，开展“非基督教运动”等等，这些措施作为应急之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定社会、恢复经济秩序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的破坏力波及了大量无辜民众，带给人们一种无序与混乱的恐怖感。

这种气氛也传播到了英国，使英国改变了起初对法的中立态度，积极筹措对法战争；社会财产的肆意破坏以及生命的血腥残杀，也使民众尤其是有财者的态度由赞扬、同情转变为担忧、抵制。

所以，当国内激进运动正呈风起云涌之势时，英国的保守势力担心法国的历史会在英国重演，英国的激进运动也会走向极端，从而颠覆英国的君主制、贵族制。

所以，保守势力对法国做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即从法国巴黎撤出公使，同时驱逐法国驻英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