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想收编红军，还打广告找周恩来谈判

1936年，中国正处于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一方面，连街头小贩都知道，日本时刻都可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在加紧追剿红军，继续内战，因此，但凡有点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都会发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呼声。

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费尽力气还是不能彻底剿灭红军，那么是否应该改变策略，变剿灭红军为收编红军，让红军成为抵抗日寇的“炮灰”？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狠毒的，对他来说是一举两得。

不过，因为这些年来的围剿，蒋介石知道共产党和红军不会这么轻易上当，而且联系起来也不方便，于是，他就把目光放在了苏联。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受共产国际领导，在苏联有着完备的组织，而国民党当局也与苏联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于是，蒋介石就给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邓文仪发去一封密电，让他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联系。

邓文仪告诉王明，如果红军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国民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整编，提供武器粮食军饷，红军立即奔赴内蒙古前线抗日。

王明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一个人说了不算，需要集体讨论，就建议邓文仪回国到陕北找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

邓文仪一开始答应了，但是很快他又害怕了，怕什么呢？国民党那几年和红军打得那么惨烈，用“血海深仇”都不足以形容，他这个国民党高官如果去了陕北，还不得被人打死啊？

所以，邓文仪就提出，双方可以到德国柏林谈判。

王明觉得，这根本不可能，邓文仪也根本没诚意，就不再理他了。

第一个沟通的渠道断了，蒋介石只好试试老办法，让人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请你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有要事相商。”

“伍豪”，就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一般人不知道，但是与之相关的人都知道，所以，蒋介石就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引起共产党人的注意。

不出所料，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消息，立即转告给了陕北的中央。毛主席得知后，也很重视，同意与国民党秘密联系。

于是，蒋介石就请宋庆龄出面，派董健吾前往陕北，传达国共合作的意思。

蒋介石的意见主要包括：停止进攻红军，释放政治犯，联合全国抗日武装，“接济”红军。

我党也有初步的意见：停止内战，组成抗日联军，红军可以接受改编，但共产党要独立指挥。

随着双方的秘密谈判不断加深，毛主席还派自己的秘书周小舟到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不过，蒋介石想要更高级别的谈判代表，并点名要周恩来。

事关重大，我党决定先汇报苏联和共产国际，于是，潘汉年就去了莫斯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后，表示了支持。

于是，1936年8月25日，我党正式改变了之前的“反蒋抗日”口号。

9月下旬，蒋介石要求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谈判，我党回复说，国民党必须先停止对陕北的包围进攻。

10月8日，国民党送来给周恩来办理的证件，但是因为国民党迟迟不肯停止对陕北的围困，再加上蒋介石一贯阴险狡诈，我党就改变了主意，由潘汉年代替周恩来前去谈判。

蒋介石觉得共产党不够诚意，双方的沟通出现了停顿。

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因此，国共双方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红军仍然在寻求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就有了“宁夏战役”和“西路军西征”。

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就下令停止与共产党的沟通，全力以赴继续剿灭红军，甚至亲自飞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我党早就和张学良、杨虎城秘密联系过了，而且有了组建“抗日联军”的想法，因此，张杨二人在劝说无果后，毅然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最终答应了合作抗日，从此，国共合作抗日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并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国共谈判六十年》《近代史研究》《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