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抓的蒋介石上校侍卫揭开谜底：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是真心还是假意？

沈醉是哪一年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979年，一说为1980年，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决定是1979年下的，宣布时间是1980年。

1979年11月21日，沈醉给1975年特赦的部下、蒋介石的上校侍卫赵秉钰写信说：“30年前，我们在昆明被迫参加起义。直到最近才把所有的有关档案调京，政府已给我改正，将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领导上并对此表示歉意。（下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均出自赵秉钰回忆）”

沈醉被特赦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既回忆自己，也回忆别人，咱们今天换一个角度，看看别人回忆录中的沈醉：他该不该在1960年被特赦？他是真心拥护起义的中将游击司令，还是想假起义真卧底的保密局特务？

赵秉钰也像他的“小老长官”、“小老教官”沈醉一样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叫《沈醉与我》：“我自1941年进军统贵州息烽特警班（又称息训班）时起，就听到了沈醉这个名字。老特务教官们在谈论之中，常说沈醉的擒拿技术如何高明，他的枪法如何准确，又说沈醉如何会办案并获得戴笠的特别宠信。”

新特务赵秉钰只比小老特务沈醉小三岁，赵秉钰还没从特训班毕业，沈醉就已经于1942年，从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督察长升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除了“带衔进修”的，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新人，成绩最好的也就能混个中尉。

中尉赵秉钰和少将沈醉原本不会有太多交集，但是赵秉钰运气好，他于1943年息烽训练班第五期情报系毕业后，又进了“重庆高干班”接受短期培训，然后就直接被分配到了军统局本部警务处——当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特训班学员却有铁饭碗，您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

如果赵秉钰一直留在军统局本部或一直在江西站任职，他跟沈醉只能算是有香火之情的上下级，但是赵秉钰运气好，又在抗战胜利后被调去给老蒋当侍卫（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于是清朝的粘杆处三等侍卫就可以跟明朝的锦衣卫指挥使肩膀头齐论弟兄了：“我与沈醉又同在南京了，由于他妻子粟燕萍（即雪雪）是我的前期同学，虽然她比我小三岁，可我还是叫她‘粟大姐’。粟燕萍的弟弟粟一鹤，又是我在军统息烽训练班的同学，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使我与沈的友情不断加深，我也常去他家里走动。”

我们看电视剧里的很多军统（保密局）高级特务都当过老蒋的侍卫，这是真实的，就连沈醉，也曾被戴笠推荐给老蒋夫妇当贴身保镖，这也是后来沈醉要跟毛人凤抢局长宝座的原因之一。

老蒋的侍卫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除了保护老蒋的安全，还会直接受命于老蒋和俞济时，去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已经跟老蒋逃到岛上的赵秉钰，在1949年11月以“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身份为蒋去云南做前期安全准备，临行前，总统府侍卫室侍卫长施觉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共同给他下令：“卢汉思想动摇，态度暧昧，动向不明，已不可靠。我们已经去电通知，请沈醉运用他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的公职，提供掩护你们警卫活动的各种方便……”

赵秉钰一听这话就有点心虚：看来此去并不是当警卫那么简单，如果与蒋同去同回，还用在云南弄一个假身份吗？

虽然知道此行不太安全，但赵秉钰还存有一丝侥幸，认为纵然发生了天大的事，也可以依靠与他情谊深厚的沈醉来解决。

11月9日，赵秉钰在跟随老蒋到达重庆后的第五天转飞昆明打前站，息训班的同学谭瑞麟、陆伟林在迎接时大为惊诧：“我们都在准备跑路，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当时卢汉起义的风声已经传遍大街小巷，特务们更是了如指掌，在地头蛇的提醒下，赵秉钰吓得想马上丢下全组人员逃跑却有点不敢：“有好心人劝我赶紧飞逃台、港。但是我考虑到，丢掉全组背着沈醉逃台湾，毛人凤、施觉民会放过我吗？即使到了香港也难活命。”

赵秉钰不想留又不敢跑，只好给重庆发报：“此间情势万分危急，先生（指老蒋）请勿来昆。”

俞济时回电：“电悉。该组暂在昆待命。”

眼看溜不掉了，赵秉钰就独自跑到昆明市复兴新村51号沈醉的家里去摸底，沈醉对这个小兄弟也没有隐瞒：“贵阳已经不保，解放军直指云南，昆明危在旦夕，国民党已临全面、彻底崩溃的绝境，无能为力了。卢汉准备起义，早有迹象。如果他真来这么一手，我们也只有跟他的行动，参加他的起义了。而现在还言之过早，不可过于紧张，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从赵秉钰的回忆中，我们能看出与毛人凤积怨甚深的沈醉，已经不准备离开昆明了，那个刚接到的“中将游击司令”委任状，也被他看成了催命符。

忐忑不安的赵秉钰终于在12月9日晚6时许接到了沈醉的电话：“刚才接到卢主席电话，通知我马上去参加紧急会议，还有李军长（李弥）、余军长（余程万）也都参加，你赶快带领你们全组人员，到我们保防处来集合。我在11点钟以前就会回来，你们千万不要离开。”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沈醉在赴会前已经解下昼夜不离身的手枪，只带了十两一根金条，这摆明了是知道有去无回，他不让赵秉钰小组离开，显然是想好了怎么“安置”他们。

沈醉一去不返，电话也没打出来，据沈醉回忆，他当时看情况不妙，是准备用走廊里的电话往外通报消息的，结果被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拦住了。

赵秉钰带着全组二十余人在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集中待命，然后就等来了荷枪实弹的云南保安团侯国熹副团长和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请你立即把全部人员、枪支弹药、经费、电讯密码本、档案文件交出来！”

那二十多个自恃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侍卫还想负隅顽抗，却被赵秉钰制止了：“沈醉已去参加卢汉召开的会议，即使这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也必须等他回来解决，我们决不可同他们发生冲突，这样会影响沈醉将来对问题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将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

第二天上午，赵秉钰和手下二十多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被关进了监狱，十多天后，又看见了他最不想看到一幕：“沈醉也被送进了昆明监狱，而且进来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在他后面走着的第一个人是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第二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第三个是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第四个是保密局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他们五人中，只有沈醉没戴脚镣。”

1960年11月，沈醉获得特赦，1975年，赵秉钰也获得特赦（很多人在第七批特赦名单上找不到赵秉钰，这也很正常，他这个上校还不够级上公开的名单）。

赵秉钰和周养浩一样，特赦后都没有像沈醉一样留下来当文史专员，而是一起申请去台，申请获得批准后，他们在送别宴会上，见到了杜聿明、宋希濂、侯镜如和沈醉，在民族饭店，沈醉和赵秉钰足足聊了一整天，也没能说服他留下来。

赵秉钰当然会后悔自己没听沈醉的话：他们到香港后，台当局拒不接收，周养浩被女儿女婿接到了美国，赵秉钰又灰溜溜地原路返回。

沈醉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后，又亲自书面作证，说赵秉钰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于是赵秉钰先于1982年4月24日被定为投诚人员，又于1985年6月5日收到了起义人员证明书，算是跟沈醉一样身份了。

按照赵秉钰的回忆，沈醉当年参加云南起义是真心的，但是他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命令手下特务全部交出武器和电台后，又跟后来反戈的余程万李弥结为“七兄弟”，这件事就很难解释清楚了：李弥余程万假起义真顽抗，沈醉是不是脚踏两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