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维护民族利益的?因何事批评李鸿章的痞子腔?

发布时间:2023-03-17 13:19:24 发布人:hao168

撰文|赵立波曾国藩去世后,慈禧委派其子曾纪泽出使外交官,说出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慈禧所说的“这等事”便是外交工作

撰文|赵立波

曾国藩去世后,慈禧委派其子曾纪泽出使外交官,说出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慈禧所说的“这等事”便是外交工作,与当时的英、法、俄打交道,对于一个国力虚弱,屡遭当时帝国主义欺凌的国家来说必然是吃力不讨好,正如慈禧所说“必有骂你的时候”,恰恰是对其父外交工作的一种难得的肯定。

曾纪泽对答说:“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听了也不由得感慨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一、宁可不要买来的舰队。

1863年的春夏之交,一支火力强大的舰队从英国起航,驶往中国。舰上的人都是英国军人,然而这个舰桥上悬挂的确是大清国的龙旗,当时英国报纸把这支舰队成为“中英联合舰队”,而中国把它叫做“阿斯本舰队”。

原来这个所谓的“阿斯本舰队”是英国借机高价卖给中国的舰船,却又交给英国军队操控,这本身就是严重侵犯行为。中国本不想组件“阿斯本舰队”,只要英国舰船和英国培训中国人员即可。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出乎意料,英国李泰国跟英国皇家水军阿斯本私下签订协议,叫阿斯本私自招募600人,指挥权交给阿斯本全权负责。

当时清朝的总理衙门完全不了解内情,当知道这根本不是买舰船,而是来了一支雇佣军时,既气愤又无奈。在与英方代表李泰国交涉中,这个英国人竟然刷起舞来,胡搅蛮缠最后无奈,只能把这件棘手问题踢给了在南京激烈决战的曾国藩。此前曾国藩直到购买英方舰船,并且用于装备湘军,曾国藩甚至已经物色好谁来负责这一舰船水师将领,当曾国藩知道这艘买来的舰船被英国操控后,大为震怒,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对总理衙门的做法十分失望。最后他提出解决办法:干脆把这个七艘舰船退回去,大不了这百八万两银子不要了。将舰船分赠各国,将英国士兵遣散回国。总理衙门收到曾国藩意见大为震惊,花了这么多钱,你说不要就不要了,曾国藩的目的在于打击英方嚣张气焰,另外就是对总理衙门涉外事务的糊里糊涂的强度不满。

曾国藩最不希望外国军队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强势干预下,出了遣散费,把舰船卖掉,也决不允许外国干预。虽然最后损失了七十万两白银。如果英国当时的计划实现了,那么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一开始就被外国人操控。正是曾国藩的坚持下才彻底改变了历史。此后,英方代表李泰国被中方免职,几乎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安庆,曾国藩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艘叫《黄鹄号》木殻轮船,在长江中航行。虽然这艘小火轮只有每小时13公里,却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在长江他甚至透过茫茫雾气,将目光投注到远方,引领了此后中国人的自强运动。

二、以诚外交不打痞子腔

在天津教案期间,是再次中外冲突的一次剧烈震荡,清政府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以至于临行前留下遗书。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蒙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再次被骂为“卖国贼”等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然而曾国藩处理此事以现在眼光来看并无大错,就在曾国藩返回南京任上,时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前来送行,二人对此事件交换了看法。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师以津事相告,且以办理不善自谦。先是师为洋人辩无挖眼剖心之事,奏牍再上,中外哗然,至有联名致书诋之者。余问斯事有验否?师言:到津后曾亲讯闹事之人,如有丝毫凭据,许为奏办,乃辞皆游移不近情理,穷其所往,则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议,然不得不尔。”就是说天津教案中国人错在前,并且杀了许多洋人,对于慈禧操纵民意,不辨黑白搞外交很危险。

赵烈文听了曾国藩的解释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虽烈,亦必以为必无。天主教不是邪教,怎么会吃人,形同豺虎。中国人不求真相,妄以名义自居,至边衅一开,则又束手无策。”接着赵烈文说,当初害怕老师迫于舆论压力,动摇最初意见,所以我特意写给您信,坚持辨明曲折是非,后来看到老师的第二疏,我才放心。最后赵烈文总结说:“天下事但患胸中见地不真,苟是非当矣,外来嚣嚣之说,直等之时鸟侯虫可耳”。

曾国藩终生奉行儒家理学思想,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以公正、客观的诚实态度对待,缺少圆滑变通势必难免。天津教案后,朝廷委派李鸿章接手处理后续工作。曾国藩跟他交接事宜时特意问他:“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先是谦虚一番:“门生正要向老师讨教。”然后道:“与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同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瞧瞧?”李鸿章马上意识到曾国藩很生气连忙说:“门生信口胡说,望老师指教。”曾考虑良久,道:“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

早在南京期间,曾国藩对外交极力维护民族利益,英国使臣要曾国藩禁止上海船只装豆饼,曾国藩予以言辞拒绝:“中国小民太苦,轮船入河内,则中国船无复人坐,中国小民便皆饿死,此事万万不行。”最后这个英国使臣只有退去。

晚年的曾国藩大力提倡洋务,力荐清政府外派儿童出国学习,以期学习先进的西方科技知识,这些人后来回国都成为了近现代以来的科技先驱,可以说苍茫的大海之上,寄托了曾国藩无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国家要富强,就是要不断跟进时代发展,一个集传统思维于一身的曾国藩能如此前卫,实在不同寻常,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身边的赵烈文等人的影响。

虽然曾国藩对外坚定立场,但是国力虚弱,最终造成了其外交生涯的重大悲剧,为腐朽的清政府背了大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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