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也是苏联解体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经评价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认为，不仅仅如此，托尔斯泰也是苏联解体的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1917年11月7日晚九时，列宁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了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之后建立）的所在地——冬宫，并于次日凌晨占领。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

苏联似乎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其实不然，俄罗斯人为推翻沙皇专制，前后奋斗了将近一百年。从来就不存在不流血的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到1922年苏维埃联盟的正式建立，这一段时间与邓尼金，高尔察克的白俄以及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无比残酷艰难，可以从《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这两部小说的描写了解。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随后辞职。他打电话报告老布什：“亲爱的乔治，今晚我正式终结了苏联，你可以美美睡上一觉了。”

老布什说：“亲爱的米哈依尔，你不辱使命，我代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你放心地去吧，至于善后，我和叶利钦总统早已商量妥当了，没你的事了。”

苏联解体似乎是这一夜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两人之间的事。

苏联解体时，我们一脸懵逼，像极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第一章，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实践一个理论就把两个老太婆给杀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位置没坐热，就先按照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谆谆教诲的理论把国家给终结了。

《罪与罚》从第二章开始，向我们逐渐揭开罪犯的人格特质，罪犯的犯罪细节，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最后，在沉重的罪恶感压迫下，寻求惩罚以获得救赎。

我们对苏联的了解正是从苏联解体之后获得。

苏联解体其实开始于赫鲁晓夫作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之后，苏联大厦的裂缝开始出现，根基开始动摇。这个报告动摇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领导层内部的道德信心，罪恶感开始占上风。

说什么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纯粹是一个噱头。

其次，关于集中营的报告开始流传，起初并不为西方相信，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彻底使西方尤其是亲苏的西方知识分子相信了关于集中营的说法。这加深了苏联领导层及知识分子的罪恶感。

“罪恶感”和“赎罪意识”是俄罗斯文学的主题。

托尔斯泰的《复活》叙述了一个曾经诱奸女佣玛丝洛娃的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赎罪的故事。聂赫留朵夫为解救身陷囹圄的玛丝洛娃四处求告奔走，最终放弃奢华的贵族生活，放弃农庄，将田地分给农奴，和玛丝洛娃一起踏上流放的西伯利亚之路。

这几乎就是疯子一般的不可理喻的行为，但是罪恶感的力量就有这么强大。

托尔斯泰有多富有？

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波良纳庄园至少有5400英亩，三百多个农奴。《战争与和平》为他赚取2.5万金卢布，他用此款在下诺夫哥罗德买下40平方公里的庄园。《安娜卡列尼娜》为他赚取2万金卢布，《复活》为他赚取2.2万金卢布。

如此富有，他幸福吗？

托尔斯泰1869年9月计划去买一座庄园，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惧。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惧”。这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大篇幅的描写列文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无神论的列文最终虔诚地皈依东正教。

我们知道，《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男主角列文和《复活》的男主角聂赫留朵夫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

托尔斯泰的罪恶感就是聂赫留朵夫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恶感不同，托尔斯泰的罪恶感是来自于宗教信仰激发的内省意识：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他在作品中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托尔斯泰主义，而俄罗斯广泛的贫困，对比托尔斯泰的富有，令人怀疑托尔斯泰是否伪善。在经历多年的内心的善恶交锋之后，他于1910年11月7日离家出走，随后死于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这个被神化的行为艺术使托尔斯泰封神入圣。其实，从《复活》那里已经看出，他已经被罪恶感控制了精神，唯有赎罪，赎罪就是放弃自己，交给上帝，方得内心的安宁。

《复活》里的俄罗斯官僚阶层和聂赫留朵夫的奢侈腐败，沙皇俄国的监狱和流放的残酷，同样出现在苏联。

这就是苏联建国者和解体者共有的不能承受的罪恶感。

西方的军事挤兑，经济围剿并没有对苏联有多大的致命威力。被美国封锁60年的古巴还不是依旧活蹦乱跳吗？

西方通过间谍把《日瓦戈医生》偷到罗马去出版，把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从此，苏联成为罪恶的同义词。

苏联解体，是赎罪意识之下的自动放弃，自我救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尔斯泰是苏联解体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