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苏联遣送回国时，做了哪些可笑举动？

东北的名城沈阳，旧称奉天、侯城、盛京，有着“千年古都”之誉。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中卫，改沈阳为“盛京”，并在城内修建皇宫，使之成为自己的新都城。

清朝入主中原后，把东北当做“发祥地”，沈阳（盛京）既是祖宗陵寝所地更是“龙兴之地”的陪都。

清初的康熙皇帝，曾三次东巡到沈阳祭祖。雍正帝当皇子时，曾代替父皇来过沈阳祭祖。此后，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嘉庆皇帝两次东巡，道光皇帝一次东巡，每次都是浩浩荡荡来到沈阳。

到了清末的溥仪幼年当朝，大清帝国行将覆灭，对沈阳陪都和祖宗陵寝已经顾及不了了。

但在所有的清代皇帝中，与沈阳瓜葛最多、来此最多的，反而是逊位后的末代皇帝溥仪。

这里成了他的伤心地和新生的起点。

翻阅历史记载对照，溥仪生平第一次到老祖宗创业的故都沈阳，应当是1931年11月。

不过，他可不是“东巡”至此，而是落魄逃难、被日本人裹挟哄骗至此。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已经在小朝廷享乐十几年的溥仪驱逐出皇宫，取消一切优待。

溥仪先是逃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张园等地寓居了七年，后在日本人的煽动下，梦想借助日寇复辟王朝。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为日本实现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铺垫。

这期间，袭封恭亲王爵位的皇室宗亲溥伟，公开勾结日本人，意图恢复清朝统治，并在东北发起满蒙独立运动。不久又移居大连观望局势。

“九·一八”事变后，为诱使溥仪尽快与日本人合作当傀儡，日本人别有用心的安排溥伟前往沈阳祭祖陵。让溥仪误以为溥伟要与其竞争权位。

于是，溥仪于1931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协助下，从天津潜赴辽宁旅顺，不久来到沈阳，决定和日本人合作。

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命其先当“执政”继而当起了伪皇帝。

溥仪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而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事，溥仪既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是纯牌的傀儡。

在伪满的14年间，溥仪曾又到过沈阳，还去过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本溪湖、安东、间岛、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锦州、阜新、葫芦岛、札兰屯、海拉尔等地。

1932年，溥仪在长春（新京）登上伪满皇帝宝座。按规矩，登基后要对祖宗进行一番祭拜。溥仪当然也想这么办，但是日本人一开始却大加阻拦。

溥仪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当了康德皇帝以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

一直拖到1934年10月下旬，溥仪才终于得以去沈阳祭祖。

有史料介绍：

这年10月20日下午，伪满皇帝溥仪乘坐专列，驶进沈阳站。他身穿元帅服，在伪总理大臣郑孝胥等人陪同下，乘车直奔福陵（东陵）祭祀。

第二天上午10时，溥仪再前往昭陵（北陵）祭祀。

这天，他特意在张学良的“北陵别墅”里换上前清的红缨结顶龙冠、青褂灰袍、青缎朝靴。在大臣们陪同下，绕过隆恩殿，来到大明楼石供案前，敬献祭品，三拜九叩。礼毕，溥仪面西而立，神情哀伤，伫立良久。

这时。他突然在恍惚中看见了头戴御冠、面色淡黄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身影，等他上前再仔细观看时，却只见灵位，并没有其它···。

据说，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了这事儿，而且题目特醒目：《至纯至诚至孝感格，皇上谒陵时瞻睹太宗文皇帝圣容》。此文是溥仪身边大臣沈瑞麟写的，说是在这次拜祭时，溥仪惊见了先辈鬼影。

见到祖宗鬼影后，让溥仪心情难宁，当天上午慌慌张张乘火车返回“新京”（长春）。

这是溥仪平生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沈阳正式祭祖。

溥仪祭祖走后，昭陵大明楼在三年后的1937年5月29日突然着火被毁。

此后，溥仪再次到沈阳，则是他的皇帝梦醒时刻。他在这里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并被押往苏联囚禁。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五十多万苏联红军突然出兵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政权瞬间覆灭。

末代皇帝溥仪在沈阳被俘，虽是一段确切的历史事实，却也留下“偶然说”、“阴谋说”等等传闻。

据史料介绍，1945年8月10日，溥仪得知日本军队已准备退守伪“满洲国”南部，他本人也将被从“新京”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城市通化。

8月11日晚，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催促他赶紧动身。溥仪等人慌忙收拾了一些细软带在身边，登上火车颠簸了近三天，最初想取道沈阳，后为躲避苏军空袭，而改行吉林至梅河口线路。8月13日，住进通化大栗子沟煤矿的日寇矿长家中。

到了这时，吉冈安直才将日本准备投降的信息告诉了溥仪。8月17日上午，溥仪乘小飞机抵达沈阳东塔机场，准备在那里换乘前往日本的大飞机逃亡。

但他做梦没想到，在沈阳东塔机场，他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

（1945年8月溥仪被苏军俘虏并押往苏联）

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苏军沈阳警备司令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少将，后来在自述中说：

8月20日早晨，我和助手克拉夫琴科中校和摩步营，从塔木察格布拉克机场飞往奉天（沈阳）。降落后，我们中谁也不知道，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竟在这里。

···在机场我们看见了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我们拦住了它。解除了溥仪的武装，让他上了我们的飞机，在警卫的监护下飞往赤塔。

这一切进行得十分迅速，以致当苏军的飞机冲上天空后，溥仪的卫队和机场人员才知道事情的发生···。

《溥仪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苏军却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溥仪被俘虏并非这么简单，这是苏联与日本达成的某项秘密协议。日本人以溥仪为筹码，跟苏联做了私下交易，所以才莫名其妙地让溥仪去了沈阳。

因为在通化时，溥仪完全有机会逃往朝鲜，再逃往日本，而不必坐飞机到沈阳，让苏联人瓮中捉鳖。

后来，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在口述回忆中也认为：“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

溥仪再一次重回沈阳，是在他5年后被遣送回国时。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二百多名“战犯”，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

溥仪等人登上了中国方面接收的列车。此时溥仪生怕人民政权会处决他，不免愁肠百结，心中满是对死亡的恐惧，浑身哆嗦不止。

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接收人员特地把他带到靠近工作人员的车厢一侧，并指定他坐在靠近车门的一个座位上。

8月4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战犯到达沈阳，此时，真不知他对这座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是什么心情。

有史料记载：当公安人员把溥仪等人接到和平区东北公安部办公楼，溥仪第一个快步走进会议室。他一看见桌子上摆着苹果、香烟、糖果、糕点等，以为是“催命宴”，伸手抓起一个苹果就吃。

当有人向溥仪介绍在他身旁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时，他仍啃着苹果也不予理睬。

溥仪神经极其紧张，以为已经到了被拉出去枪毙的时候。他攥住族侄毓嵣的手念叨说：“完了！完了！我带你去见太祖高皇帝，我带你去见老祖宗···”

在高岗对大家讲话时，溥仪甚至还着魔般站起来大叫：“别说了，快走吧！”令在座的人都哭笑不得。

而这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做出了对战犯进行收容教育和改造的决定，根本没有要杀他们的打算。

高岗与这些战犯谈了一个小时的话。最后向溥仪等人宣布：“政府给你们找一个学习的地方，沈阳没有合适之处，所以还要送到抚顺去，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到那里休息一下，安心学习吧！”

直到这时，溥仪才放下心，面带笑容地要了几个苹果和几盒香烟装在衣袋里，回到押运列车上，离开沈阳前往抚顺。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期间，溥仪也曾两次赴沈阳。一次是上级组织他们参观新中国建设成果，一次是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同时，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和程序，特别安排了重要证人出庭，控诉战犯令人发指的罪行。

1956年6月到7月，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期间，溥仪出现在特别在法庭上，指证原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战犯古海忠之犯下的罪行。

那天，当溥仪走入沈阳的法庭时，庭内所有摄影记者的镜头都把闪光灯集中到他身上。

溥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套深蓝色囚衣。他在证人席上站定，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其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

（1956年7月2日，溥仪在沈阳出庭作证）

溥仪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日本人省次长，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都是由武部六藏直接指挥的，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实权的。这就形成了武部六藏对伪满洲国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

当庭受审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法庭上四次垂头，两次痛哭，供认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省长”出庭作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真实”。

他甚至说：“我认识到自己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对我进行审判，处以死刑。”

古海忠之后来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溥仪后来在书中回忆：“···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关系。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经过改造，溥仪的人生发生了巨变。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57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

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1959年12月4日上午，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

溥仪接到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他成为第一名接到特赦通知书的战犯。

临行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将一只怀表递到了溥仪面前。这只表是溥仪当年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陪他买的一块法国金表。

12月8日，溥仪带着这块怀表，踏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这是他最短暂的一次到沈阳。

他在这里换车赶往北京，开始自己崭新的生活。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1964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