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流亡中归来的英国大主教贝克特如何与国王和解？

引言

贝克特为了迎合教皇，放弃了坎特伯雷的教职。他断言，这个职位是国王任命的，没有根据教规选举。亚历山大教皇不仅重新将大主教的尊荣授予他，还僭命撤销了英格兰大议事会的判决。亨利赴罗马与教皇会谈，徒劳无功，不久就返回英格兰。也许是因为国事繁忙，也许是为了应对王国和罗马教会迫在眉睫的冲突。

他命令下属法官：禁止向教皇或大主教申诉，违者严惩不贷；禁止任何人接受教皇或大主教的命令，或在任何案件中援引他们的权威；宣布将教皇或大主教的禁令引入王国，以挖眼、阉割、断足、世俗谋杀戕害世俗牧师构成叛逆罪。对于胆敢服从教皇或大主教禁令的人，国王威胁要流放他们和他们的亲族。他进而责令全体臣民宣誓遵守这些命令。这些法令意义重大，影响到全体臣民的生命和财产，甚至一度切断了和罗马教会的联系，改变了国教。但这些法令都是由国王单方面颁布的，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和喜乐。

原始教会的精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世俗权力，日积月累，渐渐与世俗权力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尽管双方司法的界限难以划定，但只要双方不为己甚，政体仍然可以依据某种人类一切事务都无法避免的不完美、不规范的方式运行。但时代的蒙昧鼓励了教会不断扩展其特权，乃至于登峰造极，与世俗权力无法相容。

亨利认为结束这种僭越，此其时也。他借助于公共议事会的形式，正式界定地方法院的权力，以便未来可以谨守毋失。这样一来，他重建了古代习俗，这些习俗现在正在被与之相反的新实践废除，与那个时代盛行的观念和情感格格不入。一方面有原则，另一方面有实力。如果英国人的良心能压倒眼前利益，亨利的臣民不久就会倒戈相向。贝克特为了促成这种前景，到处宣传他受到的迫害。他自拟为同样惨遭世俗法庭迫害的耶稣基督，目前教会受到的压迫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重演。他把这一点作为无法辩驳的证据，证明他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他以圣教护法自任，还自居国王和英格兰全民的精神之父。他告诉亨利，国王的权威仅仅来源于教会。尽管他这一方已经赤裸裸地撕下了面纱，国王那方面却一面避免公开反目，一面享受争执的好处。国王把世俗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冻结了献给教会的彼得捐，进而与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皇帝结盟。这时，皇帝正在与亚历山大教皇作战，保护敌对教皇帕斯卡三世。国王有意承认帕斯卡三世，借此恐吓教皇，尽管精明的亚历山大教皇一直避免将打击亨利的行动推向极端。

但贝克特的激烈举动很快就超出了两党长期争论的范围。大主教急于复仇，又受到当下荣耀地位的鼓励，当机立断，将国王的主要大臣逐出教门。这些大臣大都支持或屈从了《克拉林敦条例》。贝克特宣布废除和撤销《克拉林敦条例》，解除了所有人遵守条例的誓言。他暂时悬置打击亨利的精神雷霆，只是为了给国王一个忏悔的机会。

国王处境尴尬，他无法乞灵于权宜之计，保护这些大臣免受眼前的打击，只得向教皇申诉。这意味着接受他企图削弱的权威作出裁判，他完全清楚自己的申诉高度依赖于对方。然而，即使这个权宜之计也没有起多久的作用。教皇任命贝克特为英格兰的教皇特使，他凭借这个权威，拒绝申诉，召唤伦敦主教、索尔兹伯里和其他人，以逐出教门相威胁，勒令他们在两个月内交出强占的大主教财产。但国王驻罗马教廷的代表、牛津的约翰致信大主教，要求他暂缓作出决定，希望双方和解。教皇的两名使节帕维亚的威廉和奥托前往王驻节的诺曼底，寻找斡旋的机会。但是，两党的僭越针锋相对，无法调和。国王要求批准全部《克拉林敦条例》。贝克特要求首先归还他和他同党的财产。教皇使节无法同时让双方满意，谈判无疾而终。帕维亚红衣主教比较同情亨利，尽可能延长谈判，在教皇面前为亨利说情，尽可能争取罗马教廷的宽纵。大约正在这时，国王为三儿子杰弗里与布列塔尼公爵小姐的婚事请求特许，获得批准。考虑到亨利对教会的过错，这个让步简直是侮辱贝克特和他热忱的保护者法兰西国王。

那个时代，由于领主和封臣之间、各邦君主之间、君主与教会之间的权力界限模糊，经常引起冲突。所有的战争都源于这些争执。如果存在任何能够强制执行其判决的仲裁机构，这些问题本来应该在法庭上解决。亨利卷入了一系列这样的冲突。他和吉耶纳公爵的封臣奥弗涅伯爵开衅，入侵伯爵领地。

伯爵向太上皇法兰西国王请求保护，于是战争在英法两国之间爆发。但是，这场战争和它的起因与目的一样琐细不足道。双方几次相互蹂躏，普瓦图和吉耶纳的贵族发动了几次叛乱，最后达成和议。和平条款对亨利相当不利，说明他与教会冲突以来，已经失去了对法王的优势。这增加了国王谋求和解的动机。教皇和国王都明白，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谁也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对冲突拖延不决更多是恐惧而不是希望。尽管亨利施政积极，巩固了他所有领地上的统治，但逐出教门可能会动摇他的王冕。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英格兰本身更容易抗拒迷信的影响，大陆各省与法国相邻，势必陷于革命和骚乱中。因此，他不能想象，一直坚持已见的教皇会批准《克拉林敦条例》，结束教廷在英格兰的统治，给其他各邦提供一个独立的先例。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教皇仍然在进行反对弗雷德里克皇帝的危险战争，很清楚亨利与其放弃如此重要的权益，宁可加入皇帝一方。迄今为止，贝克特的精神武器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王国境内仍然太平，伟大君主的才干和警惕性似乎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心思都转向妥协。但两党都明白，争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们永远彼此猜忌，不愿意在谈判中作出分毫让步。教廷大使格雷西安和维维安奉命调解，在诺曼底会见国王。

所有的分歧解决后，亨利建议签订条约，但必须附加一个保证王室尊严的保留条款。贝克特对此极不满意，和谈因此毫无结果。大主教再度将国王的大臣们逐出教门。蒙米莱尔的另一次谈判中，法兰西国王和法国主教们列席。贝克特如法炮制，提议签订条约。他同意臣服，但必须附加一个保证上帝荣誉和教会自由的保留条款。国王因为类似的原因极不满意，条约因而流产。第三次谈判在同样的调解下举行，由于贝克特坚持类似的保留条款为臣服条件而破裂。在第四次谈判中，一切条款都已经谈妥，大主教准备觐见国王、接受和平之吻。这是当时君主保证宽恕的常礼，但亨利拒绝赏脸，借口他在愤怒之下发过誓。尽管教皇为了排除这个困难，保证解除国王的誓言，亨利决心已定，拒绝一切劝说。

在一次谈判中，亨利对列席的法王说：“英格兰有过许多国王，有些比我更强大，有些不如我强大，也有许多圣洁善良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各方面都值得尊重。贝克特只要臣服我，就像他的前任臣服我的前任一样，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争了。”路易受此事和亨利对法国主教们提议的影响，忍不住责备大主教，中断了他们一度存在的友谊，但路易的固执和他们对亨利的共同仇恨很快使他们重归于好。

最后，两党达成协议。贝克特获准回国，大主教的荣誉和利益都将受到尊重，无须放弃任何教会权利，包括引起冲突的僭越。双方同意尽释前嫌。但贝克特及其追随者无须进一步臣服，就恢复了一切产业，包括坎特伯雷教区附属的圣俸。大主教缺席期间占据教职的人被驱逐。贝克特可以随意为空缺的教区任命继承人。亨利所作的让步严重损害了王权的荣誉和尊严，获得的回报仅仅是给他的大臣解除破门，防止了谈判如不成功就准备用于他所有领地的禁令。心高气傲的国王屈从于如此不体面的条件，不难看出他多么畏惧这些精神武器。亨利急于妥协，与贝克特完全和解，以至于他不惜以极端手段奉承大主教，甚至在傲慢的大主教上马时为他扶马镫。

国王希望从这种权宜之计中获得喘息时间，结果却连这一点也没有实现。他与贝克特激烈斗争时，时刻准备着大主教对王国的禁令、准备自己被逐出教门。为了谨慎起见，他让亨利王子分享王权，让约克大主教罗杰为王子加冕。这样，他就能保证王子的继承。考虑到过去王位继承的不规范，国王的未雨绸缪值得敬佩。如果国王被逐出教门，臣民对他的效忠誓言被解除，他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家族仍然占据王位。尽管国王的措施既秘密又迅速，贝克特还是事先得到了消息。贝克特乐于阻碍国王的谋划，又想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独占给国王加冕的权力，禁止英格兰所有主教主持这个仪式，从教皇手中取得了授权，由自己主持同一个仪式。他煽动法兰西国王反对亨利王子加冕，除非许配给王子的法国公主和他一起接受涂油礼。这也是那个时代盛行的迷信，行使君权必须先接受涂油礼。自然，法兰西国王会操心自己的女儿，贝克特会疑忌自己主持典礼的权威受到侵犯。他们都要求亨利作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