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与国运》,吴鹏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水是地球生命的源泉,水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畔,华夏民族阔步登上历史舞台。鲧治水失败的真相,远不是“只堵不疏”那么简单。大禹接
《水运与国运》,吴鹏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水是地球生命的源泉,水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畔,华夏民族阔步登上历史舞台。鲧治水失败的真相,远不是“只堵不疏”那么简单。大禹接过父亲治水接力棒,不但最终平息洪灾,更是借助治水活动使华夏文明从渭水、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河流域,构建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共同体。
周人在渭水边舀起第一捧灌溉秧苗的河水,浇灌出八百年礼乐文明的源头。周文王与吕尚在“渭水对”中的人生初见,按下了兴周灭商的加速键。历史发展到东周,晋国内部韩、赵、魏三家与智家的晋水大战,拉开了战国历史的帷幕。西南地区三星堆文明的神秘面纱,亦要从遥远的开明治水时代揭开。
鲧禹导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根据考古学者的深入考察,最早孕育文明的往往并非大江大河的主体河道,而是汇入其中的某一支流。渭水,恰是这一理论的最佳示例。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即认为,“黄河从高原一路向平原流去时,接纳了渭河这条‘清澈的’支流,后者在周围高原的环抱下形成了一个很深的谷地,这个谷地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那么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就是华夏文明的产房;如果说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成长与发展的核心地区,那么渭水流域就是华夏文明生发与勃兴的策源地。从渭水流域肇始的人文之光,逐渐沿着黄河扩散到整个北方中原。正因如此,渭水自古便备受重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四十卷,记载大小河流一千两百五十二条,其中渭水就占了三卷,仅次于占五卷的黄河,与同样占三卷的长江并列第二。
渭水即渭河,主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天水,陕西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地,全长八百十八千米,流域面积十三万四千平方千米左右。
郦道元《水经注》。
渭水边的文明曙光
早在上古时期,渭水流域就已经是华夏先民活动的主要地区。据《山海经》《列子》所载,夸父“与日逐走”,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终于接近太阳。长途跋涉的他一口气喝光了渭水和黄河的水,仍不解渴,欲到北方大湖中继续畅饮,结果还没等走到大湖就渴死在路上。临死前他将手杖插在地上,用血肉之身将其滋润,培育成一片树林,是为“邓林”。
夸父追日寄托了华夏先民探索未知的信念和为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意志,这一精神深刻灌注进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中。考古学者在渭水流域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印证了华夏先民在这一地区的足迹。
早在115万—70万年前,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猿人就在渭水流域以艰苦的劳动改造自然和自身。20万年前,大荔(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古人在采集、狩猎中积累、提高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生活技能,进一步扩大在渭水流域的活动范围。大约5万年前,新人阔步登上渭水流域的历史舞台,靠着渭水的滋养,氏族公社逐步形成,人们团结在氏族中,共同劳动,抵御自然风险。
距今8000年左右,渭水之滨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主要遗址有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老官台遗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遗址等)中的先民开始种植粟类作物,磨制石器,捏制红陶,驯化家畜。
距今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以渭水流域关中地区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半坡遗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浐河东岸半坡村一带)、姜寨遗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北路一带)、杨官寨遗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渭水与泾水交汇处西北四千米处)、案板遗址(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案板村南、湋河流域北岸一带)等地的先民建造聚居村落,以刀耕火种的形式进行原始的规模化农业生产,逐步成群饲养牛、猪、狗、鸡等家畜,同时烧制彩陶,冶炼金属,铸造铜器,使用弓箭,编织麻布,制作陶埙等原始吹奏器。
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黄帝、炎帝开始在渭水两岸创造他们的功业。史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古姜水即渭水中上游的一条支流,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内;古姬水的具体位置虽有今陕西武功和河南新郑两说,但根据很多学者的考证,其更可能同样是渭水的支流之一。甚至有学者提出,“姜水、姬水无论如何讨论,都在渭水流域”。
正是依偎着渭水,一衣带水的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互相学习、彼此交往,最终融合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的华夏族,发展出农耕文化和衣冠文明,兴文字、设官职、推历法、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还开辟市场,发展商业、交易所需,推动华夏早期文明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这种统一起来的整体性力量,在后来的大洪水时代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鲧禹治水》插画。(作者:武建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鲧治水失败的真相
尧帝时期,大雨频繁,水量充沛,渭水河道既宽且浅,经常泛滥,“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洪水淹没丘陵平原,包围高山,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衣食无着。
根据《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原是天神的鲧不忍看到人间百姓受难,不经天帝批准,私自下凡帮助百姓治水。鲧下凡的时候偷了天帝的法宝“息壤”,“息”即生生不息之意,“壤”即土壤,“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息壤”就是一种可以自我生长的神土,放在地上能自动筑成土堆,可见鲧想用“水来土掩”的方式封堵洪水。刚开始这一措施是奏效的,毕竟“息壤”神器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土壤原料以筑造堤坝,可就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根据屈原《天问》所言,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取,大怒之下收回法宝,导致鲧治水失败。不但如此,天帝还让火神祝融下界将鲧杀死在羽山,以示惩罚。
屈原在《天问》中对鲧的遭遇发出不平质问,寄予了深切同情:“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如果鲧不胜任治水事务,为何众人一致推荐他?鲧有何德何能,神鸟鸱衔来青泥、神兽龟驮来石块帮助他治水?鲧忠于所托,天帝为何对他处以极刑?禹作为鲧的儿子,为何在治水方法上与其父大为不同?鲧的治水功劳被一笔抹杀,他们对鲧的忌恨为何如此无以复加?
《屈原》剧照。
据说鲧死后三年尸身不腐,祝融剖开他的肚子,禹从鲧的腹部出生,鲧的身体则化成一条黄龙飞去。禹继承了鲧的遗志,继续带领百姓对抗洪水。这时天帝被禹的精神感动,幡然悔悟,不但把“息壤”法宝送给他,还派千年神兽“应龙”前来相助。有了神兽、法宝的加持,禹治水如鱼得水。在需要疏导河道的地方,禹就派“应龙”用尾巴开山挖河,让洪水流入大河;在需要封堵洪水的地方,禹就用“息壤”堆起一座座高山,筑起一条条堤坝,让洪水不再肆虐。渭水流域的洪灾由此被禹平息。
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虽说有些荒诞,但却是历史真实的升华再造。从屈原的质问出发,通过《山海经》《尚书》《史记》等史料的相互印证,鲧的形象和功绩逐渐清晰。
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中的记载,尧帝为解民于水患之中,“求能治水者”,“四岳”等大臣共同推荐有崇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但尧对鲧很不放心,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执行上级命令时喜欢搞变通,而且和部落元老的关系紧张,因此不同意。但“四岳”认为“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即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选,坚持“愿帝试之”。尧帝无奈,只能“听四岳”,暂且让鲧前去一试,鲧遂试图采用修堤封堵的方式困住洪水。
据《世本》《吴越春秋》等史籍,修筑堤防、封堵洪水是鲧之前的共工在黄河上游山区所行治水之法。山区洪水从两山之间涌来,本就有两侧高山阻挡,易于围堵。但平原地带无丘陵阻隔,一味封堵洪水容易造成决堤。因此,鲧在黄河中下游治水时,改为“筑城造郭,以为固国”,建造能够抵御洪水的城郭让百姓居住,同时在城墙外面加筑石龟、土墩等,用来分散水力,抵抗洪水冲击,这其实就是屈原在《天问》中所言的“鸱龟曳衔”。
鲧造作城郭的治水方式,不仅避免了水灾,还为华夏先民在平原地带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居住保障,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近年来,考古学者在靠近黄河、济水、淮河等河流故道的地方,发掘出二十余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印证了史籍对鲧筑城治水的记载。
上古时期,金属冶炼技术还不发达,石锄、石斧等石制工具的生产效率还比较低,取土筑城非常困难。神话传说中鲧用来制造土壤的法宝“息壤”,在《五杂俎·地部二》中记载为“石也,而状若城郭”,有学者据此推测“息壤”是用石头凿成的长方形花盆,可以在里面放入土壤种植花木,用以装饰、美化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庭院。因此,《山海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的记载,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鲧未经尧的同意,将部落首领宫苑中的“息壤”拿去筑城修堤。毕竟“息壤”装满土壤沉入水中可堵缺口,不会像散装土壤那样容易被水冲走,是当时理想的治水利器。
鲧此举虽出于公心,但无疑会惹怒尧和其他部落首领。加上尧“欲传天下于舜”时,鲧极力反对,大言“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干预部落首领传承交接,认为尧没有选对接班人,这更是印证了尧之前对他“负命毁族”的政治判断,尧遂对鲧不再信任。而鲧连续九年都没能治水成功,尧帝难辞用人不当之咎,只能禅位于舜帝。
舜帝即位后,鉴于鲧反对其接班的言行,加上鲧因取土困难、筑城缓慢导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遂以鲧治水失败的罪名,将其流放羽山。鲧郁郁不得志,在羽山去世,故屈原在《离骚》中言,“鲧婞直以亡身”。彼时百姓苦水久矣,“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
《鲧禹治水》插画。(作者:武建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禹治水成功的意义
渭水洪灾并没有因鲧的流放、去世而自动平息,舜按照当时父死子继的历史传统,遂“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让大禹接过父亲鲧的接力棒,重启治水大业。但舜帝没有立即授予禹相应职务,毕竟尧帝当年起用鲧就很勉强,让鲧之子继续治水,会触及尧帝的颜面。
尧帝驾崩后,舜帝为尽快平息水患,打造政绩,有意授予禹治水全权,就让“四岳”等大臣再次推荐治水之官。“四岳”和当年推荐鲧一样,再次集体推荐禹担任负责水利、营建之事的司空。舜欣然接受“四岳”建议,史载其“嗟,然”,立即任命禹为司空,“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则谦让,表示德行稍浅,能力不足,欲让位于契、后稷、皋陶三人。由此可见,禹充分吸取了父亲鲧“毁族”的教训,注重搞好和部落大臣的关系,避免前方治水时有后方掣肘之忧。舜对禹政治上的成熟很是欣赏,让他放手去做,言“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其人“敏给克勤”,机智聪敏,性情严肃,遇事深思熟虑,“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品德不违正道,对人仁爱友善,信守承诺,一言一行、动作举止都严格依照法度。禹良好的道德操守,确保了他能最大范围地团结不同部族,一起投入治理洪水这一华夏族的共同事业中去。禹放手发挥伯益和后稷的作用,不专权独断。他“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深以父亲治水不成反倒被贬丧命为戒,“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苦思治水新法。
鲧筑城避水之法,需动用大量耕地土壤。在当时洪水泛滥的情况下,良田被淹没,耕地本就捉襟见肘,是异常宝贵的农业经济资源,鲧当初之所以宁可得罪尧也要调用“息壤”,很可能就是因为耕地上已经无土可取。一味筑城避水,在技术上或许可行,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并不可持续,会严重影响已经急剧下行的农业经济,即使治水成功,也会加剧洪灾后的饥荒,得不偿失。
因此,禹改变了父亲鲧的筑城避水法,他首先“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带领百官百姓一起翻山越岭,开展原始的地理水势测量工作,为治水提供数据支持。随后他将治水方法由单纯的筑堤封堵改为疏导与筑坝结合,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顺应山川地形,于高峻处凿通,于低洼处疏通,进而把滔滔洪水引入早先疏导好的湖泊、河道与洼地,最终引导湖泊、河流注入渭水,汇入黄河,奔向大海。
水患平息后,禹又发动百姓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带领各部族抓紧开垦土地,利用疏导的川流积水灌溉良田,化害为利,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禹让伯益教导百姓种植谷物,让后稷调剂各地粮食余缺,不出几年,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农业丰收,百姓安居。舜帝赐给禹代表水色的黑色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史称“大禹导渭”。
其实,导渭治水功业并非大禹一人之力,还有其父鲧先前的探索,屈原在《天问》中对鲧的地位给予了肯定:“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没有鲧的开创之力,禹如何能功成圆满?治水大业更有大禹工作团队的群策群力、渭水百姓的鼎力支持。由于这一切都是团结在禹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渭水两岸民众又把渭水称为“禹河”。
鲧禹父子带领百姓接力导渭治水的尧舜时代,正是发源于渭水的华夏原生文明向外拓展和扩散的重要时期。鲧禹治水的成功,使得华夏文明借助渭水和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河流域。
有学者将华夏早期文明在渭水—黄河、汉水—长江以及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以渭水—黄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按照这种文明发展书写模式,在“满天星斗”时代,渭水文化无疑是最亮的那颗星;到了“众星拱月”时期,渭水文化无疑就是那轮明月。
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渭水流域一直是华夏早期文明极其重要的发源地、成长地、壮大地和整合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渭水更是两周八百年旧邦的发祥地,周文王与姜太公商讨兴周灭商的决策地。
作者/吴鹏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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