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大清挨揍的主要原因

导读

本文摘选自张维迎所著《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原题为《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转自掏史机微信公众号。

张维迎，1959年出生，男，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化的历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类有一个走向全球的过程。现代人（“智人”）大约是二十万年前在现在的东非出现的，十万年前人类走出东非，先到了西南亚（中东）这个地方，六万年前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四万年前到了欧洲，也到了中国（到中国的时间也可能在六万八千年前，但这个时间有争议），一万三千年前跨过了白令海峡，到了美洲。这样，大致来讲，到一万多年前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从一个地方走向了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生存的地方。之后大冰期结束，冰盖的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人类从此被分割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欧亚非世界区、美洲世界区，以及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区。这三个世界之间的人类上万年没有什么来往，尽管在每个区域内还是有交往的，如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但分割一万多年之后，也就是从五百多年前开始，这三个世界又开始相互联系起来了，开启了一个我们现在叫“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全球化开始的标志就是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所以，过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在一万多年前失散之后，重新走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与人类理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哥伦布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不会往西航行寻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但哥伦布至死时仍然认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这个过程会推迟很晚。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理念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处。我们知道，至少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所有进步全是来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变化。并且，合作的范围越大人类进步越快，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是人类过去五百年进步速度急剧加快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全人类的智慧，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进步。全球化导致人类更深入、更全面地合作，从价值链看，今天很少有一个产品是单独一个国家自己生产的，随便一瓶矿泉水都是全球生产的，因为它的价值链在全球分布。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的运作遵循两种逻辑，一种是强盗逻辑，一种是市场逻辑。所谓强盗逻辑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别人不幸福。而市场逻辑意味着，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过去五百年的全球化，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过去二百年，尽管中间有强盗逻辑，但整体上是市场逻辑获得成功，贸易自由不断扩大。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市场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人类就会进步；什么时候强盗的逻辑占了上风，就会带来人类的倒退。

在1914年之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的逻辑中断了。之后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按照国际贸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二战之后，人类重新开始了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这里面，日本和德国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想要用强盗的逻辑来征服世界，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用市场的逻辑征服世界，最后成功了，都变成了经济强国。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我曾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计算出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关系数的历史变化。1820年之前，相关系数接近于1，意味着各国之间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差距。之后不断下降，最后达到1973年的0.148，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分流”。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上升，2003年达到0.52，预计2030年达到0.73，这可以称为是大合流、大融合。这个大分流和大融合都是与中国高度相关的。其实所谓的大分流，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差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落后和停滞。同样，过去三十年人口规模与GDP规模相关性越来越高，也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一百多年前，当我们与全球化的潮流遭遇时，我们是被动的，包括搞洋务运动，其实也是逼出来的，那时我们没有真正加入世界。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我们主动走向世界，主动利用了市场逻辑，而世界市场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就成为了我们的“后发优势”。杨小凯曾经警告说，后发优势可能转向后发劣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不管怎么讲，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我们没创造什么新的技术，没创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但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这就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尽皆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不算过分。设想，如果清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或许就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可能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二百年的中国历史。

不要以为没能力当强盗的人就不用强盗逻辑来思考问题，情况往往相反。现在一些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经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观点，认为你赢了一定是我输了。据说加入WTO谈判的时候，谈判代表跟中央领导报告说，中美要达成双赢的协议，这时有人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双赢？这就是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

我为什么一开始讲那个大历史？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中国人也是“人”，不要认为中国人不是“人”，只是“中国人”。人类都来自一个地方，这个事实很重要。今天人类所有的文化差异，都是过去几千年期间形成的，不是原来就存在的，更不是基于基因。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差异可能被过分夸大了。两千年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我称之为“制度企业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们为人类制定的游戏规则许多是共通的，尽管表述方式可能不一样。即使在今天，中国文化与西方有差异，但我们用科斯的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也说明东西方之间就人性而言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文明也是与外界合作的结果。什么是中国的？如果从起源讲，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中国的。我们吃的小麦不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是中东来的，我们吃的玉米是美洲来的，除了稻米等少数作物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自己培植和驯化的。甚至可以说青铜器也不是中国的，而是从西南亚两河流域过来的。那里使用青铜器的历史比我们早1000年。而且考古发现，沿着丝绸之路，越往西，出土的青铜器年代越早，这意味着在丝绸之路之前，可能还有一个所谓的青铜之路。

我们要特别警惕在全球化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现在有很多“中国特色”的规则（如官商勾结），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也在走向世界，一些中国企业喜欢用这些规则征服世界，一些外国企业也“入乡随俗”，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中国加入世界之后，会使得这个世界的商业文化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为了人类的未来，也为了中国人自己的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符合人类本性的一般价值，而不是按照逆向的特殊价值观来行动。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个很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