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女婿屈武，与孙中山缘分深厚，为我国一地和平解放贡献很大

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简称“三区”)的农牧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举行武装起义。到 1945年秋，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反抗，大部被歼灭，余部撤至玛纳斯河东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这时抗战刚胜利，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谈判，蒋介石为了安定大后方，稳定人心，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解决新疆问题。经过反复遴选，张治中将屈武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此时，屈武在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任上，在重庆向国民党中央述职并请求拨款。听到张治中要他去新疆的消息后，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便去见了周恩来，报告了这个事情。

周恩来

周恩来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这样不但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而且张文白（张治中字）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帮助他不断地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问题是有好处的，你应该去。”一番话使屈武豁然开朗。

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代了屈武到新疆后要办一件大事。

行文至此，许多朋友不禁要问：作为国民党官员，屈武到新疆去为什么要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他与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到新疆后的“大事”办得怎样？

今天，隐者就与大家一起追寻屈武的革命历程，以及他在和平解放新疆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血溅总统府”的青年英雄

屈武，字经文，1898年出生在陕西渭南县（现临渭区）的一个贫民家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十分激动，他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并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中旬，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他们化装离开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第二天在怀仁堂接见了屈武等学生代表。但代表们对徐世昌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相继发言同他辩论。

这就有了今年播放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令人热血澎湃的一幕：

屈武基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俱下，慷慨陈词：“

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 ”

说罢，就以头撞壁，血流如注，幸被其他代表扶住。对此，徐世昌竟毫不动心，拂袖而退。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他也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天下。最后，终于迫使北洋政府内阁同意爱国学生要求，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二、与孙中山的三面之缘

作为当时一名年轻的革命者，能与孙中山先生见一面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屈武却与中山先生见了三面，聆听革命先贤的教诲，可以说非常有缘分。

第一次会面：上海中山先生寓所

1919年7月上旬, 屈武和李伍亭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 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屈武通过邵元冲先生介绍，到位于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

孙中山夸赞屈武是“血溅‘总统府’的青年英雄”，并鼓励他回陕后, 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 做救国的事业，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

第二次会面：中山先生北上途经天津

1924年12月, 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 后因肝病在天津暂时休养, 提出约见屈武。此时, 屈武作为参议随国民军第二军驻扎河南，他闻讯后立即赶往天津。一见面, 孙中山十分高兴地回忆起他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形, 并问起屈武开封和西北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

孙中山对屈武说:“现在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长此以往, 中国的政治将永远无清明之望, 民众将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唯一的办法, 是举行有各省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 选出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 由民众来管理国家大事。”

他委派屈武作为私人代表, 赴陕西宣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召开国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等政治主张,争取陕西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临别时, 孙中山还交给屈武一份印好的宣传大纲和其他宣传材料, 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

青年学生街头集会演讲

第三次会面：两个月后的北平

两个多月后, 屈武等回到北京, 向孙中山复命。那时孙中山已经病重, 卧床不起。屈武同于右任到孙中山行辕去探望。当于右任把屈武介绍给孙中山时, 孙中山很清楚地对于右任说:“我早认识他了, 是我派他到陕西去的。”屈武向孙中山作了简略的汇报便匆匆告辞。

这是屈武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不久, 孙中山与世长辞。后来，每每忆及同孙中山几次会面，屈武总是难以忘怀，说孙中山是他“心目中第一盏指路明灯”。

三、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

1922 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期间，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下，屈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 年春天，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经李大钊介绍，屈武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毕业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军事。1930年4月，始料未及的是，即将毕业的屈武，被联共( 布) 组织冠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的罪名，中断了他同党组织的联系，并将他发配到北冰洋岸边的一座小城服苦役。

无奈之下，屈武在苏联度过了难熬的12个春秋。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屈武热切要求回国参战。在岳父于右任等人极力斡旋之下，才得以回国。

回国途中，在香港停留期间，他联系到中共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请求党组织审查自己的历史，希望尽快恢复自己的党组织关系。答复说：欢迎您回国参加抗战。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问题，待回重庆后再研究，另作答复。

屈武回到重庆时，“保卫大武汉”的战事正酣，抗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之所以返回重庆而没有去其他地方，主要是因为屈武共产党组织关系没有恢复，而其岳父又在国民党任要职。

屈武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参战请求，但是因屈武既不是黄埔军校嫡系出身，又是所谓的“赤化”分子，蒋介石根本不放心让他带兵抗日。只让他担任了立法委员、陆军大学教官、军事顾问处处长等虚职。屈武报国无门, 心中愤懑不已。

1939年初，经同乡王炳南（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屈武结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常住在重庆。相互之间联系自然多了起来，有时屈武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请教问题，有时周恩来找他谈话。

知道屈武与于右任之间的特殊关系，周恩来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让他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

曾家岩50号周恩来重庆寓所

屈武明白周恩来珍视国共间合作的良苦用心，此后在于右任身边近6年时间里，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屈武一直没有忘记恢复自己的党组织关系。一次，向周恩来提出了恢复其中共组织关系的请求。周恩来沉思之后对屈武说:“关于你的请求，廖承志同志已经告诉过我。经过研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工作，暂时不恢复党组织关系为好。”

屈武十分理解并坚决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屈武和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他们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新疆和平解放的幕后英雄

回到文章开头，事实证明，周恩来建议屈武去新疆是非常正确的，帮助100多名被关押共产党员顺利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屈武随张治中到了新疆，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长。尽管工作繁忙, 但屈武一刻也没有忘记周恩来托付的事，始终把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这件大事放在心上。

张治中

不出周恩来所料，由于张治中将全部精力贯注在“三区”和谈问题上，无暇过问释放共产党人的事。1945年11月下旬，屈武提醒张治中说：“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恐怕要快办。要放便赶快放，以表示我们的诚意。”约半个月后，屈武再次催促张治中放人：“释放这批人的事，不能再拖了吧！”

听了屈武的提醒，张治中便派他去监狱看望政治犯。屈武首先前往新疆第四监狱，探望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她的女儿独伊（七一勋章获得者），转达了周恩来对她们的关怀和慰问，又从杨之华那里了解到王韵雪(陈潭秋夫人)、陈茵素(林基路夫人)、朱旦华(毛泽民夫人) 等其他共产党员的下落，并向张治中作了汇报。

杨之华和瞿独伊

后来，在屈武的关照下，监狱改善了关押人员的生活待遇, 提高了伙食标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经过张治中和屈武的不懈努力，1946年，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释放这批关押4年之久的中共党员。

6月10日，在新疆监狱中被关押4年之久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共131人从监狱直接上车离开迪化。7月11日所有人员安全顺利回到了延安。

惊险的是，6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如果晚几天，释放这批共产党员，将是不可能的事了。1949年4月，当屈武以国民党和谈代表顾问身份在北平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对屈武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完成了这件重要任务。”

在新疆期间，屈武更大的贡献在于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同时又是国民党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有着特殊关系，这些都使屈武在促进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避居家乡奉化溪口。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的声浪中，新任代总统李宗仁于1月22日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经过反复酝酿，国民党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屈武为代表团顾问。和谈前，3月3日至11日和29日至30日，屈武随张治中去浙江奉化溪口两次秘密拜见蒋介石。

通过会晤, 屈武基本摸清了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他们把和谈作为缓兵之计，伺机反攻，反攻如不可能就搞划江而治，决不接受惩办战犯、改编军队等条件。随后屈武把两次溪口之行的情况通过地下关系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报告，使中共和谈代表团在谈判中掌握主动。

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磋商，于 4月15日对草拟的8条24 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达成了协议。当日晚，张治中留在北平，决定派屈武带着《协定》回南京。

国内和平协定

第二天早晨4点钟，周恩来又亲临屈武的住所，同屈武进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恩来问到关于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对屈武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4月16日，屈武等回到南京向李宗仁复命。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于4月20日决定拒绝签字。这时，南京方面有人要屈武同他们一起去广州。屈武借口新疆方面有急事需要处理，于5月初回到迪化。

屈武返回新疆后，首先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商议和平起义事宜。因为刘孟纯是张治中的亲信，与包尔汉关系也非常接近，是能影响陶峙岳、包尔汉的最有实权的人物。

刘孟纯

他们共同认为，全国范围虽然实现不了和平，但是新疆根据和平协议，是可以实现和平的。刘孟纯表示：“那就干吧，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 摸摸他的底。”于是，屈、刘二人找到陶峙岳，屈武向他汇报了国共和谈的经过和结果，谈到全国和新疆的形势，并传达了张治中关于新疆应走和平道路的意见。陶峙岳听汇报后,没有表示具体意见，只是说“等等看，看发展。”

陶峙岳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虽然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名义上是新疆军界的头号人物，统帅10万大军，但实际掌握的兵力却很有限，仅有整编第四十二师，而且驻守南疆；另外两个师的师长叶成、马呈祥都是听命于胡宗南和马步芳，他们坚决反对起义。

陶峙岳将军

面对这种情况，屈武和刘孟纯商定，首先大造和平舆论，将在北平、南京的所见所闻告知新疆人民。

屈武首先选择了青年知识分子集中的新疆学院，他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以及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北平起义的重大意义，最后提出“新疆怎么办？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取和平解决”。

他号召学生们紧跟上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自此后，学生纷纷谈论时局，由此推动了全迪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密切关心时局，议论时事，过去沉闷状态，一扫而空。

屈武还深入到民众和军队中做工作，召开军政人员座谈会，宣传和谈，在部队中开展上层和中级军官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和平起义，为后来新疆国民党部队的和平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屈武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陶峙岳司令、刘孟纯秘书长以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浦赛耶夫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就新疆局势正式交换了意见，表明了看法，大家一致表示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条件，实现和平解放新疆。

看到这一切，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坐不住了。他们找到陶峙岳大叫大嚷，说：“如果屈武这些文人墨客再不停止赤化宣传与和谈宣传，我们将付诸武力。”

陶峙岳却不紧不慢地笑着说：“你们依仗枪杆子逞凶去对付他们，不显得过分吗？不是很虚弱吗？你们也知道经文先生是于右任院长的女婿, 而于院长在蒋介石面前可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呀！”那些人只得悻悻而去。

此后，特务曾附信寄给他两枚子弹，向他恐吓，甚至布置暗杀活动，幸被提前得知，方免于难，屈武始终不为所动。

对着生与死的考验，屈武临危不惧、挺身而出。9月9日在迪化市各界庆祝第八界体育节暨儿童“体育杯”篮足球赛开幕典礼的讲话中, 大声疾呼，宣传走和平道路。

他说：“新疆的和平政策是不变的……新疆必须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与战争的新疆。”屈武的讲话受到各族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欢迎。9月11日迪化市各界集会，表示竭诚拥护新疆和平的号召，并成立了全省范围内的拥护和平促进会。

国民党部队中的顽固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策划9月20日暴乱，企图劫持陶峙岳，逮捕并杀害包尔汉、屈武、刘孟纯等人。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面临夭折的危险。

陶峙岳得知这一密谋后，对 马、叶、罗做了艰苦的说服工作。在各方面的影响下，马呈祥、叶成、罗恕人权衡利害，眼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地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从南疆逃去印度。国民党顽固派的出逃，排除了新疆和平解放的重大障碍。

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逃离新疆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及政府委员屈武、刘孟纯等联名领衔发出起义通电。至此，新疆省实现和平解放。

10月11日，屈武担任“欢迎解放军入新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甘肃酒泉，代表新疆起义部队、省政府和人民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屈武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汇报了和平起义情况。

解放军进入新疆

11月27日，彭德怀抵达迪化，屈武向彭老总再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彭总说等一等，到北京解决。不久屈武调北京工作，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屈武再次要求恢复党籍。

1950年，由徐冰、李克农介织，中共中央批准他重新入党。

解放后的屈武

隐者认为，屈武在新疆和平起义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是一般人无法替代的：

一是屈武受周恩来领导，能够将新疆情况，特别是新疆高层的情况准确无误传递给中共高层，以便做出正确的对策；

二是屈武是天才的组织者和演说家，能很好地在新疆群众中宣传党中央政策、游说新疆其他高层参与和平起义；

三是屈武长期处在国民党高层，能够直接在新疆高层中开展工作，一般的地下工作者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四是屈武早年当面聆听中山先生教诲，又是于右任女婿，敌特分子忌惮其身份，一般也不敢轻举妄动，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了一定便利。

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欣赏新疆的胡杨林、雪山天池等独特风景时，当我们享用新疆的哈密瓜、葡萄时，当我们身穿新疆棉花制成的衣服时，我们是否还会想起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屈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