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称赞：曾国藩似张浚、胡林翼似陶侃

转载 王闿运评胡林翼与曾国藩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田畏 阅读：641次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湘潭人。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出生长沙营盘街街口的小学宫街巷内，逝世于民国五年(1916)。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门人辑其诗文为《湘绮楼全集》。

王闿运是清季民初湘学一代宗师，诗文推崇魏晋，治学不尊汉学，也不尊宋学，自立门户，晚年追赶时髦，研究墨子学，标榜公羊学，推演“民主”。王间运之交游甚广，经历极为奇特。二十五岁中举后，运气不佳，科场屡不售，颇为失意。后游学京师，倍受户部尚书肃顺器重。

他以纵横家自居，好帝王之学，往来于湘军人物之间，据说数次劝曾国藩反清自立，但未受采纳。此后，曾以贵宾礼遇之，若即若离，实为疏远之。王尝受聘赴江西与四川讲学，门下弟子数千，连康有为都是受其嫡传弟子廖平启发才蔚然有成的。而“王门三匠”实为千古美谈，即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招吉、铁匠张正阳。民国初年，受弟子杨度的援引，受聘于袁世凯，出任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一生不置产业，清贫艰苦，常靠人扶济度日。光绪十四年(1888)冬，王向郭嵩焘借钱过年遭拒绝。王怀疑郭恐其无偿还能力，指责郭以理学家自居，虚伪如市侩。郭也不喜欢他的学术取向，常批评他败坏士风，王阉运晚年，纵横家的形象十分鲜活，周旋于新、旧党两派人物之间，为各派所援引。譬如他还与革命党人宋教仁也有交往。

光绪元年(1875)，王闿运受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委托撰写《湘军志》，七年(1881)十月书成付梓。《湘军志》书成，曾国荃、郭嵩焘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不“真实”、“公正”，毁版，改由王安定撰写出《湘军记》。期间，他得以细心翻阅湘军人物的诗文、札牍，各相比较，从而以其个人是非价值标准评价各位湘军人物。

今特拈出王闿运对湘军人物之胡林翼、曾国藩的评价。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均为“同治中兴”名臣。胡林翼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即一甲第三名进士。胡林翼也中了进士，但曾国藩仅只是“赐同进士”，而左宗棠未尝中进士。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于是杨昌济为其改名为“润芝”，“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9期上杨东晓《“曾胡治兵”影响中国》）

胡林翼依据打仗经验，主编有《读史兵略》，在当时十分畅销。后来，蔡锷依据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语录，编纂《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增补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以将其作为黄埔军校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两年后，该书由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胡林翼认为：“国家之败，皆由官邪。”“我朝之台湾、西域、川、楚教匪，皆由官吏贪婪。”“民乱必由官贪。”因此，治理国家，首先改革弊政，选拔优秀的人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风，当时的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李续宾、李续宜、阎敬铭、罗遵殿、严树森、毛鸿裔、石清吉、王国大、邢高魁、佘吉昌、金国栋、王荣光等，都曾受到胡林翼的荐举。尤其为荐举左宗棠，更是传为政坛佳话。胡林翼死后，遗嘱要求将亲友赠送的奠仪全部用于创办箴言书院，“以公邑人”，造福乡梓。

胡林翼曾告诫僚属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则不忠莫大焉。”即今日所说的“公仆”大道理。他致力于纠正时俗，扭转世风，故曾国蕃说：“胡公功在天下”、“润芝才力过国藩十倍”，称赞他“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湘军创始人，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封一等毅勇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晚年，镇压捻军失败。而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被斥骂为“汉奸”，“谤讥纷纷，举国欲杀”。青年毛泽东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而蒋介石也十分推崇曾国藩。

据《郭嵩焘日记》，郭嵩焘在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的中，曾提到王闿运转述李雨苍对湖湘人物的品题，分为三等，曾国藩“至诚恺恻，笼罩一切”，为第一等；左宗棠、江忠源“光明磊落”，为第二等；胡林翼“卑鄙琐屑”，为第三等。意思是说，曾国藩作为理学家，以道德相标榜，人品第一。而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熟谙官场之道，精于权术，故而“卑鄙琐屑”。可见，王闿运早年十分推崇曾国藩。不过，郭嵩焘又指责王闿运与何绍基标新立异，“吾恐悖理而伤义者，必已多也。”郭称赞曾国藩似张浚、胡林翼似陶桓文。

到后来，王闿运改变了对曾国藩的评价。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王闿运送挽联日：“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可谓对曾国藩的极为苛刻之评价。在“事功”方面，曾国藩以汉代的霍光、明代的张居正自期，但因时与势，际与遇乖，曾仅仅在东南用兵方面稍有功勋，未能笼罩一切、把持全局，无法成就继往开来的相业。在“学术”（立言）方面，与本朝的纪昀、阮元相比，略胜一筹，可惜像郑康成那样，因“岁至龙蛇贤人嗟”，来不及撰写学术专著就仙逝。似乎曾晚死几年，或许也写出几本书来，可嘉惠后学。换而言之，儒家之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于“立功”、“立言”已落空。据说，光绪年间有人奏议曾国藩从祀文庙，礼部拿出王间运挽联反驳，使之失去了吃冷猪肉的机缘。

王闿运在日记中还认为曾国藩“立德”也落空。据《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1878)二月、三月、四月的记载，十分耐人玩味，先是表彰曾国藩，后是否定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日记：“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是汲汲皇皇，有侠劲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月廿一日日记：“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同坐一船……”二月廿九日日记：“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日记：“阴。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电。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而今日之论，几乎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四月十二日日记：“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下谕令要求各地督抚勤王。其中，第一道谕令发给曾国藩，命其派湘军骁将鲍超带兵人京。但当时湘军徼州被困，一旦徽州失陷，则祁门大营无险可守。于是曾国藩与幕僚讨论了数天，最后采纳李鸿章的计策，采取敷衍、拖延之办法拒绝勤王，以图趁机攻打太平军捞取自己功名。相反，胡林翼接到谕令后，立即派兵北上。

为此，胡林翼回信提醒曾国藩：“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可见，曾国藩功利心甚切，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际毫无民族大义之心。而在当时，也属不忠于朝廷，大逆不道。

左起依次王先谦、黄自元、王闿运

王闿运认为曾国藩杀人如麻，而不知内心有愧，并非道德圣人。曾国荃攻陷安庆，曾国藩竟叮嘱过曾国荃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事后，曾国荃为自己杀人过多懊悔。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为了自己“立功”或捍卫“名教”而杀人，与诬民为盗而杀之以邀功请赏的“血红”是五十步笑百步。故而，在王闿运看来，曾国藩“立德”也失败，“三不朽”完全落空。

相反，王闿运非常后悔早年鄙薄胡林翼，对其之评价由贬而褒。他与胡林翼交往较少，因将胡、曾的文集对比阅读，一改先前之成见，而钦佩之、推崇之。他在《湘军志。湖北篇》与《湘绮楼日记》数次称赞胡林翼，譬如《湘军志。湖北篇》云：“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城。既克省城，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民困。复牙帖，开盐厘，以裕军储。”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早年沦为纨绔子弟，中年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晚年则是勇猛精进，追求成德人圣，是一个极为具有特殊典范意义的道德楷模。据李元度的说法，胡林翼虽然在军营，但是读书为必修之课。他仿效顾炎武读书方法，常使人朗诵而自己听书，每天研读《资治通鉴》二十页，《四书》十页。如果事务繁忙，则减半。而对于《论语》，百渎不厌。即使患病至不能进食，也照样不荒废读书听书。李元度《论语衍义序》：

吾乡胡文忠公以天下为己任，粤寇起，公削平全楚，出境督师，拔九江及安庆，卒能制贼死命，海内识与不识，莫不震其勋名。而曾文正则尝疏称其坚持之力、综核之才、调和诸将之功，皆己所不逮而犹服其进德之猛，此为真知公者欤？公在军，治经史有常课，做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而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叶，《四子书》十叶，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姚桂轩先生专讲此书。公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虽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张幄听讲不少休。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痛自绳削如此！

胡林翼

《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写道：“寿珊言官保进德之猛，谋国之忠，临卒先日，与言三时之久，谆谆然以付托未得其人为念，言希帅毕竟高出众人，横览天下无以易尧也，我于此心亦苦矣，计亦穷矣。是夕，犹自言生平孤陋寡闻。次日遂卒，无一语及私。其于鄙人尤谆谆，所期望多过于其分，闻之流涕。”“宫保”即指胡林翼。

蒋介石在民国十一年(1922)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继而在4月11日之日记中写道：“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称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其刻自砥砺之德语而来，其办事全在‘赏罚分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可知，蒋介石崇拜胡林翼更甚于曾国藩。

《咸同将相琐闻》：“按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李勇毅之评胡公至矣，然惟有血性者乃能用其权术。若无胡公之血性，而学其权术者，殆而已矣。”此则认为胡林翼是由豪杰而成圣贤，而曾国藩是由圣贤而成豪杰。其中之微妙，值得寻思把玩。

当然，王闿运对曾国藩、胡林翼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个中是否有私人恩怨、成见，也难以一一发明之。

王闿运之《湘军志》与对湘军人物的评价是否“真实”、“公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赞者有之，毁者有之，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譬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而曾国藩门下弟子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续古文辞类纂》）

（作者单位：益阳市益阳文化研究会）【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