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王室和贵族

▍光荣革命后，君主制在英国不是政治问题，而很好地转化为文化问题；贵族不再是一种权力阶层，而是一种尊称，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维护了文明、礼仪、等级制下的尊严感，在这个符号下逐渐沉淀为文化传统的普遍认同。

▍一个社会总是有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社会的治理，总是要由精英来立法和治理，这是一个优良的政府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等于反文明。人民寻找出最优秀的群体和个人来治理国家，符合最大的民主原则。

▍许多人以为出国留学、旅行就是理解西方。这并不完全，这种对西方的平行观感并不是西方的全部，我们看到的西方只是当代西方，要去捕捉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上海书评：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他们的贵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高全喜：英国前现代社会的贵族，也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贵族，是旧贵族；现代社会中的贵族，是新贵族。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两大王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爆发玫瑰战争，导致旧贵族所剩无几。因此，伴随光荣革命新兴的上层中产阶级，以及旧贵族中的小贵族，两者合流就构成了新贵族。通过剥夺旧王权制下的天主教财产，以及给予当时国教新财富和新特权，新贵族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贵族，而不再是以土地经营方式为主的封建贵族。

王权作为贵族制的象征，而新贵族是两方势力的合流，在英国转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代替了旧制度中的老贵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新兴的市民阶级，成为英国社会转型期的中坚力量。新贵族代表了当时最有创造力的生产方式，当时的贵族是土地所有者、国教人士、军官、银行家、大商人，是英国的精英团体，是社会的主导。

其实美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贵族政治，属于隐秘的贵族政治。因为美国是新世界，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不存在封建贵族，但这并不表明美国不会在自我生长中发展出精英力量。美国没有英国那样因为血统而产生的权力精英，但美国仍然是精英统治，美国总统的权力要远远大过英国国王。只是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政治家不由血缘关系连接，他们仍然是少数人，仍然遵循着“精英”圈子的特定规则。

上海书评：在英国社会，贵族与国王和人民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高全喜：英国议会有三个部分：国王（王在议会）、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人民主权以议会主权的形式出现，因此议会的组成也就是“人民”的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议会中。因此，议会的三部分也就自然地成为英国“人民”的三个肉身。国王、贵族并非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国王是象征性代表，议院是选举性代表。

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议会内部的斗争与妥协，始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十七世纪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十八世纪就完全是虚君共和了，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平民院成为主导，组织责任内阁，三方权重向资产阶级倾斜，这也就促成贵族与国王的联合。十八世纪末著名的英国父子首相皮特，就是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杰出代表。十九世纪之后，无产阶级兴起、壮大，工人运动兴起，妇女权、劳动保护权等问题也不断提出来，促成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但他们仍然向无产阶级妥协，权重逐渐向无产阶级倾斜，出台《济贫法》等社会福利政策。到了二十世纪时，他们又与无产阶级和解，建成福利国家。不管各方势力的意见分歧有多大，辩论多么激烈，国王和贵族始终都是人民的一部分。虚君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侧影而已。

换言之，光荣革命后，君主制在英国不是政治问题，而很好地转化为文化问题；贵族不再是一种权力阶层，而是一种尊称，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维护了文明、礼仪、等级制下的尊严感，在这个符号下逐渐沉淀为文化传统的普遍认同。就像荀子说的“化性起伪”。有了这种绅士阶层的担当，社会便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的狂飙突进。

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以来英国几乎是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只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促进社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渐进式的，一轮一轮的，仍在进行着。它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一劳永逸，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努力消解而不是破除一个问题。

而法国则不同，国王路易十四彻底制服贵族，贵族成为国王的从属，直接面对的是第三等级的兴起，贵族（教会和土地所有者）被排斥，只有第三等级才是人民，其他等级都是人民的敌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制，国王自然也被推翻，人民随后又分裂，各个自称代表人民的派系在争夺“谁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最后拿破仑顺势而起，消弭人民的分裂。拿破仑败后共和国又起，但共和国是疲软的，拿破仑三世上台，又恢复贵族制。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总是经历着贵族制的反复、战争与和平的反复，却从没取得过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三方妥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弑君换来了虚君共和，而法国大革命的弑君则换来了更激烈的斗争哲学，不断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

因为贵族制是君主制的最后依托，没有贵族制就无所谓君主制，贵族必然需要君主作为象征，而君主没有贵族则丧失权力依托。因此，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制的反复，也是对君主制的反复。

英国的宪法制度总是能够吸纳社会结构中的变化，通过法律变革有效调整各阶层主体的权重。所以英国宪制是一个柔性的和解性的制度。而法国相对则是刚性的结构，以破坏现有制度为手段建立新制度，又不足以使新制度稳定持续地生长、发展，也就会导致新的反动。

上海书评：那么，英国没有极端的保守势力或要求废除君主制的激进势力吗？

高全喜：光荣革命前后，英国也有激进势力。像克伦威尔的激进共和主义、像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都有激进的色彩。英国也有斗争，像宪章运动，但它不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运动。英国各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会激烈辩论，但到政治抉择的时候则会相互妥协；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已经把这种斗争和妥协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化了。

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法国迈斯特尔式的保守主义，主张所谓“神圣同盟”，是依附于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旧贵族模式；另一种是英国制度内在包含的保守主义，因为英国已经没有老贵族了，所以它没有迈斯特尔的思想，并非要回到前现代社会的贵族制中。

法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极端贵族主义，反革命，也反拿破仑，完全要恢复到现代社会变革之前的十五、十六世纪，甚至更早的贵族制。这种保守主义才是真正阻碍现代社会的一股力量。不过，这股力量很小，也很快消沉，不再有社会力量支持。只是他们的一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成为可以调用的一些资源。就像中国的民国时期，主要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前清遗老遗少早已没有力量了，但他们的想法与国共两党都不一样，可以提供一些思想资源。现在有些人借助列奥·施特劳斯，试图调用这一资源，其实早就没有社会基础了。

至于废除君主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看到，社会变革的动力是新的社会阶级兴起、发展。英国很好地处理了这个动力与其他传统因素在一个制度框架下较好的结合。对待王室也是如此，纯粹君主制的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中心问题。英国实质的结构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共和制，而君主制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文明、文化、传统价值的寄托，这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要废除君主制，不是主流。英国王室在英国国民心目中的尊崇地位，是历史的延续，美好的东西能寄托其中。

上海书评：我们是否可以说，英国的贵族和王室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精英统治呢？

高全喜：一个社会总是有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社会的治理，总是要由精英来立法和治理，这是一个优良的政府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等于反文明啊！人民寻找出最优秀的群体和个人来治理国家，符合最大的民主原则。治理者只是受托者，而不是主人。不过要强调一点，精英的这种优秀，不是基于血缘的，而是基于能力和德性的，而且人民可以罢免。因此，它虽然是精英制的，但是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社会中血统论已经淡化了。英国贵族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当然是靠血缘关系的。但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贵族院成员，在贵族中也进行选择，或曰贵族内部也要采用代议制。

而且，随着历史推演，上院的权力逐渐缩小，因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党和内阁都在下院。上院变成象征性、荣誉性的机构，但从权力配置来说，他们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当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如罢免、弹劾时，上院就能成为制约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的有效因素。这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因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有其短视性和一时的激情，需要受到制约。到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推行了一系列限制上院的法案，上院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

上海书评：您之前提到法国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反复，这似乎反衬出英国对传统的独特态度。

高全喜：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研究路向，将国家比喻为身体（body politics），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霍布斯、卢梭都曾很生动地使用这种比喻。国家就像身体，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这就使历史性不被中断，使文明和生活方式在既有生命的延续中变化。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成效的、目前已经胜出的、具有扩展优势的现代社会一定要有保守性的内在品质，而非以否定性为前导的、破坏性的、革命式的暴风骤雨、闪电霹雳，这是目前对现代化的历史性理解中忽略的一点。

英国就是以这样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变革，我称之为保守的现代性、渗透了传统精神的现代生活；光荣革命就是“革命的反革命”——它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起到了革命的意义，同时却抑制了激进革命的发生。这是英国人作为政治成熟、文明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以审慎原则完成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而法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方式是疾风骤雨的大革命，其诉求是斩断传统，建立全新世界，但迎来的却是社会的持续动荡不安，它的结果是法国几百年都不能被整合起来。它高昂的革命成本最终没有实现旧貌换新颜。直到二战后，法兰西民族才真正建立较稳定、优良的政治体。

虽然二战后，英国本土由日不落帝国降格为世界二流国家，但它的这种现代社会创制模式却得到全球普遍推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般模式，实际上扩展了英国的政治生命。还须牢记的是，虽然全球社会是多元文明的，但它的基本底色是英国所提供的。比如，唯有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后，为殖民地留下稳定持续的繁荣，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今天去英美，往往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不是震惊于摩天大楼和先进的科技，而是在现代生活中看到了没有断裂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传统不是贫瘠、愚昧和迷信的，这种传统的脉脉温情与现代文明的理性机器很好地融于一处。换言之，现代的传统和传统的现代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转型，在与传统亲密无间的点滴中完成社会进步。

上海书评：在社会转型中，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英国的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高全喜：向现代转型有三个标志性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三种革命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建立模式——以光荣革命和独立战争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以法国革命和普鲁士崛起为代表的欧陆模式。这两种模式有几个主要内容，一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秩序和规则，二是人的生活方式——理念、文明、文化的生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两种模式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合流。

许多人以为出国留学、旅行就是理解西方。这并不完全，这种对西方的平行观感并不是西方的全部，我们看到的西方只是当代西方，要去捕捉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现代社会在一些方面优越于古典城邦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治理的效能，还是个人权利的保障。这是大的叙事模式，是进步论的叙事，我基本认同这一抽象勾勒。这不表明我认可进步论叙事和革命叙事所得出的结论：现代就必然是反传统的，传统就必然是反现代的。理解现代国家中的传统因素极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社会。

每个国家的转型都有其特殊性，英国自然不例外，但不可把这一观点推行极端，过分强调英国独特论。整体来看，英国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转型中蕴含了普遍性的制度原理、生活方式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演变，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标志，西方进入真正开始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之前，可以称之为现代社会的酝酿期。此后，无论是社会结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甚至包含人性的变化，西方全面进入现代市民社会。

总之，透过英美现代社会，应意识到固然有民主议会、选举制度、发达的商业运作，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涵，但这不足以成为真实的现代。真实的现代还需要传统的因素渗透其中，作为精神内涵，调整现代性的路径不使其迷失方向。

采访人黄晓峰、董成龙

文载2012年8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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