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第一个向西方列强说“不”的人，在巴黎和会舌战群儒

弱国无外交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会发现充满了屈辱与辛酸。自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外交史也并不是一味地屈服，有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听从政府的命令，第一个对西方列强说了“不”，他就是顾维钧。顾维钧是如何拒绝西方列强的？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1888年，顾维钧出生于上海，他从小天资聪颖，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1904年，顾维钧远渡重洋，去往美国纽约学习英语，次年，他又去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顾维钧遇到了自己坚守一生的事业。在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主修国际法与外交，并在十年内，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12年，顾维钧凭借《外人在华地位》一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他回到了祖国。

在美国期间，顾维钧凭借其出色的英文水平和领导能力，一直担任着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一职，而他的才华，也受到了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注意。因此，顾维钧回国后，唐绍仪便将他收入麾下，成为了自己的秘书兼内阁总理，不到两年的时间，顾维钧又升任了外交部参事一职，而这个时候，他只有26岁。

顾维钧上任后，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展开了深入研究，他将这些条约的详细内容带回国内，并搜集了大量有关国际法规法则的资料，在研究中，他对中国的外交有了自己的见解。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份条约中，日本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且加以扩大。

为了不遭到其他国家的干预，日本政府规定中国不能将这个条约透露出去，但顾维钧明白，想要抵御日本的侵略，中国必须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于是，他悄悄将消息透露给了英美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制衡，加上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他们的目标并未得以全部实现。这起事件，不仅让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反而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让人民对袁世凯的统治失望透顶。

1916年，顾维钧被派往墨西哥，担任公使，由于他曾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加上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杰出贡献，袁世凯将他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公使。彼时，顾维钧年仅28岁，是当时中国驻外使节中最年轻的一位。

驻美期间，顾维钧看到了美国的实力，认为其有希望成为中国制衡日本的帮手，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北洋政府采取了“联美制日”策略，在一定时间内，让中国得到了喘息的空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获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全国上下一片喜庆，政府则开始草拟方案，以谋求国家的利益，然而好景不长。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胜利国之一，派出了五位代表出席，包括陆征祥、魏宸组、施肇基、王正廷和顾维钧，顾维钧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年仅31岁。

他总结了政府的要求，将准备向和会提出的要求整理成三条：

“第一，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包括放弃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等；第二，取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第三，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归还中国。”

1月27日，美国代表打来电话，称日本代表在十人会议上提出，日本将接手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而这个时候，中国代表们尚未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开始互相推诿，面对这样的情况，顾维钧站了出来，他说：

“我们应该赴会表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这是我们神圣不可放弃的权利，如果放弃这个权利，代表团还有何颜面回去见国人。”

会议召开在即，陆征祥却称病不肯去，施肇基则借口对山东问题不熟，也不愿参会，最终，由王正廷和年纪最轻的顾维钧挑起了大梁。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率先发言，他称德国早已将山东租界交给了日本，而《二十一条》中也明确规定了，日本在山东确实享有权益，因此，这个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说辞，顾维钧表示会给出答复，但需要时间准备，就这样，这场会议暂停。

次日，在会议正式开始前，顾维钧对着十人代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没有拿演讲稿，因为想说的话早已记在了脑子里。在演讲中，有这么一段最精彩的部分：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犹如西方的耶路撒冷，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犹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这场演讲成为了外交史上的传奇，这段话也被众多报纸加以引用。牧野伸显见状，指责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而对此，顾维钧早有准备，他拿出了在法国战场上的，华人工人的墓地照片，像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和欧洲还有至少几十处。顾维钧指着照片，慷慨激昂地说：

“中国派到欧洲的14万劳工，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他们历尽艰辛，远渡重洋到达欧洲，在享受不到战士待遇的情况下，仍然无怨无悔、奋不顾身地在对的战场周围抬担架、救死扶伤，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随后，顾维钧再次强调：

“基于和会接受的‘民主自决与领土完整’原则，中国就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顾维钧的这番话，不仅充分展现出了他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更是体现出了他深厚的国籍法则功底，法国总理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顾维钧之于日本，就像是猫之于老鼠。然而，再精彩的演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还是犹如以卵击石。

1919年1月29日，顾维钧31岁生日当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他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为了著名的外交家，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并不会因为他的一次演讲就有所改变。对于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依旧死死咬住不愿松口，而英国、法国等国家早已倒戈，暗中与日本签订了密约，并在谈判中给予了一定支持。中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但美国也只是表面上同情中国，实际上也和列强国家站到了一边。最终，巴黎和会变成了列强国家对同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地的分赃会议。

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北京政府作出了让步，他们发出通知：

“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

然而，列强国家并没有给中国保留签字的权利，无奈之下，北京政府再次发出电报：

“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4月30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揭露了政府准备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一事。文章一出，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由北京大学开始，全国近20多个省200多个城市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开始实行罢课罢工，五四运动应运而生。

国内群情激奋，国外的华人也没闲着，他们包围了大使馆，给巴黎代表团的成员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上，顾维钧并未按照政府的要求签字，甚至没有出席。拒签《对德和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正如顾维钧所说：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顾维钧敢于对强权说“不”，他改变了“弱国无外交”这一无情的法则，第一次帮中国赢回了尊严。同时，这也让五四运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大放异彩。在顾维钧之前，中国的外交模式是李鸿章式的，丢卒保车的封建思想，但一味地退让只能让西方列强变本加厉，而一味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又很容易让弱小的国家遭到覆灭。顾维钧的外交策略是有张有弛的，他说过：

“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