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三千年之大变局”：大陆制霸的衰落与海洋霸权崛起

1873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5年，李鸿章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再次提及：“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两次提到了“大变局”，到底当时的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局”。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到底是指什么呢？

数千年陆权文明之间的较量

在我们中华文明生存的区域内，大概可以分为农耕文明面、草原文明、绿洲文明和高原文明这四种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这四大文明相互碰撞、融合、合作、交融的的历史。

我们从3000年前的周朝开始说，自周武王灭商后，就定都在镐京，也就是陕西长安沣河以东的区域，到周懿王时，由于国家的实力不断衰弱，西戎便趁机进攻，周王朝被逼无奈，将都城迁到了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

到周幽王时期，犬戎更是联合了申候攻占了周王朝的都城，杀死了周幽王，至此，周王朝开始衰败，直至走向灭亡。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有方士卢生敬献给秦始皇一本“仙书”，“仙书”有一则谶语：“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对这个“胡”进行了分析，因为当时北方的匈奴人是被称作胡人，秦始皇得出的结论是“胡”指的是匈奴。

于是秦始皇命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征匈奴，当时的秦军那可真是从战争中走出来，兼并六国的军队，战力那是响当当的。千军万马一将在，胡马岂敢渡阴山？在战马的悲鸣声中，匈奴人逃回了自己的发迹之地阴山山麓。

蒙恬率军痛击匈奴后，就开始筑城修长城和秦直道。在秦军的威慑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虽然秦国“二世而亡”，亡在了秦二世胡亥手里，但可见在当时秦始皇心中，对王朝威胁最大的还是北方的草原民族匈奴。

紧接着就是刘邦三年鏖战，灭亡强秦，四载奋斗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

但随着秦末中原混战，匈奴逐步统一了北方草原，并且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甚至还把势力扩展到了及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附近）等地区，并且不断开始南下侵扰。

此时，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新。但匈奴的威胁，就像悬挂在汉王朝头上一把尖刀，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大汉王朝的命。毕竟肤施距离汉朝的首都长安“仅一步之遥”。骑兵两天就可以狂飙到这里。

对于刚建立王朝的刘邦来说，要想王朝得以延续就必须解决掉这个肘腋之患。

于是汉高祖刘邦决定御驾亲征，消灭匈奴，为大汉王朝万世开太平。

但刘邦率轻骑到达平城（今天的大同）附近的白登山时，陷入了冒顿单于率40万匈奴大军在此设下的伏击圈。

刘邦在经过七天七夜的突围后，弹尽粮绝，孤助无援。

此时，刘邦手下的谋士陈平献出一计，他建议刘邦以金银财宝贿赂匈奴冒顿单于的大老婆阏氏，让阏氏给冒顿单于吹吹耳边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来说服冒顿单于。

在阏氏说服冒顿单于后，刘邦才得以逃生，这使刘邦认识到了匈奴的厉害，所以就有了汉朝对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

汉朝皇帝把自己的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为妻，并送上巨额的陪嫁礼品，以换取汉匈双方的和平。

到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击，奠定了陆权时代的千年格局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开启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第一枪，虽然这一枪哑火了，但这却只是个开始，在经过几个小规模的试探后，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其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

公元前127年，在汉武帝的统筹下，卫青、李息率一路军队从云中向西，采用大迂回包抄的战术，把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包围在河南地（河套以南之地），白羊王、楼烦王被打得丢盔弃甲，被汉军消灭数千人，俘获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河南之地后，汉朝在此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加强防卫。

公元前124年，武帝动用十几万骑兵反击右贤王，其中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从高阙（今内蒙古兰山口）出发，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从朔方郡出发。这支部队由卫青统帅，目的进攻右贤王庭。

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率领东路军从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北）出发，目的为了拖住左贤王部，阻止他援助右贤王。

毫无防备的匈奴右贤王部被汉军打得措手不及，丢下万余人后狼狈北逃，汉军完胜，巩固了汉军对朔方的控制，彻底消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一分为二，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漠南之战，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出征后，进入匈奴腹地，下令让手下的骑兵速战速决，要像闪电式一样攻击敌军，此战汉兵斩杀两千多个匈奴兵，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祖父也命丧其中，生俘匈奴国相、单于叔父等一大批高官。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决定收复河西走廊这个通往西域的战略要地，就在这一年，他发动了河西之战，主要的目的是夺取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河西之战。霍去病大获全胜。迂回匈奴纵深达1000多公里，大破匈奴，杀敌3万余人，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投降。战争结束后，汉朝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并设置了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匈奴大势已去，匈奴人唱出了“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悲歌，可见河西之战对匈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调集骑兵十万，步兵数十万， 卫青、霍去病分别各率5万骑兵深入漠北，寻找匈奴单于王庭，对匈奴进行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毁灭性打击。

卫青率领军队，穿过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蒙古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率部歼灭匈奴左贤王部于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最远到达今天的贝加尔湖一带。

漠北之战，歼灭匈奴9万余人，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河西之战的胜利，斩断了匈奴依靠河西走廊进入河套平原，从而威胁大汉王朝的“右臂”。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草原民族反击最勇敢、最坚决也最持久的一个帝王。汉武帝一共在位54年，对匈奴的战争就进行了44年。

汉武帝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摸清华夏民族的战略边疆，和控制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

俗语说“黄河九曲，唯富一套”，河套地区自古物产丰富，有“塞上江南”的美称。鄂尔多斯大草原又是天然的牧场，也是优质战马的来源地。

况且河套地区也是战略要地，向北穿过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可抵达漠北，向西则可进入河西走廊通往西域，河套地区都可以作为补给基地。所以历史上对河套地区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

河西走廊则更为重要，河西走廊的重要性是它是连通西域绿洲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和通道，又是隔断草原文明和高原文明的一个重要屏障。北面是草原文明，西面是绿洲文明，东面是农耕文明，南面则是高原文明。

控制了河西走廊就等于控制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咽喉要道，拿到了文明融合的主导权，这就是在陆权时代华夏文明经久不衰的秘诀。这也是汉武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在以后的时代，虽然游牧民族的不断地换，如唐朝有突厥、吐蕃，宋朝有蒙古、金、西夏，明朝有瓦剌。但是不管是唐宗宋祖还是后面康乾盛世都是沿着汉武帝闯下的路，亦步亦趋，曹规萧随。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一直如此。在控制住河西走廊的时代，都是王朝的盛世时期。同样丢失了河西走廊，便进入了王朝的没落时期。

李鸿章其实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就说明在陆权时代对王朝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西北的草原文明、高原文明。备战戍边都在西北。

朝中百年，世事已大变，海洋霸权的兴起

自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美便开始了“大航海”时代，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了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航海技术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和提升。

西方国家能够殖民非洲和美洲大陆，除了航海技术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发展也是其能够拥有殖民地的基础。

蒙古人在西征时就把南宋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火器广泛用于欧洲战场，但是当时处于蒙昧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能力仿制这些武器。他们只是把这些喷火、并且发出巨响的火器当作魔法。

蒙古人在欧洲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很难让那些败退的欧洲王国缴获胜利者的火器，通常获得这些先进装备的只可能是赢得战争并最后占领战场的人，比如日本人，他们在击退了在日本登陆的元朝军队后缴获了大量火器，俘虏了大批懂得制造和使用它们的工匠。

另一个游牧民族充当了火药火器西传的中间人。“阿拉伯人由于贸易关系和中国接触密切，也很容易了解和学会来自中国的新技术。而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文化和贸易非常发达，他们还占据着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所以火器被欧洲人学会和使用，最早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英军火炮铸造已经废除传统的泥模整体模铸法，开始大规模采用车床切削铸造法。这让英军火炮内膛的精度和气密性迅速提高，火炮的射程远远超过清军炮台的大炮。

而此时的清王朝却正在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却不知时代已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就导致了清王朝和西方列强在武器方面出现了代差，当列强进入热兵器的时代时，清王朝还处于冷兵器的时代。

当热兵器遇见冷兵器，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而在进入 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大量机器制造逐步淘汰了手工业，工业的发展让西方列强的工业产量急剧增加，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需求，大量的产能过剩，驱使着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寻找其产品生存的空间。

而清朝在当时，人口众多，国防体系落后，还比较富裕。GDP占到了当时世界的35%。而且对英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

这就使得英国人手脚发毛，如同老饕闻到了美味的食物，急不可耐地想从大清朝的手中捞取真金白银。

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针对外侮的战役中，也证明了“降维打击”的事实。

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海疆大门，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等鸦片贩子，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这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的暴利，打破了清朝对英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

清政府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了600万两，这使得清朝发生了严重的银荒和空库空虚，而且鸦片的泛滥导致当时的中国人萎靡不振，社会风气日下。

此外英国还以传教士、商人、使者深入清王朝内部，修筑教堂，开设租界，设立海关，对过去界线分明的陆权时代的形态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在英国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列强便一拥而上，都来向清政府“讨要好处”，这便是李鸿章所说的：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就是清王朝由于闭关锁国，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思维仍然停留在大陆权时代的争霸阶段，没有意识到海权时代已经来临。从而忽视了海权及航海技术和火器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一场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