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战功谁第一：从《清史稿》的离奇记载，看湘军的内部之争

公元1851年，按照当时中国的纪年习惯，应该称为咸丰元年，这一年，二十岁的爱新觉罗·奕詝刚刚从父亲宣宗道光帝手中接过了大清的江山。

帝国已近暮年，年轻的皇帝却踌躇满志，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登基伊始，广西桂平金田村，一个叫洪秀全的落第童生，便用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作为“贺礼”，从遥远南方的蛮荒之地送到了紫禁城的皇庭之中。

而到了1853年，在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咸丰治下的大清帝国外，更多了一个割据东南，与之分庭抗礼，叫作太平天国的政权。

只是当洪秀全在小天堂的六朝宫阙之中极目远眺时，志得意满的天王也不会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湖南，未经战阵的文人曾国藩，带领着一群湘乡农民，正在给他理想中的天国挖掘坟墓。

此后的11年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逐渐成长为当时整个中国最为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

而在安庆和天京这两场湘军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性战役中，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吉字营，又成为了湘军中独一无二的主角。

血战经年，伴随着安庆和天京的最终易手，在湘军和吉字营功成名就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吉字营异军突起

1856年，江西战事持续低迷，曾国荃受命于湖南老家募勇3000人，赴赣支援湘军，由于攻打江西吉安是曾国荃领兵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故而这支部队得名“吉字营”。

因为曾国藩、曾国荃的兄弟关系，从成军之初，吉字营便是湘军中当仁不让的嫡系，但受限于自身力量和参战经验都相对薄弱，在攻打安庆之前，吉字营并不是湘军中的绝对主力。

而因为身份特殊，吉字营从装备、弹药、粮饷等各方面都受到优待，不仅补给更为充裕，发放也更加快捷，最重要的是，在其不断成熟与壮大之后，所有的“肥肉”，就几乎再也没有被外人染指过了。

1860年，曾国藩制订四路伐皖的作战计划。其中：

第一路由宿松、石牌直捣安庆，曾国藩亲自坐镇；

第二路：多隆阿与鲍超经太湖、潜山而取桐城；

第三路：由湘军大佬胡林翼主持，由英山、霍山以攻舒城；

第四路：李续宜领兵由商、固以规庐州。

从进攻安庆的排兵布阵来看，对于“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事，即使以圣人自居的曾国藩，亦不能免俗。

湘军的其他部队，基本上就是占据安庆的周边州县，而曾国藩自己，实际上也就是嫡系吉字营这一路，任务则是直扑安庆城下。

到1861年5月，安庆外围据点已经基本为湘军所得，曾国藩便将吉字营由西南方向的宿松调往安庆城北，此时战场的态势是，安庆东南两面，濒临长江，由湘军水师杨载福控制水路。

而西面的太湖、潜山则被湘军其他部队牢牢控制，事实上进攻或者解救安庆的唯一方向，便只剩曾国荃驻军的北面了。

吉字营陈兵安庆城北，其身后的桐城则交给了当时湘军中战力最强的多隆阿、鲍超部，可怜“多龙鲍虎”，为保护北路安全，在外围不停承受英王陈玉成拼命似的冲击，战功捞不到，干的还尽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最终，1861年9月，安庆告破，论功行赏时，吉字营当然是第一功臣，曾国荃也因功擢升安徽布政使。

配合进攻安庆的其他队伍，比如东、南面杨载福的水师和西面的湘军各部，因为远离主战场，毕竟参与有限，抢不到头功，倒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但多隆阿这一路，先是打下了安庆西面门户的太湖、潜山，接着在桐城对上的又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陈玉成兵团，承担了抗敌阻援的重任，出力最多，伤亡也最重，到最后也不过是为吉字营做了嫁衣裳。

鲍超人微言轻，本身又不是根正苗红的湖南人，所以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明目张胆跟曾氏兄弟翻脸。

但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本身也并非湘军系统的将领，哪里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安庆会战结束之后，便不愿再与曾国藩共事，向朝廷请旨，率兵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去了。

攻天京故伎重施

1862年，湘军攻克安庆，随后陈玉成败走庐州最终于寿州中计被俘身亡，此时皖北大局已定，再无后顾之忧的曾国藩，开始着手准备对太平天国的致命一击。

在此之前，曾国藩向朝廷请旨，让胞弟曾国荃再次回湖南募集六千新勇，由此，吉字营兵力跃升至两万人。

湘军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曾国藩围绕进攻天京，制订了“三面出击，四路进攻”的作战计划。

东面，李鸿章率新练淮军，在苏常地区牵制李秀成兵团，南面，左宗棠统领楚军，进取浙江，与李世贤兵团相持，阻止其北上增援。

而西面，作为进攻天京的主力，由曾国藩坐镇安庆大本营，湘军陆上分兵四路：曾国荃引兵两万，自安庆徇江北直捣金陵；

曾贞干从南岸扫荡芜湖一带防线；

鲍超率麾下霆军进攻安徽宁国府，维持湘军后方重地皖南的安全；

张运兰部则扼守徽州，堵截浙江太平军入赣之路。

而彭玉麟督湘军水师沿江而下，协助陆师攻剿两岸，并承担运输接济任务。

纵观攻击天京的作战计划，曾国藩的用意，基本上与安庆之战的安排异曲同工，李鸿章、左宗棠的淮、楚二军作为偏师，这两大兵团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声援和配合主战场的湘军。

湘军系统内的各支部队，在西线战场连成一气，但其中四支都是为了配合或者保卫曾国荃吉字营这一路主力，直取天京。

但是吉字营在天京城下的作战并不顺利，先是曾国荃孤军深入天京近郊雨花台，被忠王李秀成回援的二十万人马包围，又适逢天京地区瘟疫横行，受疫病影响，吉字营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

所幸的是，长江水路一直牢牢被湘军水师掌握，粮草、医药得以由安庆源源不绝运至前线。而吉字营手下一众亡命之徒，更非浪得虚名，在数十倍于己的太平军连番进攻之下，虽险象环生，却仍能屹立不倒。

而李秀成的大本营苏州又在这一时期被李鸿章的淮军所困，后院起火，忠王无心恋战，鏖战四十四日，未竞寸功而草草收兵，九帅这才从危难之中逃过一劫。

1862年开始天京围城之后，吉字营在这一时期开始不断扩军，最终编制达上百营，兵员共计五万余人，虽然仍以“营”为名，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又是绝对的嫡系，就更不可能给其他部队靠近天京城的机会了。

只是限于缺乏先进的攻城器械和大型火炮，吉字营也只能在天京城外挖壕设堑，希望以长围久困之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1863年10月底，李鸿章攻陷苏州，用时仅三个月，1864年2月，左宗棠克复杭州，也不过半年时间。

东南半壁，淮、楚两军捷报频传，对于天京城下的湘军，却是无声的催促与压力，围城将近两年，虽已成铁桶之势，却终不能一槌定音。

而清廷忧心忡忡，唯恐日久生变，一面委婉示意曾国藩亲临前线指挥，一面授意淮军主帅李鸿章开赴天京助阵。

好在李鸿章顾及与曾国藩的师生之情，另外淮军主帅浸淫官场多年，更加明白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他的部队如果出现在天京城下，那必然有争功夺利之嫌，因此哪怕违背圣意，也是一再拖延出兵。

李鸿章虽然顾全大局，但其麾下刘铭传、周盛波等悍将却早已跃跃欲试，甚至扬言不惜与湘军刀兵相见。

曾国荃此时也是寝食难安，李鸿章的拖延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淮军不可能扛着朝廷的巨大压力，无限期地等他“长围久困”以竞全功。

1864年7月，天京城骄阳似火，曾国荃更是心急如焚，他双眼血红、声嘶力竭地对吉字营诸将动员道：一旦淮军东来，我等两年心血将付诸东流。

‘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

全军上下已无退路，同治三年七月，大暑将至，炎风烈日之中，吉字营对南京发动了最疯狂的攻击。

克天京论功行赏

1864年7月19日，湘军最终以“穴地攻城”之法，炸开了天京东北太平门的城墙，随即大军蜂拥而入，天京克复。

战争结束，最重要的当然是论功行赏，而具体到攻克天京这样的“不世之首功”，究竟会得有怎样的恩赐，其实在朝野之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1861年，垂死的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的病榻之中，便曾明发上谕：“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

但正如金庸书中所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但凡有利益牵扯就必然会有尔虞我诈。

前任皇帝金口玉言作出的允诺，最终到曾国藩这里，经过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满朝大臣一番装模作样的讨论，便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为借口，堂而皇之的来了个翻脸不认账。

曾国藩不仅未被封王，甚至连下一等的公爵亦欠奉，最终朝廷只赐了个一等毅勇侯。

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尘埃落定之后，“王爵”这种顶级的奖赏确实会让清廷肉疼，而曾国藩汉族权臣的身份，更会让爱新觉罗的当权者们，天然的对其怀有深深的戒备，所以赐王封侯，本身也是满、汉、君、臣之间的一种制衡和博弈。

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请功奏折上，同样也是暗藏玄机，湘军主帅竟直接将克复天京的首功，记在了湖广总督官文的头上。

要知道，官文一直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从未亲临前线，在整个漫长战役中，起到过一定的保障后方补给的作用，但若真要论及天京之功，恐怕官总督连前十都难排到。

而曾国藩推其为首功，既有官场之中的客套与谦让，也是向满族权贵的一种示好，更重要的，还是对清廷的一种试探。

当然，所有明眼人，包括清政府和官文自己都清楚，天京之战最大的功臣，必然只能是曾国藩一人而已。

但官文毕竟是满清自家人，既然曾国藩有心，清廷便顺水推舟，以其“征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的功劳，将官文定为克复天京的第二功臣，赐封一等果威伯。

最大功臣曾国藩的一等侯爵定好之后，其余人等的封赏便是等而次之，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在江、浙地区配合天京战场作战的淮军主帅李鸿章获封一等肃毅伯，楚军主帅左宗棠获封二等恪靖伯，而湘军的前敌总指挥，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则被赐封一等威毅伯。

清史稿难圆其说

除了对曾、左、李这样的方面军统帅进行封赏，作为第一线指战员，曾国荃麾下的重要将领，也都根据功劳大小，获得了清廷相应的奖励。

吉字营第一悍将李臣典，以首克天京之功，赐封一等子爵，其后，萧孚泗因生擒忠王李秀成，排在功臣榜第二位，赐封一等男爵。

但如果仔细查阅《清史稿》就会发现，对于到底是谁第一个攻陷天京，这个本应明确无误的重大史实，却颇为诡异的语焉不详。

其列传二百一，独辟一章为包括李臣典、萧孚泗、朱洪章在内的十二位将领做传。

上述诸人作为吉字营的主要将领，在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记载时，“攻克天京”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因此，清史稿的记述如下：

“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无疑，李臣典是第一个攻入天京的将领。

“及地道成，火发城圮，将士争登，贼掷火药抵拒，死仆相继。孚泗手刃退者数人，士气乃奋，尽从缺口入。”——如果这样看来，萧孚泗才是拿下天京的最大功臣

“发火城崩，洪章率所部长、胜、焕字三营千五百人，从倒口首先冲入”——这段话又明确表示朱洪章才是率众第一个冲入天京的将领。

同一史实，涉及三位不同的将领，更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描述，实在是令人诧异。

当然，《清史稿》虽有强大的官方修史背景，更有浩繁的史料作为依托，但既然以“稿”定名，其中疏漏、错误便在所难免。

但攻克天京，事关重大且又发生于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事情，应该不至于在记叙时发生低级错误。

而结合其他史料进行对照分析，就会发现，《清史稿》之所以会前后矛盾，其实并不是疏漏大意，而很有可能是在刻意回避。

“毕竟战功谁第一”——牵扯的其实是吉字营内部众多的难言之隐和利益纠葛。

论战功谁当第一

先来看在天京之战后，功勋排名吉字营第三，赐封骑都尉的贵州籍悍将朱洪章。

除《清史稿》的记载外，关于当日的情形，王凯运在其所著《湘军志·曾军后篇第五》中也有过交代：“日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寇反然火药下烧我军。朱洪章等乘城缺登”。

而且朱洪章在其日后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从戎纪略》中，专门提到是自己第一个率军杀入天京，而为这本书作序的，正是昔日吉字营的主帅——曾国荃。

试问如果朱洪章将子虚乌有的功劳强加在自己身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曾国荃，怎么会为之作序？既然作序，便可以认为九帅变相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既然朱洪章攻克天京首功有诸多旁证，那为什么李臣典又成为了对外宣传中攻克天京的第一人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李臣典在攻克天京之后，突然暴毙，据说死因还是“连御十女”，导致脱阳而亡。这样的事实一旦公之于众，绝对会有损湘军的声誉和吉字营第一悍将的形象。

为了掩盖这个难以启齿的丑闻，曾国藩等人只有“重病用猛药”，将攻克天京的最大功劳加诸于李臣典身上，将其塑造为攻打天京后重伤不治，最终为国捐躯的典型。

而且死者为大，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百战余生，便是最好的奖励，谁也不会和“以身殉国”的李臣典去争功。

就这样，李臣典挤掉了朱洪章，幸运地成为攻克天京的首功之臣。

再来说说功列第二的萧孚泗，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此人曾亲历天京战场，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录于《能静居日记》之中。

关于萧孚泗生擒忠王李秀成，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叙“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

看来，李秀成被俘原本与萧孚泗并无多大关系，只是忠王逃出天京后不幸落单，为乡野村民所获，送到了附近萧孚泗的军营之中，而萧随即将生擒“忠酋”之功，据为己有。

“中丞亦不深究”——曾国荃为什么不深究？当然是要让萧孚泗拥有生擒太平军最高指挥官的功劳，这样一来，萧孚泗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天京第二功臣了。

吉字营十二悍将之中，只有朱洪章并非湘人，现在名义上的第一功臣李臣典已死，活着的人中，谁都可以排名第二，唯独不可能是出生贵州的朱洪章。

只是可叹悍将朱洪章，以第一之功，得第三之赏，为此，一生耿耿于怀，郁郁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