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清朝、美国、俄国各自发生了改变命运的大事

186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在清朝，美国，俄国分别发生了改变其命运的大事。在清朝，咸丰帝驾崩，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进入了权力中枢，开启了其四十余年的执政生涯，同时也推动了洋务运动。在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在俄国，则发生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运动。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大事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祺祥政变

“祺祥政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内外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权力激烈斗争的集中反映。

正当清王朝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进行大搏斗的时候，英法资本主义分别以“亚罗”号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掀起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大洁炮台，直逼天津和北京。在风雨飘摇之际，咸丰帝于1860年9月(咸丰十年八月)仓惶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并委派恭亲王奕沂留守京畿，处理与英法联军的议和事宜。这个紧要的时刻是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头。

咸丰帝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时，咸丰帝于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病死热河。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其中咸丰帝的宠臣肃顺是八大臣中实权最大的人物。咸丰帝于8月22日病死，8月25日颁布了遗诏和“龙驭上宾”的消息。前者称为“喜诏”，后者称为“哀诏”。从此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落入了八大臣之手。作为皇帝生身母亲的慈禧太后和皇族最亲的奕䜣（道光第六子、咸丰皇帝之异母弟)却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这样从外敌进逼的时局看和最高统治权力归谁所有的政局看，都不会稳定的。于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和在民族矛盾下最高统治者的分化等等，诸多矛盾沓来纷至，直到“祺祥政变”的出现。

慈禧太后是一个有强烈权力欲的人物，早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她就“时时批阅各省章奏”，参与朝政。但“喜诏”的颁布却把她排斥在最高权力集团之外，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因此，她拉拢奕䜣，培植势力，在热河行宫试图和平夺权。慈禧示意御史董元惇上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请命降谕旨，赞襄政务大王八人以外，请更派亲王一二人辅政。”世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原来固有的矛盾，载垣、肃顺等没有答应慈禧的要求，批示“国朝圣圣相承，从无母后听政之例”，驳回了董元惇的上奏。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慈禧准备回京发动政变。于是奕䜣便成为慈禧发动政变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年轻时的慈禧太后

奕䜣外号“鬼子六”，作为外国侵略者的红人，而利欲熏心正在力谋夺取最高统治大权的慈禧,当然对奕䜣更为器重,并加紧了联系。特别是咸丰皇帝死后，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也更现实地摆在最高统治集团的面前。奕䜣不惜投靠西方侵略者，卖国求荣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进一步攫取更高的权力。而慈禧为达到“垂帘听政”的目的，也不遗余力拉拢和利用奕䜣，同病相怜，而又同谋相求的叔嫂二人逐步更加亲密地走到一起。他们通过太监安得海与侍卫荣禄奔走于北京、热河之间，互通情报，密谋策划。

奕䜣

咸丰死后，在慈禧的邀请下，奕䜣又冲破重重阻力以奔丧为名来到热河,晋见慈禧，二人密谈“一时许”。基于以往的经验，慈禧深刻了解在热河夺取最高权力是办不到的，而到北京宣布“垂帘听政”又恐怕受到西方列强的干预。因此当奕䜣向她汇报了北京的形势，并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的时候，慈禧真是惊喜若狂了。

11月1日,慈禧太后挟载淳返回京师，次日宣布“垂帘听政”，颁布上谕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事贵从权，岂能拘守常例。”11月3日，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军机大臣。11月8日，以“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以及“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以致圣体违和”运等为罪名，逮捕八大臣。载垣、端华“赐吊”自杀，肃顺砍头示众，景寿等五人分别革职或遣成。这便是著名的“祺祥政变”（祺祥为载淳的年号)，又因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因此又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自此那拉氏和奕䜣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垂帘听政

祺祥政变是和外国侵略势力影响、支持和幕后操纵分不开的。它开创了外国侵略势力干预中国宫廷政变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奕䜣等人的掌权，也就便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因此,祺祥政变及慈禧政权的确立是适合外国侵略势力需要的产物,也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进行的垂死挣扎。

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1860年马克思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农奴运动”。

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美国的奴隶主和资产阶级，围绕着夺取国家政权展开了一场角逐和搏斗。双方以全力竞选十六届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林肯，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斯蒂芬·道格拉斯，他们两人早在1858年就美国面临的奴隶制问题进行过七次大辩论。道格拉斯是种族主义者，一面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方面又拥护司考特判决案，认为奴隶制应在新开发地区扩展，奴隶制是美国宪法应当保护的。

林肯

林肯批驳了他的错误立场，指出国内政治上的动荡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继续地、永久地保持半奴隶制的状态”，“我期望它停止分裂”,国家犹如“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国会和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在联帮任何地区禁止奴隶制度，不能制止黑人作出对奴隶制和自由州或蓄奴州的决定”。显然林肯的观点是为广大入民群众所容易接受的，后来在竞选总统时，又明确提出了保护关税、保证人民实行宅地法、反对奴隶制扩展到新的领地去，还提出了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

南北战争形势图

这一系列的主张既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因此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赞赏。而民主党内由于意见不一，分裂成两派，南部民主党人另提雷肯里奇为候选人，主张在美国领地内扩展奴隶制，反对保护关税等等。1860年11月，共和党的林肯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为第十六届总统。

林肯当选为总统，使奴隶主丧失了五十年来的统治权，予示着奴隶制度的厄运。所以，奴隶主积极准备力量，并得到英法殖民主义的暗中支持，妄图一举消灭林肯政府，在全国推行奴隶制。1861年2月8日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等南部七个州宣布退出联邦，推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成立南部同盟。他们得到行将交权的布坎南总统军事上、物质上的援助，发动军事政变占领摩尔特瑞炮台。3月4日林肯宣誓就任总统，4月14日南部同盟以林肯上台为借口，夺取了萨姆特堡垒，南部不宣而战，林肯政府立即宣布镇压南部叛乱，南北战争从此就爆发了。

美国内战

由于南北战争埋葬了奴隶制，广大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维护了人 权，使美国的民主、法制进一步完善；奴隶制的废除，使美国获得 了空前统一，资产阶级统治得到了巩固。正是由于南北战争使美 国社会制度更加完善，维护了国家统一，才使美国抓住了第二次 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电力方面领先一步，而且肯及时更新技术、设 备；同时一大批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如发明大王爱迪生、设计飞 机的莱特兄弟。由于这些原因，使美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赶上 并超过了英、法，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工业强国，成为引领风骚、让 世人青睐的大国。这些骄人的成就都是与南北战争资产阶级的 胜利、奴隶制的废除、维护国家统一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南北战 争北方的胜利，奴隶制的存在就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绊脚石，国家的分裂也不可避免，也就不会有以后独领风骚的美国。

废除农奴制改革

众所周知，1861年的“农民改革”(解放农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成为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点。然而，这次改革竟然是由俄国头号封建农奴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签署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解不开的“历史之谜”。倘若全面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历史状况，即可迎刃而解了。

亚历山大二世

第一，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已迅速发展起来了，并显示出它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优越性，暴露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性。可以说，废除农奴制在俄国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第二，由于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导致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日益高涨。据统计，1826—1854年俄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达700多次，平均每年达24次以上。“在五十年代末，农民骚动席卷了25省，占当时俄国所有省份的半数”。此外，还有各地工人、少数民族、军队的反抗斗争。当时全俄警察局长在给沙皇的报告惊呼:“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尤其是因为军队也是由农民编成的·便更加危险了”。这表明俄国农奴主贵族无法按旧的方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了。

农奴亲吻地主

第三，受到西欧、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受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欧洲革命风暴的冲击，俄国国内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与日俱增。一些思想先进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多方论证农奴劳动阻碍生产的发展，劳役制无利可图，应当解放农奴。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伊·谢·屠格涅夫于1847—1852年发表的《猎人笔记》中就尖锐地批判了农奴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们就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提出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对废除农奴制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不可低估。这就使沙皇政府继续依赖的封建农奴制成为众矢之的。

第四，俄国封建农奴主贵族即统治阶级内部，亦有人意识到不进行变革的严重危害性。比如，原沙皇政府财政大臣康克林看到农奴制阻碍俄国工业的发展时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就如同处于某种野蛮状态”。如果同高度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就会成为大的“祸害”。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

第五，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在争夺黑海和巴尔干控制权的克里木战争中遭到惨败，俄军死亡达52万人，黑海舰队被全歼，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严重动摇了它在欧洲的翁权地位，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统治的腐败。“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后国内形势十分严峻，1858年农民暴动达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08次。当时沙皇俄国有不少地方政权陷于瘫痪，许多封建农奴主逃往城市。

俄国农奴

综上所述，诚如列宁指出的:“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中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列宁

改革加速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使俄国农民走上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解放农民改变了国家的道德环境，社会思潮和民主文化得到了发展。

另一方面，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有它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改革保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得不到足够的耕地，他们所拥有的耕地都是分散的，造成经营困难。最主要的是，在改革之后土地缺乏现象加剧，使农民的耕地减少，而这恰恰成为20世纪初农业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