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时期是如何利用苏利集中财政立法权的？

#历史开讲#

重用苏利与集中财政立法权两方面间具有重要关系，为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说明当时亨利四世急需独立财政立法权的迫切。新教大臣苏利于1596年7月起正式参与王国财政管理，在此以前，亨利四世治下财政立法方面有三个具备影响力的重要主体:国王、王家高等法院与财政会议。

两者间的关系

对于王家高等法院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见证了权威信的严重，继承的是不受信任的王权，不仅如此，在王家高等法院人士看来，亨利四世出自偏远的贝亚恩地区，曾反复改宗而且缺乏王国统治经验。

对于这位“陌生”国王在宗教、财政等方面的重要，图尔高等法院与整合后的巴黎高等法院自视有干涉的必要;艰难登记南特是亨利四世统治前中期集中立法权的典型现，该从签署到审核登记花费近一年时间(1598年4月至1599年2月)，国为此曾“轮番运用析求和威胁的手法”。

而财政方面立法的迫切与频繁程度甚至强于宗教立法亨利四世继位(1589年)后多次深陷财政危机，征服王国与抗击西班牙干涉的军事行动需要巨额花费，王室财政入不敦出，负债累累。

但在此期间，亨利四世一些涉及财政的敕令如割让王室财产、增设间接税等，经常遭到王家高等法院的谏净(理由主要有:法兰西古法要求国王保持王室财产的完整，战后民生艰难等)，一些最后即便得以颁布，也是过程曲折或带有附加条件。

1594年10月，财政总监德奥侯爵去世，这一具有绝对色彩的官职未能有效解决王室财政危机，不被看好，利四世于当年11月组建9人财政会议，对之寄予厚望。其中贝利埃弗尔等要员曾受重用，贝利埃弗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看重社会各阶层的“传统权力与特权”，倾向说服而非强制。

亨利四世曾接受其建议召开全国显贵会议(1596年末-1597年初)次会议能有效解决问题，当时参会代有“高级贵天主教高级教士、王家法院高级法官、高级财政官员及市政上层人士”，“每个集团都愿意接受对于自己群体有益的主张，而坚决反对任何额外负担”。

对内战争的结束

为加速内战结束，亨利四世于1595年1月向期内政暗中国内分势力的西班牙国王宜战，军费屡屡告急。财政会议具有理想化的财政改革想法，却难以推动改革，无法有效解决国王面临的困境。

正如法国亨利四世研究专家巴伯降教授所指出的:“贝利埃弗尔有关财政管理的一些正确建议在当时无法适应紧迫的军事环境，也与国王格不符。双方分歧在1597年亚眠攻城战已经凸显对于国王的军费要求，财政会议明确拒绝。

贝利埃弗尔抱怨说国库没钱，自己无法尽一切可能。但国王需要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以便把西班牙敌军赶出王国。据1596年4月利四世在一次战前写给苏利的书信，自己已逼近西班牙敌军，但却几乎找不出“一匹可骑的战马、一套可用的马具”，衣衫破烂，食物紧缺。

对西战争关系到宗教战争结束、新王朝巩固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瓦卢瓦王朝末年王室正是由于难筹军费等原因，在对抗国内多方反对势力的军事行动中屡屡败北，亦无力抵制西班牙对宗教宽容政策的干涉。面对干涉财政立法又拒绝借钱给国王~的王家高等法院与不断强调“困难”、“办不到”的财政会议，亨利四世急需独立的财政立法权与有效的财政支持。

他将目光投向长期效力的国务大臣一一新教徒苏利，此人忠诚，曾多次随其作战，重视筹集军费的必要，并且关心王国财政问题。亨利四世逐渐将多个重要职位交给苏利:财政总监、大路政官、炮兵大总管等。君臣二人关系密切，联系频繁，巴伯隆教授称他们是“亨利四世-苏利组合”。

在利四世的器重提拔下，财政大臣苏利逐渐扭转王国财政危机，为王国经济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结合法国王权强化与财政管理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认为，“亨利四世-苏利组合”可被视为一个新的财政立法主体“国王-财政总监”，在当时王国财政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路易十四时代财政立法权向财政管理专业机构对国王效忠的财政会议的集中奠定重要基础研究法国立法权集中走向的中国学者陈顾指出，“按照J.H.申南的说法，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个以行政功能为主的新政体开始取代了以司法功能为主体的传统政体”。

在财政立法权向以国王为首中央政府集中的过程中，财政总监的能力与地位至关重要，其职位的出现虽不是亨利四世首创，但却是他在宗教内战后恢复并强化的，他选用合适效忠的人选，不断对其给予信任与支持。

最终让苏利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实权与影响力的财政总监，更强化了自身权威，“国王-财政总监”的新财政立法主体随之诞生发展，因此说，亨利四世重用苏利是他集中财政立法权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