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英格兰对威尔士的社会治理表现在哪些方面？

威尔士之所以成为英国内部扩张的典型，和英格兰关系紧密，主要在于威尔士早期历史上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统一，内部邦国林立，即便是13世纪由格温内斯的卢埃林实现的统一也很快破灭了。

究其原因，威尔士长期以来没有广泛认可的中心，威尔士作为一个整体主要依靠于语言和文学构建的历史记忆加以维系，内部凝聚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的征服战争对威尔士带来的更多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并非主权意识的强化。

而后约克王朝与都铎王朝的对自身合法性的宣传迎合了威尔士民众对神话和血统的想象，民众越来越乐于依附于英格兰，接受约克王朝与都铎王朝的统治，来换取社会的稳定。《联合法案》的颁布基本没有引发威尔士大的骚动和抗议，相比于1707年苏格兰出于谋求经济优惠的动机加入不列颠国家，显然威尔士对英格兰的依赖程度更深，双方的合并更为稳固。

另外，还应看到威尔士具有自发主动联合英格兰的意愿。15世纪以来，英格兰实行的一系列的限制法令虽然引起威尔士民众强烈不满，但并未遏制本土乡绅谋求权力的雄心，这些人通过联姻、收买等方式参与或影响着事务，主动向英王靠拢，试图跻身到英格兰上层。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王宫廷中已出现许多威尔士人的身影。

就此而言，1461—1547年间英格兰针对威尔士做出的一系列调整举措，与其说是英格兰面对威尔士的威胁出于军事安全考虑而不得不做出的回应，不如说是顺势承认了威尔士的变化。学术界近来的研究亦认为，《联合法案》和克伦威尔等人的信件中对威尔士无法无天的描述是为了给改革提供借口，有夸大威尔士失序之嫌。

虽然威尔士早已于1284年就已实现合并，但威尔士同英格兰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落差，长期置于边缘角色。经过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治理，英格兰一改过去的消极的态度和软弱的形象，基本能够有效治理威尔士，实现了双方在和司法上的统一，极大削弱了威尔士的离心倾向。虽然《联合法案》中，威尔士保留了“公国”的称号，但这一称号已无实际意义，且此时起公国的范围已囊括包括了原属边区在内的整个威尔士。

在结构上，威尔士建立起一套从边区委员会、大审法庭、季审法庭、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自上而下的治理框架。威尔士原本破碎分散的管辖权整合到能够进行重要事务决策的地方最高边区委员会手中，由郡和百户区负责各地具体事务，地方代表也参与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意味着威尔士已经纳入英格兰统治体系之内。

新的职能更为明确有效，专业化与规范化程度均有提高，威尔士开始朝官僚的方向发展。由于新的机构大多由旧有机构演变或调整而来，如边区委员会的职权建立在威尔士亲王谘议会基础上，大审法庭和郡制对威尔士而言也不是全新的事物，因此新的框架没有引起威尔士大的波动，而是以相对平稳的方式将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管理和体制中。

然而，这一期间治理的首要出发点在于削弱威尔士独立性，减少英格兰周围边地对英格兰自身的威胁，并非为了让威尔士得到真正发展的机遇。一封致亨利八世的信中针对爱尔兰战争表达道：“国王不能指望从中获利多少，但这样能够保卫国王的其他边界，而不会让英格兰付出代价。”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态度也与之类似。英格兰需要的只是稳定可控、不威胁英格兰安全的威尔士，当威尔士社会秩序实现重塑后，国王便转移了对威尔士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治理改革仅停留在治理框架上，而这段时间的英格兰叙事中也很少见到威尔士的身影。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治理毕竟是英格兰转变威尔士治理策略的开端，新框架的长期延续证明这种策略是较为有效的，对维护威尔士与英格兰的稳定和安全发挥了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的关系。针对遗留下来的问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通过用威尔士语翻译圣经等举措较好地调整了与威尔士文化的紧张关系，但这一时期的新措施也没有脱离原本的框架。虽然英格兰方面曾有人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统一带来的效果存有怀疑，在《联合法案》颁布后的四个世纪中，基本没有威尔士人大规模或要求废除这一法案，其作用一直发挥到1993年。

作为司法与行政统一的结果，威尔士人增强了英国认同，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威尔士民众作为“英国人”的身份意识得以增强，尤其是乡绅乐于使用“不列颠人”来称呼自己。随着威尔士人的国家认同度的提高，威尔士对英格兰领土安全威胁大大减弱了。

相比于当今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的民族分离倾向，虽然威尔士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分离没有成为威尔士的主流意见，反而遭到多数威尔士人的反对。威尔士的总体局势较为稳定，与英格兰关系也更为密切，这同历史上的治理，以及治理过程中双方关系的改善无不关系。从威尔士治理为视角，探究其的发展，也可为研究英国地方治理发展提供又一观察角度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