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写书讽刺清朝官员行迹，有的封疆大吏失势后竟然行乞偷窃

清朝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六年，期间出现过许多贪官污吏。虽然其中的许多人都遭到了朝廷的惩治，成为罪人，但在前清时代，百姓对他们的劣迹是不敢多加置喙的，因为这些人在位时与其他权贵世家多有勾连，议论他们可能惹祸上身。

清朝被推翻后，人们不再有顾虑，民国初年的文人就对这些贪官口诛笔伐，将那些他们所认定的贪墨之徒罗列成册，揭露他们的黑暗行迹，加以讽刺和挞伐，有个佚名文人就写了一本笔记《贪官污吏传》。由于清末民初的文人来自那个时代，因此对个中内幕的了解远比当代人多，其中披露的某些事迹，如今已鲜为人知了。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笔记的作者是如何评价他心目中的那些贪官的吧。

纳兰明珠，是康熙朝的一代权臣，在康熙十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的十年间，明珠权倾朝野，势力最为显赫。当时三藩之乱平定不久，台湾也刚收复，明珠在这两件大事上居功至伟，深受康熙帝信任，曾赐给他御书大轴：“朕万岁馀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非谓书法已工也。”康熙对着臣子如此谦逊地评价自己的书法，可见那时他们君臣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下江南，明珠作为皇帝的心腹，也扈从前往。

明珠为人狡诈，但表面上谦和慈善，与人谈话时，总是和颜悦色，言语温馨，从而使人动容，让人放松戒备，他也很快就能探得别人内心所想。凭着这种伎俩，明珠在朝中笼络了一批党羽，如佛伦、葛思泰、傅塔腊、席珠、余国柱、李之芳、熊一潇之流，都是身居要津的朝廷大员。有了他们的帮衬，明珠就得以放开手脚，大肆贪渎了。

当时，只要督抚等官位出缺，明珠就指使人辗转贩卖，直到价格让他满意。那些督抚花了大钱上位后，必然在辖区内拼命盘剥，小民百姓的生活就变得困苦不堪了。

康熙二十三年，有一省的学道任期已满，希望接任的官员争相出价，主管此事的官员在确定人选时，完全看明珠的态度，而他中意的人，必然是出钱最多的。从此，本来清高的文教官员们的士风也开始堕落了。

对于明珠的贪婪，康熙帝是有所察觉的，他曾以当时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来勉励和告诫明珠：“居官清廉，如于成龙者甚少。全才未易得，但能于性理一书，稍加观览，则愧怍之处甚多。虽不能全依此书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理义。”然而明珠却执迷不悟，后来遭到言官郭秀的弹劾，被罢了大学士之职。

明珠不仅奸诈，还很伪善，非常擅于掩盖劣迹。他一方面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另一方面却对手下管束极严。他的家奴中，没有人作奸犯科。明珠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管理他们，他购置了大量田产分给家奴，让他们得以丰衣足食，同时派一个管家对他们严格管束，如果有人敢越轨，管家可以将他当场杖毙。

明珠虽然被罢免，但他仍然得以享用贪来的财富，他的子孙也是大富豪。直到乾隆朝时，他的后裔成安得罪了权势熏天的和珅，结果获罪下狱，财产被籍没，明珠家族才从锦绣富贵的云端跌落尘埃。有关明珠的故事，也在清朝的民间市井中常年流传，如今都认为《红楼梦》讲述的是雍正年间江南织造曹寅家里的变故，可是当年还有一种说法，即《红楼梦》所演绎的是明珠的家世。然而从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来看，这应该是一种谬传，因为明珠家族破落时，曹雪芹早已不在人世，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

和珅，籍隶满洲正红旗，早年以官学生的身份到銮仪卫当差，为皇帝抬肩舆。有一次乾隆出行，却找不到黄伞盖。乾隆质问：“这是谁的责任？”随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答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见其风度俊雅，声音清脆，就记住了他。

和珅虽学问浅薄，但记忆力极好，能背四书五经，他抬轿行走时，每当乾隆询问这方面的问题，他都对答如流，很受乾隆赏识，派他任仪仗总管，升为侍卫，再擢升副都统，后又迁升为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直做到尚书授大学士。从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成为最受宠幸的大臣，其子丰绅殷德还娶了公主，权势一时无两。

和珅生性贪黩，索求无度，各省督抚、司道，怕他在皇帝面前进谗言，都不敢不巴结讨好他。

当时大臣中地位最高的是领侍卫内大臣阿桂，但他在十余年中，一直在外奔忙，坐镇中枢的时间不多，和珅趁机把持了大权。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和珅任意稽查军报，串通各路将帅虚报战功，冒领奖赏，在核算报销军费时，更是竭力索贿。将帅们不得不克扣军饷，弥补耗费，以至于平乱战局几乎陷入不可收拾之势。

嘉庆四年春，乾隆驾崩，和珅遭言官广兴、王念孙的弹劾，五天后即夺职下狱，十天后，赐自尽。查抄家产时，抄出一挂御用朝珠，据和珅家人交代，和珅“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嘉庆知道后，深为骇异，感到和珅已有谋反之心，如果不是和珅已死，应处以凌迟。但嘉庆最后显示了宽容，没有将和珅磔尸，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被革去伯爵，赏散秩大臣衔，仍当差行走。

和珅获罪时，有一大罪名是私取大内宝物。当初孙士毅征安南归来后，有一次在等待上朝时，与和珅相遇。和珅见他手中的鼻烟壶很精美，就问：“你拿的是什么？”孙士毅答：是鼻烟壶。”和珅拿过来一看，是用一颗鸽蛋大的珠子雕成的，顿时赞不绝口，就说：可以送给我吗？”孙士毅说：“昨天已经奏报皇上，今天要进献。”和珅不高兴地说：“只是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小气？”过了几天，和珅又遇到孙士毅，就说：“我昨天也得到一个珠壶。”就拿出来给孙士毅看，结果就是孙士毅进献的那个。孙士毅开始以为是皇帝赏给他的，后来才知道并无此事。这时他才明白，和珅可以任意出入宫禁，拿他看中的物品，不用报告皇帝，其受宠程度无以复加。

宫中某处陈设一个碧玉盘，直径一尺多，是乾隆钟爱之物。有一天被七阿哥不慎打碎了，他惶恐不已。他的弟弟成亲王说：“与和珅商量，他一定有办法。”于是找到了和珅，珅故作难色说：“此物岂人间所有？我也没办法。”七阿哥一听被吓哭了，成亲王却知道和珅的心思，把他拉倒一边，说了一阵耳语。和珅听后，就对七阿哥说：“我试试看，不一定能成。”第二天，和珅带来一只盘子，色泽品相在被打碎的那只之上，直径达到一尺五寸多。七阿哥兄弟感谢不已，同时知道各地进献宝物时，上等的先入和珅府邸，次者才入皇宫。

江苏吴县有个人叫石远梅，是个珠宝商，他平时随身带一个锦囊，里面藏着几粒大珍珠，上品的一粒值二万两，次者值万两，最次者也值八千两。士大夫争着向他购买，唯恐得不到。问他们干什么用，都说：“将以献和中堂也。”

从这些事例来看，和珅权势之大，生活之豪奢，实在令人咋舌。

富勒浑，曾是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在乾隆年间历任礼部尚书、四川总督、湖广总督、浙闽总督等要职，开衙建府，奴仆成群，生活非常奢华。然而他并不满足，仍然竭力罗致财富。

他在四川总督任上，正遇金川战役，负责保障前线粮草，经手军费7000万两，他从中贪墨数百万两。担任两广总督时，他利用广东海关，勒索各国商人，捞取了巨额财富。

他的恶劣行径乾隆是知道的，但他依附了和珅，乾隆要追究他时，每次都在和珅的维护下过关了。可是他并不收手，在闽浙总督任上继续勒索搜刮当地，遭到闽浙士绅的联名控告，这次乾隆真的动怒了，没有再饶过他，将他罢官发配，后来乾隆念他年老，又将他召回北京。

和珅倒台后，富勒浑彻底失去庇护，居留京师数年，变得窘困不堪，到了乞食为生的地步。当时的王公贵人，都拒不见他，惟有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对他示以同情，吩咐门卫不要驱赶他。富勒浑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去朱圭府上一次，朱圭总是亲手送二百钱给他。

一天，富勒浑又来了，看到书房里没人，就偷了一个小镜子走了，当时中国不产玻璃，所以玻璃镜子是很值钱的。

后来朱圭的仆人找不到镜子了，就询问其他仆人，这才知道富勒浑来过，一定是被他偷了。朱圭知道后，命手下不要向富勒浑索要，也不要声张，只是以后富勒浑再来，就不要让他单独待在书房里。

最后这事还是被人知道了，人们不屑地说：“人生实难，古人奢侈逾度，势穷则死。”意思是若富勒浑混成这样，还不如尽快死了，还苟延残喘有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道统里，要求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勒浑高官厚禄之时，肯定也是道貌岸然，可是一旦穷苦，就不顾颜面，做出鸡鸣狗盗之事，这其实是他本性暴露，这样的人大权在握时，又怎能清廉自守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牛鉴任两江总督，负责江浙沿海防务，道光要他全面加强警戒，“江苏各海口，防堵事宜，亟须筹办，务使处处有备”。但他态度消极，一直搪塞哄骗道光，声称“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对江南提督陈化成提出的修筑炮台等防御工事的建议也置若罔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英军进攻吴淞口，陈化成率军与英军激战，击沉击伤英舰多艘，毙伤英军三四百人。牛鉴从上海领军增援前线时，英军看到他乘坐的绿尼大轿，就朝他开炮。牛鉴惊慌失措，让一个士兵做替身，坐进大轿，自己脱下冠袍逃跑，陈化成失去后援，英勇战死。英舰逼近时，牛鉴手下将士请求决一死战。牛鉴止之他们说：“虎须未可捋也。”结果上海镇江相继陷落。而他就坐等朝廷派来的议和大臣耆英到达，八月月二十九日，签下了《南京条约》，耆英、伊利布等人都署了名，唯独牛鉴没有署名，可见其心机之深。

战后，牛鉴以劳师糜饷，贻误封疆罪，被夺职拿问，然而朝廷没有追究他的通敌受贿罪。牛鉴之前官声较好，但就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他开始贪财误国了。

牛鉴在战场上不战而逃后，他的仆人们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就把他受贿的内情说了出去。原来，牛鉴刚到上海时，英国人就派人带着重金向他行贿，要求他撤去沿海防御，他答应了，所以他对海防态度冷漠，一味观望，目的就是要拖到议和，而临战时更是一触即逃，根本没有抵抗愿望。当时的人们知道真相后非常愤怒，恨恨地骂到：“贪人败类，殆牛鉴之谓欤！”

牛鉴之前为官政绩一直不错，很受辖区百姓爱戴，为什么在抵御外敌时变得如此不堪，还受贿卖国？实在不可思议。《贪官污吏》传的作者又为什么要这样描写他呢？真相不得而知。

光绪初年有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虽是个旗人，可出身并不富贵，当官后贪得无厌，什么钱都要捞，完全不顾脸面，连市面上店铺开张时，他都要赶去拿红包。

正阳门外的鲜鱼口，当时非常热闹。有个商人打算于此创办永顺乾洋货铺。他知道后，就跑上门去交结，于是永顺乾的匾额招牌都是他所书，自然从中拿了不少润笔费。光绪七年时，永顺乾开张第一日，这位御史以朝廷大臣的身份为之张红挂彩，又张罗着贺喜。作为一个主管法律风纪的大臣，竟然与商贩厮混在一起，在当时是很失身份的。

刑科给事中邓承修为人正直敢言，对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予以弹劾，他因此被罢了官。

崇礼是汉军正白旗人，《贪官污吏传》中说他本姓蒋，以行贿当上了粤广东关监督这个大肥缺。在这个位置上，他捞了白银无数，连他的一个王姓仆人都拥有资产数十万，崇礼因此被广东人指为“贪夫”。回京后，崇礼不断得到升迁，最后做到大学士。他仗着搜刮来的巨额财富，建起了堪比王府的豪宅，号称“东城之冠”，在当时的北京特别显眼。

八国联军联军打进北京后。崇礼宅邸被奥军占据。爱财如命的崇礼舍命不舍财，因为担心联军烧毁房屋，他宁愿不出京逃命，整天守在住宅后面哭泣，把眼睛都哭肿了。

和议谈成后，慈禧回銮，崇礼居然以临难不逃，勇气可嘉获得褒奖，终于当上了大学士，他死后谥号文恪，入祀贤良祠。按《贪官污吏传》评价，崇礼一生别无所长，惟善搜括，这样的“贪夫”，被清廷祀为“贤良”，这个朝廷的末日也快到了。

然而在慈禧和一众大臣都逃跑的情况下，崇礼敢留在北京还是要有些胆色的，他留下来真的只是为了看护住宅？如果联军真要烧房子，他一个人又岂能阻拦，他到底为什么没有逃跑，还需要探究。

有一个驻藏大臣，因贪赃被革职，寓居京师得胜门内。他不仅多金，还坐拥许多美姬。

最受宠的姬妾叫玉燕，她的母亲王李氏经常进入瑞宅，名为探望女儿，实则偷窃财物。由于她串通了门卫，所以一直没被发现。但后来她与门卫闹翻了，有一天，王李氏自宅内出来，被门卫拦住搜身，查获银票字画等物。他大怒，命令把她抓起来下狱。玉燕知道后，大吵大闹，还揪着他的胡子打他耳光，哭骂道：“你个老糊涂，敢指我妈偷窃！就这么点东西，是我送她的，你把我也一起抓了吧！”说着就要出走。他怕失去玉燕，竟然跪着求她留下，然后把王李氏放了，还把门卫痛打一顿，这事才算完。这件事在当时成为笑谈，人们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则赃物始可销亡，亦此理欤？”意思是财货不是从正道得来的，也不会从正道出去。

此事虽然可笑，但一个曾经的封疆大吏，即使罢官后也是富豪，怎么可能如此惧怕小妾，所以真实性存疑，只能当一个笑话来看。

苏元春是个武将，《贪官污吏传》也把他列入贪墨之徒，说他当广西提督时，就从云南的盐井、广西的盐田中得了不少好处。

朝廷为了防备法国侵略，在龙州驻军二十五营，共一万二千五百人，每年耗费巨额军饷。苏元春到任后，就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再到朝廷权贵中去行贿，寻求奥援。他部下的士兵们因衣食无着，几乎要哗变，苏元春为了平息事端，竟然暗中怂恿他们去打劫，结果导致广西盗匪横行，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穿着军服。

苏元春的恶行被监察御史周树模发现，他愤怒地予以弹劾。朝廷派慈禧宠臣岑春煊严查，结果苏元春被革职，押解北京，本来要将他斩首，但法国人为他说情，最后判了发配。

还有一个官员得罪了太监，遭到参劾，他害怕了，托人说情缓颊。太监们知道他钱多，就要他拿出三十万两了结此事。可他舍不得花钱，正在他犹豫不定时，将他革职查抄的圣旨已经下达，他这时才后悔自己吝啬小钱而惹大祸，于是就花重金去哀求帝师翁同和。翁同和拿了他的好处，就对光绪说，醇亲王是皇上的父亲，此人是他赏识的，却被皇帝惩罚，这似乎不妥，而且这个人也确实没有大罪。光绪听了，同意不治他的罪，但这时圣旨已下，无法收回成命，所以光绪只能表示过一阵再说。

不久，这个官员就复职了，后来又得到了江西盐法道这个肥差。江西出产陶瓷，他到任后，就派人采购了价值约十余万两的名贵瓷器，送到翁同和的相府，作为感谢的酬劳。翁同和以清流领袖著称，人品清高，却被列为贪官，显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此事属实，那就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从清末民初留下的这部文人笔记来看，清朝贪官们的行为可恨、可悲又可笑，他们既虚伪，又贪婪，更是毫无廉耻，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可以不恤国计民生，罔顾自己的脸面，甚至与外敌沟通，卖国求荣，在当时可谓恶名昭彰。然而那时清朝刚被推翻，文人排满情绪强烈，他们对清朝官吏的记述未必都能做到客观真实，《贪官污吏传》所载之事是否有抹黑丑化的成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