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精于“为人”的人24-从清流代表到洋务主将的张之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今贵州安龙人，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的父亲早年到贵东道任职，故其诞于兴义府。张之洞禀赋聪慧，5岁入家塾，13岁就学完了“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兼习史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为日后从政和治学打下了基础。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公元1852年，年仅16岁的张之洞中顺天府解元，27岁中进士的第三名，授予翰林院编修；其进入翰林院之后，潜心治学，颇得众望。

公元1866年，张之洞因持正公允，在年度大考中获得了二等的好成绩，之后便外放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等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任四川学政时，与总督吴棠一起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亲手制订条例教规。

公元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又转司经局洗马等。在京为官时，张之洞逐渐成为清流派代表。所谓“清流”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清流派形成的背景是，在慈禧与奕訢的权力之争时，军机大臣李鸿藻为抗衡洋务派而笼络了一批御史和翰林，以“台谏词垣”为风节，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慈禧拉拢清流派，目的就是借清流为耳目和喉舌，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也就是说，张之洞当时就是一言官，与洋务派格格不入。

公元1880年中秋前夕，李太监受命给慈禧的妹妹送食物，李仗势直冲午门被护军拦阻，双方发生冲突，李向慈禧告状，慈禧偏袒太监，要将护军处以死刑。此时，张之洞和陈宝琛两人同时诤谏，陈宝琛直来直去，张之洞则旁敲侧击。慈禧觉得张之洞的奏章指出了自己有违逆“祖制”的嫌疑，但话说得留有余地。慈禧吓了一大跳，遂下懿旨从轻发落护军，同时处罚了惹事的太监和内务府相关人员。

通过这件事，慈禧看到了张之洞的处事能力，心中对其肯定又多了几分。

接着，张之洞在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案中又有出色表现，被慈禧越来越看好，但仍没有考虑过重用，慈禧认为言官都是些夸大其词且纸上谈兵的角色，不具备把控大局的能力。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让慈禧改变了态度。公元1881年，慈安太后一夜暴毙，死因蹊跷，满朝文武将矛头指向慈禧。慈禧想脱开干系，引开朝廷上下注意力，决定广开言路，培植亲信。张之洞觉得机会来了，便上了一份奏折，就是这份老成谋国的奏折改变了其下半生。

张之洞的奏折把平时观察到的慈禧对各大臣的态度中揣摩“圣”意，大胆又慎重地拿出了一个方案：刘坤一年纪太大，可由身体力行的彭玉麟接管两江防务；曾国荃因儿子夭折未能就任，不如让谭钟麟取代；左宗棠麾下的张曜也是绝佳人选。这份奏折实际上只是得罪了刘坤一一个人，而与之相关人员构建了政治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完全符合慈禧的想法，也解了其困惑。于是，张之洞一夜之间从正四品直升到正二品，连升四级，并出任山西巡抚。

在朝中多年，张之洞深知山西官场甚为黑暗，还有严重的赋税问题等等。张之洞决定从整顿吏治入手，甫一上任便勤考吏属，劾罢贪纵害民的官员，奖励好的官吏；其次是抓经济，在铁矿产地筹办冶炼局，把铁改由天津出海，降低了运费；其还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兴办教育，把山西治理得较为风清民顺。

之后，张之洞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 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清流派中少有的支持并实践洋务革新的人。

张之洞以卢汉铁路建设为契机，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推行“湖北新政”，使武汉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大冶露天铁矿，还创建了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在任上，张之洞又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还在南京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这些学堂是现在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

张之洞也很大度，能容人，特别是对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张之洞有三不争名言：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文人争名，不与无谓人争气。

早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也曾去拜会过张之洞，孙中山递上的名帖是“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很不高兴，一介平民布衣，竟敢与封疆大吏称兄道弟。于是张之洞在名帖背面写上：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知道张大人瞧不起自己，当即便回复到：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孙中山的回复直截了当，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看后一惊，认定此人日后当有大作为，便马上诚请孙中山进衙内长叙。

张之洞是个做事极为专注的人，尤喜晚上办公，作息时间是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办起公来，到了全然忘我的境界。张之洞认定日本是大清国之大患，遂派学生数百人前往日本留学，自己的数位子孙也一同前往，学生出洋，其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张之洞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张之洞在乱世为官，仍秉持清廉本色，从不贪污受贿，虽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其日子过得却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还派人典当过家中物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办理后事时竟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还是靠其亲朋门生筹集。张之洞生前曾给子孙们说，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公元1909年6月，张之洞病重，8月，当其临终的时候，与其政见一向不合的溥仪的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也亲临病榻前看望。张之洞临终之前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21日，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了。

作为晚清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树敌不少，但是其御事而留有余，故清流派和革新派对其均恭敬有加，其死后毁誉不一也情有可原。孙中山客观地评价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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