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状元：中状元不久大清就亡了，他在民国的待遇怎样？

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自从科举制产生以来，金榜题名就是读书人最大的心愿，多少人为此皓首穷经。

这一古代版的“高考”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五百九十二人得以金榜题名，成为让世人艳羡的“状元郎”。

科举制在中国大地上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之久，直至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而有一个人是幸运的，他赶在科举制废除的前夕考中了一甲第一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郎，他就是刘春霖。

然而，历史已经来到了岔路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金榜题名，又会给刘春霖带来什么样的境遇呢？

1872年的一天，河间府肃宁县的一户人家生下了一个男娃，这可把刘家两口子高兴坏了，他们给孩子取名为刘春霖。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刘家夫妻给新生儿取这个名字，足见他们对孩子的喜爱之情。

但在得子的喜悦之后，刘家夫妻却陷入了忧虑，他们不是怕别的，而是为自己孩子的将来担忧。

刘家并非富贵人家，甚至不算是寻常百姓家，因为刘父是地主家的皂隶，而刘母是财主家的佣人。佣人不难理解，至于皂隶，也就是官府的差役。

按照古代的法律，他们都属于“贱籍”，这样的家庭难有出头之日。

在财主家做事做久了，看到富贵人家的孩子每日锦衣玉食，长大后都出人头地，刘家父母就很艳羡，他们就在想：“要是我的孩子也能这样多好啊！”

羡慕归羡慕，但刘父是知道自家身份的，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家世，后代也只有给人做苦工的命。

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眼见孩子出落得越来越聪明伶俐，刘父对孩子十分怜爱，愈发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和他一样只能做苦力。

思来想去，刘父终于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孩子去蒙学，只有像地主家的公子一样考取功名，小春霖以后才能有大出息。

不过，以刘家的家境来说，读书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刘父尽管有此宏愿，但却难以佐助。或许也是天可怜见，就在刘父为难的时候，刘家的一个表亲向他们伸来橄榄枝。

刘父的表弟王铁山是当地有名的先生，有着一定的学问，在得知了刘家的事情后，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刘父的请求，答应带刘春霖读书。

就这样，刘春霖就拜在了表叔的门下，跟着王铁山蒙学识字。

刘春霖非常聪明，他在王铁山的带领下，没几年就把那些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也写得一手好字，这就让王铁山赞叹不已，直呼此子以后必定大有出息。

不仅是王铁山如此认为，因为他的书法水平很高，很多人甚至慕名前来求字，其书法作品火热到被大家抢购，人们也因此都说刘春霖是一个神童。

眼看刘春霖一天天的进步，王铁山这时候就觉得再让孩子在他的门下读书，会耽误孩子的前程，应该尽早把他送到正规的书院中去，好早日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

刘父在知道表弟王铁山的想法后，自然也是喜不自胜，对于孩子将来考取功名大有信心。

只不过，考功名又何其难，当时的法律不允许身在贱籍者参加科举，除非有乡绅保举。这就让刘父犯了难，自己家几辈都是穷人，哪里认得什么乡绅会保举自家孩子读书。

当此之时，也是机缘巧合，一个叫胡光签的乡绅对聪明伶俐的刘春霖十分怜爱，在知道了刘父的想法后，毅然决定出面保举孩子读书。

就这样，在胡光签的保举下，刘春霖终于进入了保定莲池书院，有了一个读书的机会。

知道此次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刘春霖在书院学习十分刻苦，再加上他人又聪明，所以表现很突出，也就很得先生的喜爱，书院的院长吴汝伦也对他寄予厚望。

刘春霖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在1901年，也就是刘春玲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功考中了举人。

看过《范进中举》的朋友都知道，中举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胜利，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官场。

按照古代的制度，一个人只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从国家领取禄米，成为特权阶层，而举人则是可以获得做官的机会，更进一步成为进士，那就真正成为人中龙凤。

也正是因为如此，范进才会不顾一切地考试，乃至于中举后竟然发疯。

古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刘春霖二十八岁就成为了举人，可见其确实天资聪慧。

只不过，刘春霖确实没有生在一个“好”时代，他中举的那一年恰是1901年，清政府刚刚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惨败，中国的局面正在迅速变化，旧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

刘春霖没有被这些变化干扰，他继续勤学苦读，为下一次进京赶考而努力。

直到1904年，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的那一年，老太太一高兴，就设考了恩科，和正科合并录取，所以那一年一共录取了将近三百人，相当于“扩招”了，而刘春霖也在被录取的行列中。

但这还没完，紧接着刘春霖又参加了殿试，为最后能高中状元而努力。

等到放榜的日子，刘春霖兴冲冲地去看榜，果真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一甲第一名，官府的差役也一路敲锣打鼓地来迎接他这个新科状元。

这一刻，刘春霖感到无比兴奋，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完成了父母的期望，老刘家的门楣终于可以光耀了。

更让刘春霖感到高兴的是，就在他中状元的时候，他的公子也出生了，刘家在此时也可谓是双喜临门，让人好不艳羡。

不过，刘春霖虽然成为了新科状元，但坊间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人们说本来状元郎不是刘春霖，他只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来自广东的朱汝珍。

之所以状元不是朱汝珍，是因为慈禧太后在看到名单后，对来自广东的朱汝珍很不满意，因为她回想起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这些人都是两广人，不由得对这个地方十分厌恶。

更因为朱汝珍的名字里有一个“珍”字，又让慈禧太后想起了她讨厌的珍妃，心中更为不快，于是就把朱汝珍的名次落到了后一位。

当慈禧太后看到刘春霖的名字后，不禁“凤颜大悦”，人们常说“久旱逢甘霖”，国家遭难这么久，现在出了一个名为“春霖”的状元，也算是个好彩头。

于是，刘春霖就被慈禧太后钦点成为了状元。关于这则故事，只是坊间传闻，无论是否有其事，刘春霖已经成为了状元郎，这对他们一家来说始终是好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次年清政府就宣布废除科举制，刘春霖成为了我国最后一位文状元，这也让他在状元圈子里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拔高了不少，引来不少关注。

在考中状元后，刘春霖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衔，就此入职翰林院。

然而时局飘摇，次年科举被废，清政府做出了要改革的架势，也得拿出点实际行动，于是就派人外出考察学习，包括刘春霖在内的多名新科进士被选中前往日本留学。

刘春霖来到日本后，就读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接触了很多新事物，思想不由得大为改观，也终于认识到了国家落后于政府的腐朽，决意要做一些事情，促进国家的改变。

不过，作为晚清政府钦定的状元，他不会去投靠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他只是想推动君主立宪，因此是一个保守的改革派。

关于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论战，是晚清最后十年的一个关键问题，但由于清政府的“假立宪，真专制”，以至于改革派的力量在不断流失。

至于刘春霖，因为性格耿直，实在与那些颟顸官吏难以相处，他也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最后赋闲在家，直至大厦崩塌。

因为清政府的最终灭亡，刘春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他是思想开明的人，但却始终难以脱离旧官僚的属性，也就无法与革命派合流，最后是在袁世凯的邀请下投身袁的麾下。

袁世凯在历史上的评价很复杂，虽然他对于缔造共和，加速清王朝的灭亡是有功劳的，但他搞复辟帝制的那一套却不得人心，最终也将他引向毁灭之路。

而袁世凯的复辟闹剧，刘春霖其实也参与了。

刘春霖在来到袁世凯的麾下后，刘春霖被安排去做了“总统府内史”，整天的工作就是摘抄圣贤名言给袁世凯参考。

对此，刘春霖是很不满意的，对于他这样的状元郎来说，这样的工作太过清闲，也毫无实用之处，这让他感到失落。

其实袁世凯招刘春霖过来，目的本身就不是招贤纳士，他只是看中了刘春霖的状元身份，想给自己装点门面，所以自然也不会让他做什么重要工作。

就在此时，筹安会在北京不断叫嚷，宣称“只有复辟帝制才能平息内忧外患”，一度引得民议扰扰。

在此情况下，对封建王朝还抱有幻想的刘春霖竟然也伙同谷钟秀一起代表直隶省向袁世凯“劝进”。

正因为这一举动刚好契合了袁世凯的愿想，袁世凯还夸赞刘春霖：“志超正大，前途无量”。

后来的事也就为大家所熟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但仅仅当了不到三个月的皇帝就在举国的反对浪潮中郁郁而终。

据说，袁世凯在死前一直在喊：“杨度误我！”这个杨度也是袁世凯的幕僚，与刘春霖等人一起都是此次闹剧的推波助澜者。

袁世凯死前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的悔恨之情，而至于刘春霖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时代的浪潮已经不会再回头了。

要说刘春霖在为袁世凯效命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还有些价值的事情，倒也不是没有。他曾主持过“大成节祭孔仪式”，这也是他一生最自豪的一件事。

此外，刘春玲还曾在万生园的“中央农业试验场”当场长，主办了气象和农业两个讲习所，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一大贡献。从这点来说，刘春霖也是有所作为的。

在袁世凯死后，刘春霖依旧活跃在北洋政府中，为后来的历任总统充当“总统府内史”。

此后直至1928年，在北洋政府当了十几年“金招牌”的刘春霖终于厌倦了这里的生活，作为一个性格清高的读书人，他实在看不惯军阀的作风，对时局感到痛心却又无能为力，终于被磨灭掉所有的激情，就此辞官回家，过起了闲散的生活。

时间来到1932年，日本人在占领东三省后，成立了伪满洲国，一心想要重登大宝的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日本人想要借溥仪和伪满洲国来掩饰其侵略的行径，还要搜罗清朝遗老来装点伪满洲国的门面，刘春霖也成为他们的目标。

不过，刘春霖虽然是清朝的状元，但他却有着溥仪不具备的廉耻之心与爱国之情。当年袁世凯复辟，刘春霖参加了，但他后来对此追悔莫及。

现在伪满洲国成立了，还要拉着他去做官，刘春霖将其一口回绝，坚决不愿意做“卖主求荣”的事情。

此后的刘春霖，依旧过着隐居的生活。那段时间里，刘春霖每日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练字，生活还算自在。

而且，他的状元身份依旧是一块金闪闪的招牌，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刘春霖给自己的亡属点主。

什么是点主呢？其实就是在家人去世后准备灵牌，上面要写某某人之灵主，而这个主字一般不会写上面的一点，这一点要请有名望的人用朱砂笔来点，所以叫“点主”。

对于这些事，刘春霖自然不会很热衷，毕竟身为文人的气节刘春霖还是有的。但寻常人可以推辞，有些人的颜面却不好驳回。

对此，刘春霖也有办法，他一般会开口要很高的费用，只要对方肯给，他便去为其点主。

刘春霖并非贪财，所得的佣金他大都会捐给学校，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清名，也不会屡屡受其烦扰。

刘春霖的清闲日子并没过多久，“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也很快沦陷了。为了稳固华北地区的统治秩序，日本人也来寻找社会名流充当自己的“白手套”。

与刘春霖一起考中进士，并一起去日本留学过的王揖唐就被日本人收买，沦为了日本人的走狗。

当了汉奸的王揖唐还想把更多的人拉下水，他又想到了刘春霖，于是就登门拜访，想让刘春霖做伪政权的北平市长。

哪成想，刘春霖不但不买账，还把王揖唐臭骂一顿，说：“我刘春霖是绝对不会依附于外国侵略者的，请免开尊口”。

在得知此事后，很多朋友都请刘春霖赶紧去南方躲一下，免得被报复，但刘春霖反而说：“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我总不能逃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恼羞成怒的王揖唐联合日本宪兵队抄了刘春霖的家，他们一家被赶到了大街上，刘春霖多年收藏的古玩字画被洗劫一空，他破口大骂：“宁做华丐，不做汉奸！”

刘春霖流落街头有家难回，真是叫苦不迭，只能痛恨侵略者的残暴和叛徒的狠毒。

不过，眼看状元郎遭此大难，亲朋好友中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就托人去日本人那边给刘春霖说了好话，最终帮刘春霖要回了宅院和一些财产。

事后，看到刘春霖年事已高，虽然不肯合作但毕竟是社会名流，留着还能当块牌子，体现他们的仁慈，日本人也就不再强行为难他，刘春霖这才得以过安生日子。

尽管说命是保住了，但刘春霖在此后对日本人的憎恨却与日俱增，尤其是看到国家沦丧的危局，更让他痛心疾首，老人家在1944年郁郁而终。

如果他能再坚持一年，就可以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民族光复的欢欣场面，这终究是一件憾事。

刘春霖最终是以72岁的年纪离开了人世，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状元，尽管空怀济世安民之志，却并没能在政治中树立多大的成就，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位国之俊杰被后人怀念。

事实上刘春霖身上的特质，并不仅仅是孤傲与爱国，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样被当时的人们所敬佩。

刘春霖是穷苦人家出身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成为了达官显贵，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往，没有忘记天下的芸芸众生。

1933年，刘春霖辞官归隐在家，当年黄河泛滥，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致使近三百万人流离失所，更有一万多人丧命其中。

如此惨烈的灾情，可谓百年难遇，而当时的国家还处在分崩离析中，对于灾情缺乏有力的救治。

这个时候，很多开明乡绅都站了出来，主动替国家分忧解难，刘春霖就是其中一个，他主导建立了“河北移民协会”，用于救灾活动。

后来还在内蒙地区建立起了“河北新村”，将一千一百多名灾民安置了下来，所有的费用都是他和其他乡绅捐献以及募捐而来。

人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刘春霖此次救活了一千多名灾民的性命，这是真正的大功德。

圣贤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春霖作为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培养成的知识分子，践行了“为生民立命”的主张，而他在后一句“为往圣继绝学”上也有建树。

身为状元郎，刘春霖的知识水平非常高深，在古文学、史学、金石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多个方面均有造诣，再加上他留学东洋时学习的西方文化知识，说他是学贯东西的大儒也是不过分的。

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刘春霖到了爱书如命的地步，一生生活简朴的他，唯独在买书这件事上从来不吝钱财，所以他的家中收藏了大量的书册文献，正是因为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促使他成为学问大家。

比起在学问方面的成就，人们更为了解刘春霖的一点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

我国的书法艺术是别树一帜的文化瑰宝，其中的名家名体历来受人追捧，世人常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赵孟为楷书四大家，这四位先贤的笔体都是后人模范的典范。

刘春霖的名气虽然比不上这四位，但他在小楷领域的成就却是十分瞩目的，人们常说：“大楷学颜，小楷学刘”，足见他的书体受欢迎的程度。

据说，在刘春霖还没有科举及第的时候，当时负责科考的翁同龢看到一副笔迹十分俊秀挺拔的试卷，就感慨说：“此人必将大魁于天下！”

而后状元放榜，其试卷也得以公开，翁同龢看中的果然就是刘春霖的试卷，这也成为了一段佳话。直到现在，刘春霖的试卷依然被留存着，让世人得以观瞻，观者无不赞叹。

总其所言，刘春霖尽管生在满清王朝的末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文状元，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幸运的是他状元及第，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与家人的期望，不幸的是他生错了时代，他的学问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人生理想，不足以救治这个国家的顽疾。

但刘春霖依然是一个可敬的人，可敬的是他的人生、他的品德、他的才气、他的热忱之心。

今人在看待科举制的时候，往往会以“封建”、“腐朽”等字眼为其蒙上一层滤镜，但殊不知，腐朽的终归是制度，而在其中作为佼佼者的人，往往都远比常人具备更多的能力。

中国经历了两千两百多年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在其中盛行一千三百多年，却仅仅产生了五百九十多位状元。

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已是非凡之人，而能在这状元的行列中赢得声名，刘春霖的人生已经足够成功。

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子弟，成为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人们看中的也不仅是刘春霖的才气，更重要的是他的志气、傲骨、仁心与爱国衷肠。

只可惜，刘春霖生不逢时，没能遇到一个好的时代，也没能走上一条合适的路。封建士绅的身份限制了刘春霖的眼界和胸怀，让他没能尽早醒悟。

如果刘春霖能转变成张謇一样的开明士绅，那他在历史上的名气，绝不止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这个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