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王6岁幼子被俘后，慈禧下令3000刀凌迟处死，这传言是真的吗？

关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之子石定忠，一直有一则骇人听闻的传言在网上流传。被俘时年方6岁的他，被慈禧太后下令3000刀凌迟处死。

这一类文章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写作者自己亲眼看见一样。有说行刑之人感觉石定忠太可怜，用毛巾捂住他的口鼻割完。也有说割了两刀后行刑的人感觉太残忍，上奏慈禧，慈禧批准在石定忠成年后再进行凌迟……

其实这些完全是无聊自媒体为博眼球而自行编造，没有任何根据。先说一点，石达开全军覆灭是在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6月），当时主理朝政的还是议政王恭亲王奕訢，所有地方督抚关于太平天国的军情上奏，递交对象都是议政王、军机大臣。而且当时慈安尚在，两宫皇太后一起垂帘听政、参与决策，慈禧还不能像后来那样只手遮天。

那么，石定忠在被清廷俘虏后，命运到底如何？

四川总督骆秉章在抓住石达开父子后，递交给清廷的奏报上写着：

“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常普成五犯，于（五月）初十日押解到省。……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

本应槛途京师，以彰国宪，惟因道途遥远，着名巨憝，未便久稽显戮，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按照清廷原本的规矩，抓住翼王这类“首逆”，应该押到北京献俘，再在北京处死。当年的扫北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就是如此。

英王陈玉成于1862年5月被清军抓获后，本来也要槛送到北京，因为沿途都有英王旧部与捻军意图堵截救人，负责押送的钦差大臣胜保为避免有失，上报朝廷，朝廷同意就地凌迟处死，陈玉成于6月4日在河南延津被杀。

从此也成为定例，再抓住太平天国“首逆”，一律就地处死，所以骆秉章上奏中就写了“谨援陈玉成之例”。石达开与数名部属于1863年6月25日被杀害于成都。

骆秉章奏报最后写得很清楚：“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这个“照例办理”又作何解？是指长大后再凌迟？

《大清律例》“谋反大逆”里规定：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问首从已未行，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问异姓，正犯之期亲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已未析居、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根据《大清律例》，凡是男性十五岁以下的“逆属”，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在这条法例之下，还有数条“条例”，清楚写着如何执行：

“反逆案内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如年在十岁以下考，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

不用凌迟，阉割之后发往新疆为奴，为的就是要让“谋逆”的人断子绝孙。骆秉章奏折中称石定忠“俟及岁时照例办理”就是指按照这条条例处理。

同样的遭遇，还落在太平天国另外一位领导人家属的头上，就是南王冯云山家人。

冯云山在参加金田起义之后，留在广州府花县的家属很快被清廷逮捕，祖坟都被扒了个精光。

冯的家人曾经尝试逃走，但母亲胡氏、妻子练氏、弟弟冯戊科、大儿子冯癸方、次子冯癸茂都先后被抓住，只有幼子癸华逃出，最后不知所踪。

冯云山的家属被抓后，一直关押在广州府监狱内，一关就是几年。1855年，广州知府向上级提交一份《处置冯云山家属呈文》，里边写道：

“……反逆案内律应凌迟之子孙讯明不知谋逆事情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为奴，缘坐妇女发各省驻防为奴。今冯亚养（癸方）年十九岁，冯癸茂年十三岁，均系冯云山亲子，例应解京阉割，转发新疆。冯胡氏系冯云山亲母，冯练氏系冯云山嫡妻，例应发驻防为奴。”

从这份呈文可以看出，当时对“逆属”的处理，是严格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进行，石定忠的命运也应该是如此。

石定忠有没有等到十一岁的时候被阉割送去新疆？还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其他变化？

民国期间曾经有人写过一本书，在里边信誓旦旦地说道，石定忠在长大后改名“时雨化”，入绵州州学读书，在光绪丁酉年（1897年），科举拔贡，获分配去贵州当知县，其人能诗画，谈吐风雅，潇洒出尘等等。

民国年间，有众多太平天国传说逸闻流传于坊间，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再加油添醋，甚至无中生有，可信度近乎零。这则石定忠改名参加科举，甚至还当了知县的传说，只要熟悉清朝科举制度的人都知道完全不可能发生。与“真正的翼王没死，死的是长相酷似翼王的翼王干女婿马监生”一样，纯粹是人们为了怀念石达开而特意编造出来的美好愿望而已。

一个未成年“逆属”的生死，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正规的官方资料自然懒得再记载，因此查不到任何确凿消息，只能依靠各种稗官野史。民国年间，浙江人柴萼整理了不少明清遗闻掌故，于1926年出版了著名的野史笔记《梵天庐丛录》，其中就有一则内容关于石达开幼子：

“翼王之就擒于四川也，有子仅三龄，并受缧絏，下之狴犴，使二妇抚育之，俟成年然后就戮。儿在狱，日思其父母，啼不止。二妇噢咻之，无效，则反恼曰：‘乳臭子，将挞而杀之’。儿啮妇，复狂啼。如是者数月，两目致赤肿，审其非凡儿。后数年，善言语，而报仇二字不绝其口。官恐贻后日患，乃就狱缢杀之。”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香港《华字日报》上也有一则类似的记载：

“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殷以幼子为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惟有属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戾气所钟，一至于此哉！”

这两则记载有谬误之处，如石达开并非广东人，是广西贵县人，因此与骆秉章并非同乡。但石定忠的结局都是一样，就是大叫“为父报仇”，把清廷官员吓坏了，深恐惹祸上身，为免夜长梦多，即使还没够十一岁，也被官员暗杀处死。

这两则记载出自于野史，在没有确凿史料发现之前，也为石定忠最后的结局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至少比起什么“参加科举拔贡当了知县”要可信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