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正式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宣告着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终结。在中国历史上,这可以算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正是在革命志士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后,中国人民才迎来了新的时代。
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正式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宣告着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终结。
在中国历史上,这可以算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正是在革命志士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后,中国人民才迎来了新的时代。
(庄士敦照片)
不过,虽然清帝退位,清朝灭亡,但是当时社会上仍有许多人对封建帝制怀有好感,依附于清王朝的旧贵族更是如此,因为清王朝消失后他们的特权也就消失了。
因此,这些人名义上支持封建帝制实际上想维护自己地位的清朝遗老,决定把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再度推上政治舞台。
本文所要介绍的人,就是在这种思潮下与溥仪结识的。
(溥仪与庄士敦等人的合影)
事实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哪怕是在民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少。
清朝灭亡之后,北洋军阀之一的张勋就曾率军拥戴溥仪复辟,但是终究为时代所不容,闹剧仅仅持续了11天,就被反对帝制的人给击溃了。
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也对复辟封建帝制十分迷恋,但是张勋的经历明白无误地说明,在中国再搞复辟这一套,是死路一条的。
因此,徐世昌认为中国可以搞君主立宪制度,尊溥仪为虚位元首,下行宪政之实。
这种思潮在清朝覆灭之前是很有市场的,徐世昌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的民国高官。
但是中国此前并没有实行过有效的宪政,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土壤。
徐世昌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宜稳不宜急,先把宪政的理念让皇帝搞懂再说,这样阻力也比较小,到时候失败了也找不到自己头上,成功了自己反倒是大功一件。
因此,曾经担任过清朝太傅的徐世昌立马行动了起来,当务之急,是给溥仪找一个老师,让他教给溥仪宪政的原理。
寻找老师
宪政,西方国家是先行者,要给溥仪找老师,还是熟悉宪政的外国人比较好。
当时的社会风气虽然还是比较保守,但是中国人里能给溥仪讲解宪政理念捎带介绍外国政治风气的,并没有几个人。
因此徐世昌决定克服阻力,给溥仪找一个外国老师。有他太傅的面子在,那些清朝的遗老们也不敢说什么。
(溥仪与庄士敦等人的合影)
就这样,徐世昌委托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让他物色一个能讲明白宪政又通晓中国文化的人。
毕竟,这是给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当老师,不了解一点中国文化,压根不可能让那些清朝遗老们信服。
李经迈几乎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人,觉得溥仪老师的位子,非此人莫属,这个人就是庄士敦。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而庄士敦之所以让李经迈一下子相中,主要还是因为他堪称传奇的人生经历。
其人其事
庄士敦毕业于英国名校,是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这两所大学的知名度自不必说,牛津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北大,同时还具有强大的世界知名度,真真正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从大学毕业之后,庄士敦并没有选择在英国找工作,而是怀着对神秘的东方的向往,决心前往东方探求知识。
当时英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地区有着大片的殖民地,英属印度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殖民地罪恶的证明。而管理这一切的,则是英国的殖民部。
经过高难度的考试和激烈的角逐,庄士敦最后成功考入了殖民部,并且如愿以偿地被派到香港。
那时候香港是英国殖民中国的前哨站,英国政府通过多条不平等条约割走了香港这块土地。
而庄士敦前往香港是在1889年,香港当地的英国人已经很多了,选择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说明庄士敦还是相当有策略的。
在香港工作了几年之后,庄士敦在港英政府里的地位不断攀升,最后已经成为了港督的私人秘书,这充分说明了庄士敦的才能。
终于,在1904年,庄士敦以优异的表现,被英国政府派往山东威海,开始了他在内地的生活。
庄士敦来华的本意并不是做官,而是了解中国文化,这下可以长期定居于中国让庄士敦欣喜若狂。
在工作之余,甚至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庄士敦开始疯狂地学习中国文化。
以往庄士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都来自于书本,而且还是西方人写得相当简略甚至是有许多错误的书本,到了山东后,庄士敦开始身体力行地研究中国文化。
(英国殖民场景)
在香港多年的工作,已经让庄士敦掌握了汉语,他开始阅读中文文献,其中大量都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书籍。
例如,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叫做“士道”,这其实取自于《论语》里面“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段话,这充分说明了庄士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此外,庄士敦还热爱旅游和访问寺庙,和高僧谈论佛法,最远甚至去过西藏,五台山、普陀山等佛教圣地他也去过。
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甚至胜过一些中国人。
正是因为他接受过西方的基础教育,毕业于知名大学,又在中国浸淫了多年,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李经迈才选择了他当溥仪的老师。
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庄士敦欣然接受,因为能当中国皇帝“帝师”的机会,恐怕自此之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了。
而且这也是对他文化水平和资质的证明。
1919年2月份,庄士敦交割了自己在山东的事务,奔赴紫禁城。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
东西交融
庄士敦雄心勃勃地来到紫禁城,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给年轻的皇帝带来新鲜的东西,但是现实并不会那么顺利。
首先,清宫只给庄士敦最多三个小时用来授课,其他时间溥仪要接受另外几名中国老师的课程。
虽说庄士敦的课程并不长,但是他还是决定全力以赴,教育好这个年轻的皇帝。
据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本人的回忆来看,当时庄士敦课程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像西方的风土人情、自然地理、宪政理念,乃至一些社会习俗、穿衣打扮,这些庄士敦都毫无保留地给溥仪讲解。可以说,庄士敦想把西方的所有东西都介绍给溥仪。
当时溥仪才14岁,正是认识世界的年纪,庄士敦描述的西方生活显然比紫禁城无聊的生活好太多了,溥仪自从1912年就没有出过紫禁城。
而且其他几位老师对溥仪十分严厉,经常监督溥仪的学习与课业,这无疑让年幼的溥仪十分不满。
(末代皇帝剧照)
两相对比之下,溥仪越来越喜欢这个洋老师了,庄士敦对溥仪态度温和,采取的不是强迫措施,而是循循善诱,也让溥仪很是受用。长此以往,庄士敦逐渐成了溥仪每天最想见的人。
而庄士敦除了教导溥仪一些西方的知识外,还积极让溥仪在社交中认识西方人,与外界进行沟通。经过他的协调,不少列强驻华官员都来到紫禁城与溥仪会面,这些无形中积累的人脉在后来还帮助过溥仪。
而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干了许多在清宫遗老眼中不合体制的举动。例如在一次上课中,庄士敦发现溥仪总是眯着眼睛,他怀疑溥仪是个近视,拿来测量表一查,果然是近视。
他建议溥仪尽早戴上眼镜避免情况恶化,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溥仪身边人的拒绝,他们的理由是从来没有一位皇帝戴过眼镜,溥仪自然也不能戴。
为了保护溥仪的视力,庄士敦以辞职为要挟,说如果不让溥仪戴眼镜,他就辞职。
溥仪也极力支持庄士敦,决不让庄士敦辞职。最后,遗老们还是屈服了,同意了庄士敦的意见。
除此之外,有一次庄士敦给溥仪上课的时候是骑自行车来的,溥仪一下子就被自行车给迷住了。
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好笑,但是当时自行车在中国的确还不多见,虽然溥仪出行有人抬的轿子,但是出于孩童的玩心,溥仪还是更习惯自行车多一点。
因此他就开始学着骑自行车来。
不过,因为宫门的门槛又高又大,溥仪有时候只能抬着自行车过去。
后来,溥仪嫌这样实在是太麻烦,就下令把紫禁城内的门槛全部锯断,方便他骑自行车。这可把那些祖宗成命不可违得太监们气得够呛。
当然,那些清朝遗老们对庄士敦十分看不惯,他们不止一次想要辞退庄士敦,并且在暗地里给庄士敦使绊子,但是溥仪始终没有让这种想法得逞。
事实上,溥仪给了庄士敦许多荣誉,像是一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这些都是极高的荣誉。
当时庄士敦知道自己被授予一品顶戴之后,穿着朝服戴上顶戴找了张相片,然后给远在英国的家属发了过去。
以上两个例子便可以看出来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虽然大部分都是生活习惯上的,但是庄士敦对西方的描述的确让溥仪心生神往。
除此之外,庄士敦与溥仪不光是师生关系,而是有些类似于朋友。
在溥仪的生活中,许多人要么对他卑躬屈膝,要么对他恶言恶语,并没有多少人以真心待他,庄士敦这样的人,溥仪之前还没有遇到过。
而庄士敦则是想把溥仪培养成一个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君主,他不光教溥仪知识,还成为了溥仪与西方沟通的桥梁。
据悉,庄士敦还曾劝溥仪出国留学,这一提议溥仪曾认真地考虑过,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能出去。如果溥仪真的去了国外,或许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曲终人散
虽然宫内的生活让溥仪很是惬意,但是皇宫外的风暴终将刮进来,紫禁城这块小天地并不可能总是置身事外。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了,这场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令中华大地再次陷入战火之中,而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冯玉祥,事后发动了一场政变,将自己的上司曹锟监禁,并下令停战。
在政变之后,冯玉祥考虑到民众对封建帝制的不满,决定修改之前民国政府对清朝的优待条件,收回对紫禁城的管辖,把溥仪和那些清朝遗老驱逐出去。
辛亥革命的时候,为了换取清廷的和平逊位,当时的政府答应要给清廷优待,包括让他们接着住在紫禁城里,每年还额外拨付一大笔款项用作他们的生活费。
其实,当时新派人士对溥仪的看法是很消极的,他们认为溥仪特权的存在是对民主宪政的污蔑,特权一日不取消,封建帝制就一日没有从中国消失。
紫禁城通了电话之后,溥仪曾兴高采烈地给胡适打电话,请胡适来紫禁城见面,胡适也欣然赴约。
而胡适的这一举动在当时被广泛批评,有的人更是表示:新式运动的组织者,竟然面见皇帝,还询问是不是可以不行跪拜礼,足可见胡先生心中的帝制还没有消除。
从中便可见当时各界对皇帝的看法。
在冯玉祥“逼宫“之前,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仍被批准住在紫禁城里,这下子被驱逐出去,他能去哪里呢?
这时候庄士敦发挥了他在西方国家中的名望,在庄士敦的保护与安排下,溥仪最后逃往了日本租界,这也为日后日本侵略者在溥仪身上大做文章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并不是庄士敦的本意,他其实是希望溥仪出国,一了百了的。
自己的学生不在了,庄士敦还有什么留在中国的必要吗?庄士敦也借此返回了英国老家呆了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他受聘于伦敦大学,专讲东方文化,还在业余时间将自己在紫禁城的见闻,写成了一本叫做《紫禁城的黄昏》的书。
这本书截至目前仍是了解清朝末期情况的权威书籍,大名鼎鼎的电影《末代皇帝》,就是以这本书作为改编的底本。
1934年,庄士敦回到阔别了多年的中国,在他心中,在中国其实比在老家更让他习惯。而在面见溥仪的时候,他把自己写书这件事告诉了溥仪,溥仪鼓励他做的不错,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这时候溥仪住在天津,当时中国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列强对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没过几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溥仪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1935年,庄士敦再度来到中国面见溥仪,但是此时溥仪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再度成为了皇帝,但这个皇帝是靠出卖国家利益得来的。
此时溥仪邀请庄士敦做自己的谋士,被庄士敦拒绝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而庄士敦对于溥仪复辟,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溥仪复辟时,英国政府曾专门询问庄士敦对此事的看法。
庄士敦表示:如果溥仪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劝他拒绝,这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个年轻人悠游寡断,意志力薄弱,我担心他性格上的缺陷,会让他成为日本人蚕食中国的傀儡。
事后来看,庄士敦不愧在溥仪身边呆了数年,对溥仪实在太了解了,他说得几乎都契合了未来的发展。
在伪满洲国,溥仪真的就只是一个傀儡,下面的日本官员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而且,封建帝制终究是违背时代潮流的,这一点发生在溥仪身上的历次复辟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人,让溥仪的皇帝梦彻底破碎。
日本方面本来是想把伪满洲国当作是撤退的大本营,寄希望于在满洲死灰复燃。
但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彻底瓦解了日本最后的希望,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在苏联红军面前根本没撑多长时间,就被消灭了。
失去了日本庇护的溥仪,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手底下连一支军队都拉不出来。
最后他只得跟着关东军一起逃亡日本,不敢留在国内,因为他觉得自己会被枪毙。不过天算不如人算,溥仪最后还是在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成为了一名战犯。
而庄士敦在回国之后,则开始对清朝王室的怀念。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外国人在紫禁城,这个昔日的中国皇家中心的见闻,又有对中华文化的描述,因此受到许多西方国家读者的喜爱,庄士敦因此大赚了一笔稿费。
他拿着这笔钱在小岛上盖了几栋房子,还在房子前面挂上了清朝统治的象征——龙旗。
每个房间都被庄士敦起了中文名字,例如皇帝厅、松竹厅等等,有的甚至就直接照搬紫禁城里面建筑的名字。
每逢节日,庄士敦就穿上溥仪赐给他的衣服,戴上顶戴,和慕名前来的亲友们交谈,一副清朝高级官员的样子。一时间也被当地人看作奇谈。
1938年,庄士敦死于他的家乡,享年63岁。庄士敦死的时候,溥仪正在沉浸在日本人对他虚伪的尊重里。
溥仪的最后一位老师虽然很了解溥仪,但是他并没能阻止溥仪犯下更大的过错。
参考文献:
《紫禁城的黄昏》【英】庄士敦著,陈时伟译
《我的丈夫溥仪》 李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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