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英国政治变化：下议院中的不同声音

1918年的下议院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爱尔兰议会党的破坏性策略，特别是在1880年代，为了加快众议院的业务，它迫使重大的程序创新。

爱尔兰也是爱德华时代自由党政府时期发生的许多混乱的根源，现在由反对地方自治的联合主义者产生。

此外，从1906年开始，大量工党议员，当年有30名当选，1910年人数又增加，这种情况的出现标志着议会内气氛的重大变化。因此，围绕议会程序和宗旨的争议已经是政治生活中的事实。

然而，有一些不变的元素，下议院内的言论首先受到众议院的实际安排的支配，正如1834年大火后重建国会大厦所确立的那样。

一排排相对的长凳被舷梯隔开，但没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所有成员，这强化了一种既对抗又亲密的气氛，在后座上说话，没有寄件箱可以依靠，可能会令人震惊，正如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对他的传记作者回忆的那样：“当你站起来说话时，你面前的长凳似乎抓住了你的膝盖以下，给你一种你即将一头栽倒的印象。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安排倾向于强制执行的修辞技巧与讲台所需的修辞技巧大不相同。不仅如此，物理空间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往往被认为导致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和修辞美德。

丘吉尔雄辩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小房间如何产生一种对话式的说话风格，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生活的典范。

这比外国集会好多了，在外国集会中，他们都坐在一个半圆圈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甚至一张桌子，当他不高兴时，他可以敲打它，每个演讲者都会上去呵斥分散在大舞台上的观众。

激烈辩论的本质是人群的感觉，聚集在一起，向前挤，聚集在演讲者周围，欢呼声左右。

丘吉尔确定的“对话风格”现在当然很流行，但他声称这是一种长期建立的模式只是部分令人信服。

诚然，正如R.G.索恩所观察到的那样，罗伯特·皮尔有意识地努力培养朴素而朴素的陈述，这是未来形式的预兆。

但格莱斯顿在下议院的精彩演讲，加上“涉及的短语和括号”，几乎没有对话，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可能不再受到青睐。

事实上，有人认为丘吉尔自己的奥罗顿风格代表了十九世纪的宿醉，他与更朴素的现代技术脱节，在1930年代的印度竞选期间，他被迫发表多次即兴演讲，后来（事实证明是暂时的）皈依了另一种方法。

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正确的技巧在于“我判断，即选择三四个绝对合理的论点，并以最对话的方式提出这些论点。显然，我四十年来所追求的文学效果一无所获！

对话主义尽管没有受到挑战，但它似乎正在成为霸权主义，正如一位保守党评论员在1924年所说，“现代议会辩论已经变成了对话，而不是演讲，甚至是雄辩。

此外：“作为一项规则，众议院既不期望也不接受任何在市议会会议或公司股东聚会上似乎不合适的东西，而且，对于老议会的丑闻，新成员第一次以冷静和保证的方式向众议院发表讲话;他们说话的流利程度非常快。

许多工党议员，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模拟威斯敏斯特的“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工会和其他受规则约束的组织中获得经验，因此在议会仪式和修辞技巧方面有基础。

多名保守党和自由党议员很可能在大学辩论社团接受过自己的培训，工党替补席上确实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前自由党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涌入的工党议员增加了下议院的工人阶级成分，但随着该党获得中产阶级新兵，来自工作背景的工党议员比例下降。

非会话形式的语音仍然可以成功，工党议员E·罗斯林·米切尔（E. Rosslyn Mitchell）向保守党达夫·库珀（Duff Cooper）评论了后者的首次演讲：“有人告诉我，众议院只听那种奇特而令人恼火的风格，被称为下议院的方式，它由犹豫、妃呃和一群陈词滥调组成，”冒险建议“、”大胆说“之类的陈词滥调。

现在你已经证明了我被告知的是不真实的，然而，强硬——或某种形式的强硬——可能会受到批评。保守党对工党的常规指控是，该党通过引入该平台的方法表现出对议会的不尊重。

保守党出版物中的一幅典型漫画显示，“Sam Slogger”和“Bull Bellows”是可能获得社会主义候选人通过的人物，因为他们具有议会吵闹的能力。

另一本保守党杂志在1924年讽刺地评论说：“拥有强有力的声音是这个议会的一大财富，在这个议会中，议员经常不得不与那些受过僵硬街角训练的社会主义者的皮质打断作斗争。

温和的工党领袖自己将这种批评应用于他们更激进的追随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对左翼人士表示愤怒，他们“不做任何工作，但经常说话，并希望将众议院的地板变成一种国家街角肥皂盒”。

这里还有一个世代问题，战前工党的一些老兵，如麦克唐纳，倾向于看不起新来者的轻率行为，而其他人则对他们的监护角色持更积极的看法。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平台方式的要素可能与成功的共享资源演讲兼容。在他那个时代，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因将“莱姆豪斯”方法带入会议厅而受到攻击，但就像他之前的民粹主义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一样，他无疑是一位熟练的议员。

声称平台方法在下议院不起作用，实际上并不是对建筑物或气氛强加的要求的客观陈述，而是一种将对手所谓的缺乏礼仪与他们所谓的缺乏对议会传统的理解（甚至蔑视）联系起来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物质安排没有施加真正的限制，只是指出这些安排也以意识形态色彩激烈的术语进行讨论，贬低“外国集会”，并试图将言辞上的一致性强加给可能具有威胁的新来者。

如下文所述，据说

该建筑所需的

技术与有关举止和情感自我克制的更广泛的文化（和阶级）价值观有关。

修辞文化不仅受到会议厅布局的影响，而且受到议事规则的影响。这些部分来自正式公布的常规命令，部分来自厄斯金·梅的

议会实践

（权威，而不是规则手册，于1844年首次出版并定期修订），部分来自历任议长累积裁决的判例法。

（然而，没有议长可以约束他的继任者， 这些规则非常复杂，可能只有极少数国会议员完全理解。这促成了一种感觉——可能在受过私立教育的成员中最常见——第一次来到下议院就像来到一所新学校，由议长担任校长。

这名议员通过观察、老牌议员的指导和纠正错误来学习，正如议会素描作家亚历山大·麦金托什（Alexander Mackintosh）所观察到的那样，新手会遇到许多“不要”，“不要在发言的成员和主席之间走来走去。不要阅读或展示报纸。

不要提及任何成员的名字。不要特指上议院的演讲或议事程序。“命令”的呼喊声逮捕了罪犯，这就是议会“实践共同体”的方法。

这些规范修辞微观行为的集体努力有时在下议院生涯开始时遇到左翼人士的抵制。在他关于失业话题的首次演讲中，火热的激进分子詹姆斯·麦克斯顿无意中提到了另一位议员的名字，并被要求下令。

关于这一事件，他的同事托马斯·约翰斯顿写道：“这种紊乱难道不是在那些粗俗的雅虎的脑海中吗？他们对穷人孩子的悲伤感到迟钝，为严格遵守一个无用的公式而哭泣吗？

然而，很快，预期的习惯就被内化了，甚至被马克斯顿和约翰斯顿这样的批评家所内化。到1920年代后期，一些保守党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许多前工党“嘲笑者”现在是议会传统的坚定拥护者，据说他们已经理解了“古代形式和公式”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