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起源，以及帝国与欧洲的冲突

文|鸭先知

编辑|旧时叙

前言

奥斯曼和威尼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友好关系。

威尼斯希望通过与苏丹保持良好关系来保护自己在奥斯曼帝国领土和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在热那亚的竞争对手试图利用他们与穆拉特的友谊将其排挤出去的时候。

威尼斯在1388年与巴耶济特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并没有参与科索沃的十字军东征。

但奥斯曼帝国通过马其顿向亚得里亚海和希腊向爱琴海的扩张，使其紧张和害怕在一个曾经受到威尼斯人影响的地区竞争。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

威尼斯为了削弱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势力，设立了另一个自称穆斯塔法的奥斯曼王子，并派遣船只帮助他占领卡珊德拉和卡瓦拉，并在该地区的土库曼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425年)。

缪拉想要征服马其顿剩下的部分，包括萨洛尼卡，威尼斯对萨洛尼卡的占领和穆斯塔法的支持加深了他的信念，他不能容忍一个比拜占庭更强大的国家控制它。

穆拉特向北部的阿尔巴尼亚进军，也加剧了紧张局势。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430年。

其长度的主要原因是对手的战略形势截然不同。

以海上势力为主的威尼斯以相对较少的陆上力量维持其沿海基地。奥斯曼人的主要力量是在陆地上，直到最近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取得进展后才开始创建自己的舰队。

因此，他们没有办法与威尼斯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为其基地提供物资的能力竞争。此外，威尼斯正全神贯注于与米兰领导的意大利对手的战争，因此它只能使用一小部分舰队来对付土耳其人。

威尼斯在陆地上获得了匈牙利的支持，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成为它与苏丹军队冲突的主要战场。

奥斯曼人对多瑙河以北的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的征服，确实使他们与匈牙利发生了直接冲突。

与瓦拉几亚的冲突源于其自身的内部弱点。

在米尔恰大帝(1386-1418)的统治下，它被建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公国，但在他死后，继承权的斗争大大削弱了瓦拉几亚人的抵抗能力，匈牙利人和奥斯曼人都试图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

作为对奥斯曼援助的回报，也是对奥斯曼袭击的回应，拉扎尔的儿子、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允许奥斯曼士兵和袭击者穿越塞尔维亚领土进入波斯尼亚(1426年)，从而促成了奥斯曼在这个方向上的征服。

然而，斯蒂芬的死(1427年7月19日)使塞尔维亚陷入了半个世纪的王朝纷争，这与瓦拉几亚的情况非常相似。

由于他没有孩子，斯蒂芬已经安排把王位留给他的侄子乔治·布兰科维奇，承认西吉斯蒙德的宗主国地位，以换取匈牙利人的支持。

穆拉特的回应是，以巴耶济特一世与斯蒂芬的妹妹奥利维拉结婚为理由，宣称塞尔维亚属于他。

布兰科维奇(Brankovic sur)将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堡垒拱手让给匈牙利，以换取匈牙利的帮助，从而使其成为抵抗奥斯曼人的主要支柱。

穆拉特再次入侵塞尔维亚(1428年)以加强他的主张，占领了塞尔维亚首都克鲁塞瓦茨(Alaca hisar)，并迫使布兰科维奇恢复旧的藩属关系，与另一位塞尔维亚公主结婚，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该国的地位。

然而，匈牙利人在北方和瓦拉几亚继续抵抗。西格斯蒙德同时组织了对匈牙利、瓦拉几亚和卡拉曼的联合进攻，对抗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奥斯曼人。

威尼斯安排了塞浦路斯的拉丁人帮助卡拉曼，并敦促安纳托利亚剩下的土库曼王子以及伊朗的帖木儿统治者，表面上仍然是奥斯曼人的宗主国。

穆拉特设法说服后者他继续忠诚，避免了对卡拉曼的重大推动。

威尼斯被迫接受《拉普塞基和约》(1430年7月)，承认奥斯曼帝国对马其顿的控制，并向穆拉特进贡，以换取他接受威尼斯继续占领勒班陀和其他亚得里亚海基地，并恢复威尼斯通过海峡进入黑海的权利。

穆拉特现在也能够与拉古萨商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建立类似的朝贡关系，后者在1358年脱离了威尼斯的宗主权。

威尼斯现在在阿尔巴尼亚处于中立地位，实际上又被热那亚的战争所占领，穆拉特得以在那里自由前进，1431年占领了亚尼纳(Janina)和塞雷兹(Serez)，并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

但从1443年开始，山区的阿尔巴尼亚王子们在威尼斯人的秘密帮助下，在乔治·卡斯特里奥斯(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真正联合的反对运动，他能够继续抵抗半个世纪。

内部政治发展

土耳其贵族在穆拉特宫殿里的持续优势是对欧洲和安纳托利亚采取相对被动政策的主要原因。

罗马帝国制定了和平与巩固的政策，担心在东方或西方的大规模征服会扩大统治者的权力。事实上，此时唯一能真正制衡土耳其贵族权力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kapikallan，而是来自于边境突袭的领导人。

就像奥斯曼时代一样，边境贝斯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职位，不仅指挥akmcis(袭击者)和gazis，而且还指挥常规的timar骑兵。

除了突袭和破坏敌人的防御外，他们还侦察敌人的领土，为未来的奥斯曼战役提供情报，在战役中，他们走在正规军前面，获得战略关口。

他们几乎不间断地袭击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在官方和平协议生效时也是如此。

akinci部队的个人成员有时由他们的bees支付工资，有时在后者的密室中持有战袍，但他们的主要特权是免除所有地方税，以及保留在突袭中捕获的战利品的权利。

他们接受鲁美利的beylerbeyi的全面指挥，后者通常是kapikulu的成员，受苏丹的直接控制。

因此，akinci和kapikulu势力合作倡导积极的征服欧洲的政策。有了这样获得的财富，他们在宫廷中成为土耳其贵族的主要反对派，有时鼓励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反对苏丹，以确保统治者能让他们自由地进行他们想要的征服。

因此，当穆拉特进入他统治的最后几年时，边境的贝斯加入了许多kapikulu的成员，主张他的小儿子穆罕默德(后来的穆罕默德二世)继承王位，他的军事精神反映了他们的欲望和利益。

坎达尔人专注于政府机构的发展，他们认为这对巩固之前的征服是必要的。

他们建立了一个定期的制度来训练苏丹的所有儿子，这样无论他们谁掌权，都能在政府和军事事务上继承他父亲的事业。

有学问的伊斯兰医生被带到宫廷，以伊斯兰教的宗教和传统来训练王子们。每个王子，现在正式被授予qelebi的头衔，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总督，或sancak bey，一个大省或地区。

他的导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臣，塞尔柱人称他为atabeg，奥斯曼人称他为lala。

他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法院，创造了一个微型的伊斯坦布尔，偶尔甚至以他的名义铸造硬币，通常至少送一个儿子去苏丹那里当人质，因为他表现良好。

在战役中，王公们加入了他们的父亲，成为军队主要部队的指挥官，获得了军事和行政知识和经验。

与欧洲的新冲突

此时，缪拉最关心的是欧洲可能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

约翰八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谈判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会的联盟，以确保西方帮助对抗异教徒，尽管他的人民和宗教领袖们遇到了相当大的反罗马情绪。

1437年11月，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罗马，希望加入神圣罗马教会，希望能得到欧洲的普遍援助。

事实上，在佛罗伦萨召开的一次会议宣布了联合(1439年7月6日)，但君士坦丁堡持续的反对使联合无效，许多人更喜欢伊斯兰统治和宽容，而不是罗马似乎代表的偏执。

穆拉特有时会下令对欧洲发动新的突袭，以新的战利品满足贝斯和他们的追随者，从而将他们作为对抗安达尔的平衡力量，并在敌人国家内部出现任何弱点时加以利用。

西吉斯蒙德的死(1437年12月9日)在匈牙利引起了相当大的内部争端，穆拉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摧毁了塞维林的多瑙河要塞，围攻了锡比乌(1438年)。

为了削弱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联系，他入侵塞尔维亚并占领了布兰科维奇在塞门德里亚的堡垒(1439年)。

同样，他利用Tvrtko二世(1423年)死后波斯尼亚的内部无政府状态，迫使波斯尼亚的继承者以及现已独立的该国南部地区(现称自己为黑塞哥维那)的统治者进贡。

然而，新的匈牙利国王Ladislas任命John Hunyadi为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voyvoda)， John Hunyadi在1441年将奥斯曼人赶出塞门德里亚，然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多次击败他们，不仅给了欧洲新的抵抗鼓励，而且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很快就能在新的十字军运动的领导下展示他出色的军事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