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康熙相比，乾隆果真远远不如？作为职业帝王，乾隆才是真嚣张

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於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上述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出自《清史稿·高宗本纪》。作为满清遗老编纂的清朝正史，赵尔巽等人对清朝帝王的记载明显带有主观推崇倾向，但在对乾隆皇帝的评价中，虽然肯定了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的积极表现，却也毫不避讳其“耄期倦勤，蔽於权倖”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清史稿》对于乾隆皇帝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客观的。相较于被《清史稿》评价为“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似乎远远不如。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发布即位诏书，明确表示“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睐逾常”；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在勤政殿宣布禅位决定，并在谕旨中给出了具体原因：朕践阼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太上皇驾崩于养心殿，在其遗诏中，依然有着“朕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的明确说明。另外，根据《乾隆起居注册》的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经无数次倍感骄傲的提及“朕自幼蒙圣祖仁皇帝疼爱，抚育宫中”。在乾隆皇帝眼中，这个自己在12岁才见到，而且仅仅相处了数月的皇祖父，才是自己毕生的追求，才是古往今来最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一代雄主。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曾效仿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曾效仿康熙皇帝多次发动军事行动；曾效仿康熙皇帝拉拢、制衡朝臣，巩固皇权；甚至依据康熙皇帝的教诲，在后宫生活中，“色而不纵”、“淫而不迷”才落得子孙满堂、长寿而终。

也就是说，除了后世评价，就连乾隆皇帝自己也明确承认较之康熙皇帝远远不如！

那么，和康熙皇帝相比较，乾隆皇帝果真远远不如？作为清朝的盛世君主，乾隆皇帝果真只是一个“败家子”？

其实，乾隆皇帝才是职业帝王的最佳代表，才是远胜于康熙皇帝的一代雄主！

01 就皇权集中而言，乾隆皇帝进行得更彻底

对于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言，皇权的稳固程度来源于皇室宗亲、满洲勋贵和蒙古王公乃至朝中势力的支持程度。也就是说，评价一位清朝帝王对皇权集中的实现程度，是有着具体衡量标准的。

对于皇室宗亲的重用与否，《清史稿·诸王列传》中有着这样的说明：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

也就是说，清廷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一般会以“诸王典兵”，用对皇室宗亲的重用，予以拉拢、安抚的同时，让其以实际行动证明对皇权的拥护和支持。但这种情况在乾隆皇帝执政初期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变，皇室宗亲不再是军事行动中的领头羊，却而代之的外戚势力，是乾隆皇帝刻意培养的朝中重臣。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于皇室宗亲的拉拢和安抚，明显不再是工作重点，更不再是能够直接影响皇权稳固的所在。

另外，在争取满洲勋贵家族支持和拥护的工作中，康熙皇帝可谓煞费苦心。钮祜禄氏、佟佳氏、那拉氏、赫舍里氏等等实力强大的满洲贵族轮番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甚至排好了一定次序于朝中担任要职。“九子夺嫡”事件爆发后，康熙皇帝几乎完全依靠制衡满洲贵族势力，来制衡皇子势力集团的发展，才能勉强维持皇权的稳固。但直到驾崩，康熙皇帝依然未能自主的选择皇位继承人，他对于皇位传承结果的决定程度，甚至远远不如一个出身满洲勋贵家族的隆科多。

而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六十年关于皇位传承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完全不受任何人影响，全凭自己的喜好。乾隆六十年的禅位决定，更是为后继之君省去了一切可能的继位质疑，让其清朝继位最为合法的帝王。

乾隆太上皇所用“十全老人之宝”

除此之外，自后金政权便开始实行的“满蒙联姻”，对于皇权稳固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对于“满蒙联姻”的执行情况，也能证明一位帝王对于皇权的掌控程度。我们单就康熙、乾隆两位帝王所出公主的联姻情况，对此予以说明。

康熙皇帝一生抚育公主二十位，收养公主一位；其中活到婚嫁年龄的公主有9位。乾隆皇帝一生抚育十位公主；其中活到婚嫁年龄的公主有5位。

在康熙皇帝的9位公主中，有六位下嫁给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公；一位下嫁给了乌梁罕氏蒙古王公；另外两位公主，一位下嫁给了出身汉军八旗的孙承运，一位下嫁给了原属汉军八旗的佟佳·舜安颜。“满蒙联姻”的比例高达66.7%。

在乾隆皇帝的5位公主中，仅有两位公主下嫁给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公，“满蒙联姻”的比例仅为40%。更关键的是，这两位蒙古王公，一位被乾隆皇帝自幼抚养宫中；一位被乾隆皇帝视为“犹朕子也”。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将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政治意图已经逐渐淡漠，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乾隆皇帝另外三位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傅恒之子福隆安、乌雅·兆惠之子扎木泰、和珅之子丰绅殷德，都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之子，都是出自乾隆皇帝对功臣的特殊恩赏。

总体而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已经不再需要顾念皇室宗亲、满洲勋贵乃至蒙古王公的脸色、态度，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朝臣所立功勋予以特殊恩赏。较之康熙皇帝的百般维护、千般拉拢，乾隆皇帝才是唯我独尊的职业帝王。

接见英国使臣的乾隆帝

02 就边疆稳固而言，乾隆皇帝进行得更硬气

纵观康熙皇帝一生，被后世广为传颂的重大军事行动，主要有四件：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噶尔丹。在这四次军事行动中，除了收复台湾，康熙皇帝在开战之前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朝议、廷议并请示孝庄太皇太后，得到多数朝臣认可后才进行的被动防御战。就算是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也是台湾明郑政权发生政变，傅为霖甘当内应、姚启圣数次请奏并举荐“海霹雳”施琅以后的结果。

也就是说，对于清朝当时的武装力量而言，入关未满半个世纪，军队的军风、军纪乃至战斗力并未太大改变。就算如此，康熙皇帝想要发动一次维护边疆稳定、扩张版图的军事行动，依然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依然需要争取绝大多数王公贝勒、朝廷重臣的支持。这说明，康熙皇帝对于朝政大权的掌握始终未能真正实现。

在乾隆皇帝执政的六十年中，自乾隆元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共计发动了13次大规模作战，其中对外战事两次；平乱战事11次。在这13次大型军事行动中，除了清缅之战以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外，其余12次战事几乎全部以清廷主动出击、平乱为开端。更重要的是，在这13次军事行动中，乾隆皇帝将皇权集中以后的优势酣畅淋漓的予以发挥，金口一开，立马发动战事。作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完全演变成乾隆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其唯一的职能只是上呈下达，只是执行乾隆皇帝的决定。

就军事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我们以康熙朝鼎盛时期的“乌兰布通之战”和乾隆朝与之对应的“平定准噶尔之役”作出具体比较，予以说明。

首先，“乌兰布通之战”，乃系面对噶尔丹两万大军主动进攻的被动防御。首次对决，在敌我双方参战人数为1:1的情况下，清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两个统帅一个毙命，另一个狼狈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缴获。而乾隆皇帝发动的“平定准噶尔之役”，虽然面对的是经过康熙、雍正两位帝王打击过后的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但达瓦齐麾下兵将众多而且常年征战，战斗力强悍异常，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乾隆皇帝做出出兵命令后，迅速集结兵力，一路直插达瓦齐老巢，仅用一战便将达瓦齐政权彻底摧垮，打的达瓦齐仅带着七十余人投奔乌什，而后又被乌什擒获送交清军。而后，达瓦齐被押送至北京后，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

而经过首战的惨败以后，康熙皇帝调集十万大军，御前亲政并带上了三位亲王——福全、常宁、雅布；一位皇子——皇长子胤褆；一位郡王——鄂札；和四位朝廷重臣：佟国纲、佟国维、明珠、索额图；几乎倾清廷所有的力量，大举进攻乌兰布通。但此战结果，以佟国纲等重臣战死，明珠、索额图得数百人近身护卫才得保全，清军战损率远胜于对方而宣告结束。就算如此，康熙皇帝依然将噶尔丹撤离说成了败逃，依然对外宣布了战事胜利。

康熙皇帝亲自坐镇的战事失败，和乾隆皇帝于京城遥控的大胜而归，除了证明康熙皇帝作战之处的决策性失误外，还证明了乾隆皇帝于战事行动中的硬气表现，远胜于康熙皇帝之计划有余、刚硬不足。

03 就皇位传承而言，乾隆皇帝安排的更仁心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对照，关于皇位传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乾隆皇帝的表现较之康熙皇帝更符合“仁皇帝”的称号。

首先，应该明确雍正皇帝所创“秘密立储”制度对于消除皇子夺嫡、手足相残的积极影响，但是就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具体表现来看，这件看似完美的皇位传承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一劳永逸的解决夺嫡难题。

暂且不论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接连两次委派皇四子弘历前往景陵祭奠，基本明确了弘历的皇位继承人身份，让“秘密立储”制度基本失去了意义。单就乾隆皇帝两位嫡出皇子接连夭折，皇长子永璜因罪被严斥，乾隆皇帝就只能寄希望于“立贤”择储标准的实际情况来看，“秘密立储”制度并没有消除乾隆皇帝诸位庶出皇子在他面前的积极表现，积极夺嫡行为。

乾隆帝皇长子永璜剧照

相比较而言，康熙皇帝明立太子而后对其百般维护，刻意树立其储君形象的积极做法，反倒让其余皇子断掉了夺嫡希望。如果不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太子被废，恐怕“九子夺嫡”事件出现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乃至根本不会发生。

不可否认，面对太子胤礽的“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对其已经包容二十年的康熙皇帝下令将其废黜，乃属情理之中。但从根本上讲，太子胤礽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过，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储君之权对于康熙皇权的巨大冲击和威胁。但这种威胁来自哪里？不就是来自康熙皇帝长达数十年的刻意培养和维护吗？身为太子，权势和声望一步步抬升；身边的朝臣势力逐步增多、增强，不就是康熙皇帝立储并顺利传承皇位的必然结果吗？

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在极力维护太子胤礽储君权威的同时，还对其余皇子大加封赏、委以重任，对储君之权予以有效制衡。就帝王心术而言，康熙皇帝对皇权掌握的功力绝对淳厚，但这必然会给皇子带来错误的夺嫡引导和错误的继位希望。也就是说，惨烈、无情的“九子夺嫡”事件之所以出现，康熙皇帝应该负主要责任。

“九子夺嫡”人物图志

我们再来看下乾隆皇帝对待诸位皇子的态度和做法：

1、和康熙皇帝一样，明确嫡出皇子的特殊地位，让庶出皇子最起码在嫡出皇子彻底失去继位机会之前，但其觊觎皇位的打算。

2、除去被乾隆皇帝下令出继的皇子外，乾隆皇帝的皇子们几乎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更没有被委以特殊工作的经历。

3、乾隆三十八年，在乾隆皇帝立下秘密立储诏书以后，其几乎用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有希望继承皇位的皇子。有训斥、有恩宠，更有时刻不停的敲打。

更重要的是，不管乾隆皇帝出于何种考虑，其能在乾隆六十年做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的决定，绝对属于“仁心”表现，符合“仁君”所为。此举，不但杜绝了极有可能在皇权更迭过程中的手足相残，还绝对程度上杜绝了新皇登基以后的手足相残，更绝对程度上为新朝政权稳固、新皇皇权稳固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康熙皇帝而言，其创造的“康熙盛世”，使得“后世想望流连，至於今不能已”；其标榜的仁君形象，更是“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但实际上，这个功成名就以后就躺在功劳簿上放任官员贪腐，放任朝政废弛，以致其亲手打造的“康熙盛世”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的一代帝王，虽不败家，但却败国；虽然宽仁，但却严重影响了清王朝的发展和进步。相较于康熙皇帝而言，乾隆皇帝更像一位职业帝王，对于皇权的超高掌控程度；在军事行动中的霸气表现；在皇位传承过程中的仁慈之举；都让其虽然背负“败家”之名，却也绝对称得上职业帝王的巅峰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