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研读：威尔士国家的长期动荡影响了英格兰的安全

从地理位置来看，威尔士位处英格兰的第一道防线，海岸线漫长，其位置容易被想要入侵英格兰的外部势力所利用。如能控制威尔士，则能有效改善英格兰所处环境，还可为后期发起战争弥补人力财力提供经济支持，减少战争带来的消耗。

然而，大量边区领地的存在造成了威尔士全境管辖权分裂的事实，也使其逐渐脱离了英格兰的控制。更严重的是，分裂的管辖权还造成了威尔士传统法律、边区法律、英格兰法律并行的局面，为罪犯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王已经意识到边区问题，试图用法律手段削弱领地特权，却引起领主们的不满，一些领主甚至因此阻挠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而威尔士本就存在较大缺陷，软弱无力，更难以遏制日益膨胀的边区力量。这种情况下，威尔士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越来越威胁到英格兰的安全。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威尔士出现了数次叛乱，直接威胁到英王的统治。如1287—1292年的马瑞多得叛乱、1294—1295年卢埃林叛乱、1400—1415年欧文·格林杜尔叛乱、1529年卡马森叛乱等。这些叛乱一般出于两点原因：第一，领主为了谋求利益或实现野心挑战英格兰权威，扩展自身在威尔士影响；第二，大量英格兰人涌入威尔士，双方在法律和习俗上的差异导致彼此间矛盾频繁，威尔士人对英格兰怀有明显的不信任与抵触心理。

威尔士叛乱频发，还与其潜在的军事传统和尚武精神有关。据12世纪晚期学者杰拉尔德作品《威尔士风物志》的描述，威尔士人将劫掠、偷盗视为正确行为，在战斗中被击败后却容易混乱和崩溃。13世纪起，大量威尔士人被召集参与针对苏格兰与法兰西的战争，加深了威尔士的武力倾向。不仅如此，吟游诗人常在作品中渲染战争，年轻人受到诗歌作品的宣传效果，乐于追随强大的战士。发展到15世纪，威尔士已有相当数量的退役士兵，这些士兵很难安定下来，往往继续参与到内战或叛乱当中，而不是选择贸易等生计。

格林杜尔叛乱对英格兰威胁之甚，是威尔士此前其他任何叛乱都没有达到的。格林杜尔是卢埃林·格鲁菲德的侄孙，声称自己是格温内斯王国的继承人，主张建立独立统一的威尔士。他的主张顺应了14世纪后期民众对于黑死病、动荡与征服战争的不满情绪，使威尔士人找到了宣泄机会，游吟诗人在作品中将格林杜尔视为神话中的“预言之子”，预言格林杜尔将带领威尔士走向解放。出于英格兰剥夺威尔士人权力的不满，很多乡绅也参与其中。

格林杜尔还利用奥尔良公爵路易与亨利四世的私人恩怨于1404年和法国结盟，法国借此参与到叛军作战中，这也表明威尔士问题已经牵扯到英格兰在国际上的安全。然而，失去法兰西与苏格兰的支持后，格林杜尔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开始落空，叛乱最终得以制止。叛乱损害了英格兰王室的税收收益，严重打击了王室的权威，英格兰临近的郡也受到抢劫、勒索等骚扰。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叛乱塑造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认识，是英格兰长期不信任与猜忌威尔士的主要原因。叛乱同样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叛军劫掠威尔士居民、教堂与修道院，严重破坏了威尔士传统土地制度，打击了教会力量，导致民众对社会秩序的悲观态度一直延续到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面对叛乱造成的伤害，威尔士贵族中对格林杜尔予以真正支持的家族也不多。

亨利八世统治初期的对外策略频繁失误后，威尔士社会秩序快速恶化，不乏诸如“莫德威红匪”之徒抵抗都铎王朝统治，威尔士的一举一动愈发触动英格兰的神经。里斯家族是迪内福尔家族的后裔，1529年，里斯·托马斯的后辈里斯·格拉法德爵士与南威尔士首席法官沃尔特·德弗克斯爵士产生矛盾，格拉法德被指控发起叛乱，指控声称格拉法德密谋帮助苏格兰国王谋取英格兰王位，并以此为条件换取威尔士亲王的身份，犯下叛国罪。

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格拉法德所代表的里斯家族坐拥威尔士西南势力，指控中的叛乱一事牵动了亨利八世的神经，使格拉法德招致国王怀疑，格拉法德最终以接受都铎王朝灭亡预言之由被处死刑。处决格拉法德后，亨利八世将其后代排除在威尔士权力之外，禁止其后代担任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消灭里斯家族在威尔士的影响，还造成了反作用。

153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收到的一份报告称，由于民众对里斯家族和有“威尔士公主”之称的玛丽公主怀有同情与依恋，整个威尔士都与英格兰国王变得疏远。同年，爱尔兰边区领主戴克和基尔代尔不满于英格兰对爱尔兰政策，并对亨利八世婚姻事务进行军事干预，引发了亨利八世同英格兰周围边地贵族的决裂。亨利八世相信位于边地的贵族对自己心怀不满，正在密谋叛乱，无法忍受爱尔兰和威尔士表现的强势与不服从，并处决了一批包括白金汉公爵在内的通过吟游诗人将自身包装为威尔士古代传说英雄的贵族领主。

因此也不难理解，当1534年出现卡马森发动叛乱的流言时，尽管这一地区实际上并未发起叛乱，亨利八世仍然选择了。 频繁的叛乱反映出不断膨胀的地方势力已经严重损害到英格兰的利益。正是由于英王长期以来缺乏对威尔士的关注，为地方领主发展个人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致使威尔士叛乱屡次出现，其威胁性越来越大，仅靠已经不能消除威尔士的威胁，迫使英王关注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