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不作为，考核官员降职准备提醒，雍正：直接撤职

公元1742年，是雍正皇帝战胜他的兄弟，登上皇位的第二年，这一年也恰巧是朝廷例行三年一次对官员的考核年。

对于外任官员的考察，一般是由他的上司进行初步评估，再将意见送到吏部，由吏部核准执行。

在这些官员中，有一个叫常三乐的县令，却让他的上司和吏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上司考察过常三乐三年政绩，觉得此人虽然才不胜位，但是也没有大错，他给吏部的意见是调换岗位提醒一下以观后效，但是吏部却认为此举不妥。

两边争执不下，这件事情就被上报到了雍正案前，由皇帝亲自裁夺。

谁知雍正大笔一挥，直接免了常三乐的官！这是为何？

庸才直接滚蛋

常三乐所在的县是直隶吴桥县，负责考察他的是直隶总督李维钧，这个李维钧是年羹尧一党的人物，雍正一上台，他自然也鸡犬升天，一举坐上了直隶总督的高位。

李维钧虽然是靠着依附雍正和年羹尧上位，但是他也做了不少实事，李维钧做事干练，所以在用人方面一直主张舍弃庸人，选用有才干的人。

他当上直隶总督没多久，就赶上了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李维钧新官上任，对待这个当然更加认真。

查阅属下官员的政绩后，李维钧发现，吴桥县这个叫常三乐的县令，担当不了一县之长的重任。

常三乐虽然廉洁奉公，但同样也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作为一县之长，常三乐也没有什么魄力，导致吴桥县有很多事务没有得到处理和解决。

对于这个人，李维钧给出的意见是将他调离县令的岗位，安排他做主管教育的“学政”，算是给常三乐一个小小的“提醒”，让他知道要在其位谋其政。

李维钧的意见送到吏部之后，吏部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常三乐没有实质性的问题，贸然把他从县令任上调离不合适。

吏部的意见反馈给李维钧之后，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想常三乐这个“庸才”继续主掌吴桥县的大小事务。

李维钧这里坚持要给常三乐换岗位，吏部说服不了他，于是便将这件事情呈送给雍正皇帝，由皇帝亲自决定常三乐的去留。

吏部满以为自己的建议会得到雍正的认可，谁知道雍正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朱笔一挥，直接将常三乐撤职了。

“县”是清朝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县令作为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如果没有干事能力，不能为百姓做主，在雍正看来，这本身就是失职。

雍正认为，对待常三乐这种“庸才”，与其等到他在县令任上出了问题，酿成祸患之后再处理追责，不如现在就撤了他的职。

看到皇帝这样批示，吏部也不再坚持，立即让常三乐卷铺盖回家了。

雍正用人，重廉洁更重能力

常三乐能得到这个结果，应该感谢李维钧，要不是李维钧提出将他调职，等常三乐真的在任上出了问题，按照雍正的用人标准，他很难得到“善终”。

雍正裁撤庸才，可不止只针对官阶低的县令，云南有一位正二品的总兵叫仇元正，他也是为官清廉，人又本分，但做起事情来也是拖拖拉拉。

雍正发现仇元正的工作长期没有起色之后，也勒令仇元正辞官回家休养。

对待没有在任期内出事的官员，雍正还能让他们平安回家，但是对待在任期内出了问题的官员，雍正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百姓苦不堪言，新上任县令王锡玠却胆小怕事，上任一年的时间，县衙接到的20多件命案一件也没有审完，应该抓捕的犯人也一个都没有到案。

虽然王锡玠也没有贪赃枉法，官也做得规规矩矩，但是雍正听说曹县的事情之后却勃然大怒，不仅撤了王锡玠的官，还将他监禁5年以示惩戒。

由此可见雍正对于官员的能力有多重视。雍正认为，官员保持清廉是最基本的品德，不能因为官员的廉洁，就忽视他们能力的不足。

因为这个用人原则，雍正在位期间的第三次官员考察中，他又罢免了34名能力不足的官员，还有13名官员因为“软懦”被罢职。

除了罢免这些没有能力的官员，雍正用人也不拘一格，他并不看重官员的出身，只要有才能，他就因才适用，只要官员能尽心办事，有些小缺点，他也能包容。

我们熟悉的名臣李卫，实际上并不是乞丐出身，反而家庭富有，在康熙朝的时候，用钱捐了一个五品员外郎的虚职。

他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是却因为才能突出，得到了雍正的赏识。

雍正继位后，李卫一路升迁，从一个五品的员外郎，只用了5年时间，就被提拔为正一品的封疆大吏。

也有官员鄙视李卫不是科举出身，却能在短时内接连升官，就向雍正打小报告，雍正却认为李卫本性不坏，经常为他辩解。

还有另一位出身山野的名臣田文静，他一没有官家的背景，同样也不是科举出身，但是雍正发现他不但忠心为国，而且做事雷厉风行，也将他委以重任。

事实证明，雍正认人很准确。

雍正即位之初，田文静在赴京公干的路上，发现山西巡抚诺敏隐瞒当地的灾情，他调查之后，回京就将这事上报给了雍正。

诺敏可是被雍正亲封的“天下第一巡抚”，田文静此举，无疑是打了雍正的脸，但是雍正不但不怪罪田文静，反而任命田文静为钦差，让他去山西负责赈灾。

田文静接了雍正的圣旨赶赴山西后，不但安抚好了灾民，还查清了诺敏亏空朝廷库银，弄虚作假的事情。

雍正处置了诺敏之后，对田文静大加赞赏，先是提拔他做了开封府尹，不到三个月又再次破格提拔，任命田文静为河南巡抚。

雍正用人，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忠、公、能，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

雍正为何认人如此之准？这并不是他天赋异禀，而是因为他勤于政事，由此熟于人心。

“劳模皇帝”

从常三乐的事情上就能看出，雍正对用人一向十分重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知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都是旁枝末节。

为了选用优秀的人才，雍正不仅对于重要职位的官员人选亲自过问之外，对于地方官员的升降，他也亲力亲为。

他在位的十三年里，雍正将接见地方官员作为日常的一部分，据统计，他在位期间，一共接见文武官员7200余人，

见完之后，他还要给官员写下评语，决定这些人的去留问题，这对于雍正来说，无疑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而且为了巩固皇权，雍正不但规定外官除了呈递例行的问安折子之外，还要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地方上的情况。

根据雍正的要求，地方官只要是二品以上，都可以向他上奏，这样就直接导致了雍正需要批阅的奏折大量增多。

现存的雍正批阅过的满汉两种文字的奏折，加起来一共有4.2万件，累计字数1000万字。

这些字，把《资治通鉴》全文抄3遍都远远比不了，可见雍正的勤勉。

而且雍正也不是简单地看一下奏折内容，就写下自己的意见，很多时候他都要仔细查问奏章里的内容。

这无疑加强了他的工作量。然而这只是雍正一部分的工作量。

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在紫禁城隆宗门内设置了“军机处”，他亲自挑选可信的大臣进入军机处，军机大臣直接听命与皇帝，随时按照皇帝的意思下发圣旨。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权力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君主集权也到了极点，而集天下大权于一身的雍正，也比之前的皇帝忙碌得多。

这样一来，就使得雍正需要处理的事情大大增多，他在位13年，除了自己的生日，其他时间从不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基本上不超过4个小时。

清末民初的历史学家孟森曾高度赞扬雍正的勤勉，说从古至今有“勤政”之称的皇帝，没有一个能够比得过他。

也有学者说道，康熙为政宽松，乾隆又比较疏阔，要不是有雍正整饬朝纲，恐怕清朝的统治早已衰亡。

这话是比较有道理的。

励精图治，父子共创“康乾盛世”

清朝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起于康熙朝，在乾隆朝达到顶点，但是乾隆朝的繁荣，除了从康熙时期就打下的基础之外，少不了雍正的励精图治。

康熙帝虽然也是清朝的一位明君，但是因为他治下宽容，所以康熙朝到了末期的时候，朝廷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留给雍正的问题太多了。

雍正做皇子的时候，将朝中的乱象看在眼里，所以他刚一登基，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登基的当月就发下诏令，让各级官员写给他的奏章，一律采用密封上奏的形式，凡是官员有合理建议的，他也一律采用并予以嘉奖。

山西巡抚诺敏之所以被雍正看重，就是因为他向雍正提出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意见，被雍正认为是良策采纳。

之前地方官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往往以“损耗”为理由，在朝廷定的数额上多加一些，这也是地方官贪污的来源之一。

“火耗归公”就是将这一项收入并入中央财政，既能为朝廷增加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的腐败。

“养廉银”则是视地方的财政情况，给官员再额外发一笔“俸禄”，数量是原俸禄的10到100倍，这样既能防止官员为了钱财贪污，也能促进他们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为了改变康熙朝后期国库空虚的局面，雍正还规定，地方政府如果有亏空，当地官员必须在三年之内还清欠款，否则将从重治罪。

雍正朝还有一项新的举措，就是李维钧提议的“摊丁入亩”，简单说就是废除人丁税，只征收田地的赋税。

这是中国封建王朝赋税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是因为雍正上台的这一系列举措，才一改康熙朝后期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的局面，为后来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因为对待犯错官员毫不姑息，雍正也落下了一个“刻薄”的名声，只是他虽然“刻薄”但并不“寡恩”。

当年朱棣为了惩罚支持建文帝的那些人，将他们的后代编入“乐户”成为贱籍，雍正继位之后立即将他们改为民籍。

除了“乐户”之外，一直遭受压迫、为官府采珍珠的贱籍“蜑户”（音“但”），也被雍正下令给予了平民的身份。

清朝在雍正的治理下，逐渐革除弊病，走向强盛。如果没有雍正的勤勉执政，清朝确实堪忧。

其实早在明朝中叶，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满清一代，封建统治也逐渐没落。

雍正上台之后的勤政和施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为了延续满清的统治，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了集权的一些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乾隆之后，满清的统治还是在历史的推动和发展中，无可奈何地走了下坡路。

结语：

其实雍正之所以在后世评价不高，除了因为他施行的“摊丁入亩”，动了权贵的“蛋糕”之外，还跟他撰写的《大义觉迷录》有关。

雍正本来自信满满，想用这本书教化世人，纠正大家对他的一些谣传，写成之后让州府在各地发行。

但是这一解释反倒越描越黑，反倒让大家对于书中所辟的那些谣言浮想联翩，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他也不敢向雍正点破，所以乾隆一上台，立即将此书列为禁书。

虽然雍正在民间风评不好，但是他继位之后只用了7年的时间，国库存银就从3200多万两，增长到6000多万两，正是因为他的励精图治，才给了乾隆挥霍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