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个资深“吃货”，幼年溥仪竟吃不饱饭：故宫餐桌趣闻知多少

鲁迅先生在杂文《“人话”》中，讲到浙西地方的一则笑话，说的是正值暑热时节，一位农妇在农田里汗流浃背地劳作，又累又饿时，她忽然感叹道：“不知宫里的皇后娘娘过着怎样的快活日子，大概是优哉游哉地躺在床上睡午觉，醒来的时候，就可以大喊一声："太监，拿个柿饼来！"”

能够随心所欲地睡午觉，让太监随时拿柿饼过来吃，是农妇对于宫廷生活的全部想象。虽说这只是则笑谈，不过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皇家生活的好奇心却始终如一。

于是，关于那个红墙黄瓦内的神秘世界里，皇帝、后妃们吃什么、穿什么、日常起居有哪些讲究，被一一编排进民间故事、戏文小说里，为单调乏味的寻常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想象空间。

到了现代社会，各种打着“宫廷筵席”“御膳”旗号的餐馆层出不穷，某种程度上正是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可惜的是，其中不少都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乍听名号响当当，做出来的餐点差强人意，之前被网友热议的“某家菜”就是其中一例。究其根源，部分在于对宫廷菜系缺乏系统的认知，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做支撑，失去了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也就难怪菜品“赶客”了。

最近读到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故宫宴》，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长期专注于清代宫廷饮食研究的苑洪琪，与烹饪大师、有“中国厨王”之称的顾玉亮合作编著，插画作者苏徵楼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每个月份都以一只或形态可掬、或优雅娴静的“故宫美猫”开篇。

与其他介绍宫廷宴饮的书籍不同，《故宫宴》以月份为主轴，结合“荐新”这一重要的祭飨活动，呈现不同季节的清宫饮食特色，并复原出80道美味的皇家菜品。随手翻开这本《故宫宴》，琳琅满目、做工精细的食物看得人食指大动，而那些隐藏在饮食背后的礼仪制度、趣事逸闻，既满足了人们对宫廷生活的好奇心，更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享受了一场绝佳的思想盛宴。

纵观整部清朝历史，从建立王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开创盛世格局的康熙、乾隆，再到帝国尾声的道光、溥仪，一代代帝王的餐桌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食材，不同时令的节气风俗，构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故宫史。

提到清代宫廷美食，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满汉全席”：108道菜品，涵盖各式南北食材，山珍海味、冷肴热菜兼备，简直是“吃货”们梦想中的饕餮大餐。

不过，《故宫宴》中却指出，清代宫廷中并无所谓的“满汉全席”之说，它更多是清朝覆亡后，一些原先服务于内务府的膳房厨役为了谋生，所想出来的揽客噱头。

“满汉全席”的原型实为“满汉席”，它没有统一的菜单，菜式的规格、数量等均无定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时期进行个性化调整。关于“满汉席”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南巡时期。

当时扬州官员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皇帝、官员一行，特意准备了一百一十多种的菜品，其中既有满族风味的餐点，也有江南特色美食，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录了这一盛况，并称其为“满汉席也”。后来，“满汉席”的做法流传到宫廷之中，成为大型豪华宴席的代称。

满汉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与清代帝王的统治理念息息相关。

在入关之初，宫廷饮食严格奉行“满食为尊”的原则，无论是菜品还是礼仪，都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食物多以牛羊肉为主，十分粗犷豪放。

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在款待打了胜仗的八旗官兵，或者适逢元旦、万寿、冬至等重大节庆，在宫内飨宴王公贵族时，通常会要求赴宴者自带酒肉，倘若不便携带，也可以折成银两，由光禄寺、礼部等机构代为采买。

这种听起来十分“奇葩”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康熙时期。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稳固，满、汉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加深，清朝在制度、文化、礼仪等方面大量吸收借鉴汉族传统，官员队伍中的汉族面孔越来越多。

为了拉拢人心，清朝在宫廷食制上做出了改革，强调“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满汉官员同时出席宫廷宴会时，无不再以民族身份作为区分，而是统一按官职高低安排座次，汉族风味的菜肴成为宫廷餐桌上的新宠，“满汉席”正是这一民族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

初创时期的大清帝国，由于资金不太宽裕，宫廷饮食以粗朴、简单为主要特点，到了康乾盛世时期，帝王后妃们餐桌上的花样越来越多，数量、质量都有了极大提升，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更是懂吃、会吃的老饕。

我们先来看一份乾隆皇帝的早膳菜单：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鹿筋拆鸭子热锅、羊西尔占、苹果软烩、蒸肥鸡烧狍肉、醋烹豆芽菜、肉丝炒韭菜、象棋眼小馍首……

一大清早，又是鸡鸭、鹿筋，又是羊肉、狍子肉的，出产自关外地区的肉类是早餐的主角，侧面反映出清代不忘先祖的统治理念。为了平衡肉食过多产生的油腻口感，菜单中还特意加入了酸菜、苹果、豆芽、韭菜等蔬果。

其实，在清代宫廷饮食中，诸如鹿肉、人参、燕窝等名贵食材固然颇受追捧，还有很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平民食物逐渐“渗透”进宫廷之中，成为帝王餐桌上的配角。

这一方面得益于清朝广袤的统治疆域，每年各地都要进贡丰富的食材供帝王“尝鲜”，如广西的荔浦芋头、岭南的荔枝、苏州的粽子糖、湖南的洞庭橘、江浙的八珍糕、云南的普洱……

与此同时，帝王后妃们吃腻了山珍海味，偶尔也想换换口味，这就为民间小吃进入御膳提供了契机。

有人爱得深切、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豆汁儿，一度是乾隆、慈禧挚爱的饮品，还专门从民间招募豆汁高手进宫制作。中原人民青黄不接时，用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粒做成的小吃捻转儿、用榆钱和面粉蒸成的榆钱糕，也曾在宫中风靡一时。

另一方面则与乾隆南巡、康熙巡幸盛京等盛事密切相关。乾隆南巡期间，留下了无数与食物有关的传说，每当兴之所至，品尝到了某种美味，便挥毫泼墨为其命名，或写下一首赞颂食物的诗歌，成就一段段佳话。

有个故事中，乾隆微服私访时肚子饿了，就来到一位农妇家中，对方给他做了一道菠菜熬豆腐。吃饱喝足以后，乾隆照例询问所用的食材，机敏的农妇答道:“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于是，菠菜又多了个雅号“鹦鹉菜”。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把寻常的菠菜说成“红嘴绿鹦哥”的主角，又变成了紫薇格格。

这些故事自然是真假参半，但乾隆南巡的确大大推动了饮食的南北交流。当乾隆从江南返京时，不仅带回了大量的食材、菜谱，还有一些江南名厨随行，他们随后进入御膳房，宫廷饮食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在遗留下来的清宫御膳菜谱中，诸如拌芥末菠菜、海米炒菠菜、猪肉菠菜饺子等食物随处可见，苏州名厨张东官烹制的苏造肉在宫廷中大受欢迎。

另一位清代帝王康熙，虽未能像乾隆那样六下江南，但他对美食同样很有研究。

在巡幸盛京、蒙古等地期间，康熙经常派人把各地的美食土产送到京城，供太后、妃嫔们享用，还不忘逐一指导食用方法、点评各地食物优劣。

他在信件中对蒙古的奶制品赞誉有加，称“奶皮子、奶子、酸奶子、奶子酒等吃得甚足”。至于哈密地区所出产的晒干甜瓜，在食用时，须“先用凉水或热水洗净，后用热水泡片，时不拘冷热，皆可食得。其味相鲜瓜，水似桃干蜜水。”

康熙、乾隆爷孙二人的“好吃”故事，是清王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一个小小侧面，到了清晚期，吏治败坏、统治阶层日益腐朽的现实，则为宫廷餐桌蒙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

道光皇帝素有节俭之名，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内务开支，他下令叫停了福建荔枝、陕甘口外梨等食材的进贡事宜，三餐的菜品数量和种类也都大为缩减，早膳从乾隆时期的十几品菜减少到五品，狍肉鹿肉等名贵菜品被取消，换成了鸭子白菜、烩银丝、鸡蛋炒肉、羊肉包子等造价更为低廉的食材，就连夏季每天一个的西瓜也改成了每日半个。

即便如此，宫廷膳食上的开销并未因此得以有效控制。据说有一次，道光皇帝随口问大臣早餐吃了什么，对方回答说吃了几枚鸡蛋，道光大为惊讶：“一枚鸡蛋要10两银子，我都不舍得多吃，爱卿家里太富裕了吧？”

不光是10两银子一枚的鸡蛋，一位大臣在参加皇宫宴会回家后，在日记中吐槽，当晚所端上来的菜品中，不乏以次充好、腐败变质的食物，这些细节足以看出清晚期内务府欺上瞒下、铺张浪费的糟糕状况。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仅他一人，每天的分例菜肉就高达660斤，包括肥鸭3只、肥鸡2只、汤肉5斤等，但他能吃到的分量却寥寥无几，大量的食材不过是为了排场和遵守礼制，实际上“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在他的幼年记忆里，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吃不饱”。

在古代的皇宫贵族之家，人们在抚育幼年子女时，为了防止孩子因为进食太多名贵食材消化不良，常常强调要“三分饿”，但有时过犹不及，反而出现营养不良而饿出胃病、甚至饿死的荒唐境况。

特别是在小孩生病时，更是以吃米粥等清淡食物为主，有时还会故意饿上几天。《红楼梦》里晴雯生病一节，就讲到了贾府的“秘方”：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

这种独特的“养生”理念，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溥仪来说，着实有些痛苦。有一次他饿极了，就把隆裕太后让他喂鱼的干馒头，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还有一回趁太监不注意，整整吃了六个春饼。不过，太后觉得幼年溥仪“吃不饱”是正常的，不仅没有增加食物分量，还对他的三餐管得更加严格了。

成年后的溥仪不再有饮食匮乏的困扰，在老师庄士敦等人的影响下，他的饮食偏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餐”开始走进紫禁城，悄然改变了过去近300年间满汉餐食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距离满清帝国走向覆亡仅有一步之遥。

一本《故宫宴》，带你“食紫禁城人间烟火，品大故宫千滋百味”。

推开紫禁城厚重的红色大门，穿梭于古老的宫苑之间，翻开尘封已久的御膳档案，透过一道道或精致、或粗朴的宫廷美食，窥见一个逝去王朝的历史变迁，更能领略古人无尽的创意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