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王室的早期地缘政治

1594年2月，伊丽莎白·都铎未婚，无子女，六十岁。

事实上，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六分之一地位的都铎王朝统治者，同父异母兄弟爱德华六世在十六岁生日之前去世，而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五十二岁去世，她父亲亨利八世五十五岁，她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丽四十二岁。

谁也不会预料到伊丽莎白会违抗她的家庭基因，再活十年。当然，她的表弟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是伊丽莎白的姑姑亨利八世的妹妹玛格丽特的后裔，他没有预料到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他合法遗产的漫长而紧张的等待。

1594年2月，詹姆斯二十七岁，一位年轻但已经经验丰富的君主，在经历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少数派之后，他打算主张对他的王国的真正控制，他也结了婚。

在1589-1590年，他亲自前往丹麦-挪威，与十五岁的安妮结婚，安妮是腓特烈二世的小女儿。

在一个王朝偶然的世界里，出生、婚姻和死亡是外交的本质，斯图尔特-奥尔登堡联盟不仅对詹姆斯享有盛誉，而且具有合理的宗教和商业意义。

此外，随后男性继承人的出生，以及安全继承的承诺，使詹姆斯决心利用其所有价值的无价外交资产。

皇家洗礼的庆祝活动并不罕见。1566 年 12 月，襁褓中的詹姆斯本人在斯特灵城堡举行了一场壮观的洗礼节，他的母亲为宣布和促进斯图尔特家族在英国王位继承中的地位而制定的洗礼节。

近三十年后，詹姆斯的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英国王位，再次在斯特灵城堡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下，詹姆斯为儿子洗礼所做的安排同样壮观。

此外，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国王不厌其烦地确保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公布了对诉讼的详细描述。

标题为“真正的报告员...洗礼堂，它是由安妮女王的秘书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撰写的，他是一位有成就的文人，也是负责编排庆祝活动的团队的关键成员。

其中包括洗礼前一天精心设计的骑士游戏，其中包括其他“军事和英雄功绩”，其中包括三名苏格兰贵族骑在擂台上变装成亚马逊人的不太可能的景象，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考虑到詹姆斯的典型行为，仪式后举行的豪华宴会。

洗礼从晚上八点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它的亮点无疑是一艘模型船形式的“奇异装置”进入大厅，它的龙骨长十八英尺，桅杆四十英尺高，帆上印有丹麦和苏格兰的手臂，正如福勒所解释的那样，整个显然是为了回忆国王认领新娘的航行。

这艘船上镶嵌着珍珠、珊瑚和贝壳，由海王星、海卫一和六名水手驾驶，配备了弹药，这些弹药被排放以宣布它的到来和离开。

准备的货物是鱼菜：鲱鱼、鳕鱼、鳕鱼、牡蛎、巴克鱼、帽贝、帕坦鱼、龙虾、螃蟹、喷嘴鱼和蛤蜊，“还有其他由苏格制成的无限的东西，最有其自己的形状”。

正如这表明的那样，福勒的其余叙述清楚地表明，安装这些眼镜不遗余力。

另一个使宴会活跃起来的复杂装置是一辆十二英尺长的巨大战车，国王曾希望它能被他的宠物狮子拉进大厅，但为了健康和安全，它被“黑摩尔”拖着。

战车上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精致的美味佳肴”，但更严肃的是，六个女性人物代表谷神星和生育力，生育的象征，以及王子的美德信仰、和谐、自由和毅力。

在所有的欢乐和盛大之中，从庄严的洗礼仪式本身来总结，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观点正在被提出，詹姆斯有男性继承人，不仅苏格兰的继承权是有保障的，而且英格兰的继承权也可能是安全的。

后一点在场面中从未明确说明，但整个事件故意面向英国消费。福勒的《报告论》在伦敦和爱丁堡同时出版并非巧合。

此外，出生和洗礼之间的六个月延迟并没有发生，因为詹姆斯需要在斯特灵建造一座新的皇家教堂，尽管他确实借此机会在建造上花费了大量资金。

相反，这是由于焦虑造成的延迟，以确保伊丽莎白的代表出席洗礼。这原本是坎伯兰的第三代伯爵乔治·克利福德，但健康状况不佳使他无法参加，而年轻的苏塞克斯第五伯爵罗伯特·雷德克利夫最终代替了小王子的教母伊丽莎白。

这一延误惹恼了丹麦、德国和荷兰的大使，经过数周的等待，他们渴望在秋天的天气到来之前回家，但詹姆斯决心让英格兰王室承认和庆祝他的继承人的洗礼。

在洗礼仪式上，由于法国代表没有出现，国王右边的荣誉座位相当戏剧性地空着，但苏塞克斯被委托将王子带入皇家礼拜堂参加仪式，并坐在国王的右手边参加宴会。

洗礼被称为“华丽的主教”，其“高教堂的盛大和华丽”被视为对英国教会的致敬和联合后皇家教会的英国化政策。

这有一些道理，因为皇家礼拜堂的新讲坛“挂满了金布”，阿伯丁主教大卫·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参加了精心编排的仪式，其中还有另外两位思想温和的大臣，国王长期服务的私人牧师约翰·邓肯森（John Duncanson）和利斯（Leith）大臣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

他于1589年主持了詹姆斯和安妮的婚姻，随后被任命为罗斯主教。

然而，尽管詹姆斯一直在努力在苏格兰建立主教制，但不应该过多地强调仪式的“高级教会”性质，毕竟，无论是否是金布，讲坛仍然是诉讼的核心，诉讼程序始于国王的另一位牧师帕特里克·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关于创世记21的布道，以及坎宁安（首先是苏格兰语，然后是拉丁语）解释洗礼圣事的演讲。

然后是诗篇21篇的歌唱，“根据音乐艺术”，这可能意味着训练有素的歌手合唱团（福勒指的是“皇家礼拜堂的教务长和院长”），但似乎很难保证“高教堂”的标签。

福勒没有提到坎宁安演说的内容，但洗礼本身似乎仅限于最低限度的水和三位一体的公式：福勒告诉我们，王子被命名为“因此受洗，奉父，儿子和圣灵的名”。

进出教堂的游行队伍精心安排的盛会令人印象深刻，苏塞克斯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四个苏格兰巢穴高举的天鹅绒天篷下大步走着，由国王的传令官带领，伴随着喇叭声。

然而，总的来说，诉讼程序似乎具有蓄意的包容性，对国王的外国客人和对他的苏格兰臣民一样没有冒犯性。

这些甚至包括，或者看起来，他的长老会臣民。福勒对洗礼的描述从未提到英国的继承，尽管如果不立即想到伊丽莎白的年龄和詹姆斯的前景，就不可能读到它。

然而，至少还有一部作品，也是1594年由国王的印刷商罗伯特·瓦尔德格雷夫（Robert Waldegrave）在爱丁堡出版的，在阐明亨利王子的出生和洗礼的重要性方面要腼腆得多。

这是一首大约九十行的拉丁诗，题为《斯科蒂-不列颠纳塔利亚原理》，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长老会神职人员安德鲁·梅尔维尔。

传统观点认为詹姆斯和梅尔维尔永远争执不下，但在1590年，国王委托梅尔维尔写一首冗长的拉丁诗来庆祝他的新王后的加冕典礼：梅尔维尔尽职尽责，在几天内写下了300行斯蒂芬尼斯基翁。

30纳塔利娅号没有被委托，但当愤怒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抱怨说，这首诗将詹姆斯描绘成“全英国国王”，提出了英国王位继承的禁忌话题时，詹姆斯拒绝指控瓦尔德格雷夫（英国人）颠覆。

相反，他告诉英国驻爱丁堡大使罗伯特·鲍斯（Robert Bowes），“作为他的后裔，他不得不在女王陛下去世后要求获得英格兰的王冠”。

也许有争议的是，他是否分享了梅尔维尔对世界末日未来的全部（或任何）热情，在这个未来中，英国将在旨在摧毁罗马反基督教会的北欧新教联盟中发挥关键作用。

尽管如此，这首诗对斯科托-不列颠未来的反复引用是詹姆斯本人在1603年后使用的英国修辞的预演：

那些现在被特威德人分开的人，在索尔韦湾岸边和切维奥特山，斯科托-不列颠主权的统治现在结合在一起，在法律上和斯科托-不列颠联邦内联合起来，还有斯科托-不列颠国王所生的王子，把他们召唤成一个由斯科托不列颠人组成的单一身体。

目前尚不清楚梅尔维尔使用复合词“Scoto-Britannic”的确切含义，但它很可能是该术语的首次使用，与威尔士古董商汉弗莱·勒维德（Humphrey Llwyd）在157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创造的早期新词“Cambro-Britannus”相呼应。

这种连字符的身份——斯科托人、坎布罗人，甚至盎格鲁-布里塔努斯人——在十七世纪被用来表示对斯图尔特王朝及其复合君主制组成部分的忠诚。

虽然梅尔维尔的斯科托-不列颠即兴演奏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常见或流行的混合体，但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捕捉到了苏格兰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即在联盟原则的背景下保持王国的独特身份。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英国本身的术语不利于这种地位和尊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