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1860》：从庚申到甲午, 晚清“中兴”的挽歌

文|赵月斌

张鸿福沉潜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既有小说家的敏锐和勇气，又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公允。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史实而未囿于史事，而是拆除了历史的壁垒，扩张了小说的界限，让久远的旧人旧事具备了现实的映像，由此我们看到的清朝故事便不尽是苦大仇深的苦难教材，而是混同在尘埃里的光：它从百年的尘埃里来，又穿越了百年的尘埃。

最近，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再添新著——《大清王朝1860》(以下简称《大清王朝》)。这部七十多万字的两卷本长篇，仍是他所擅长的历史题材，只是不再围绕单一主角专作人物传记，而是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返照中的晚清“中兴”。

讲述危局下的被迫“自强”

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在国内叛乱频仍、外敌侵扰不断的危局中，“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是为同治中兴。”在她看来，这个百病缠身的腐朽帝国之所以没有轰然覆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

晚清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也是离我们最远的现代。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曲起调高亢的挽歌，至少那些倾力引吭的歌者唱出了现代的先声。《大清王朝》着眼于这场亘古未有的天下、时局之变，运用疏放通脱的笔墨，绘出了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出了备受鄙夷的清廷改革者如何不由自主地“卷入”万国竞长的世界洪流，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一条富国强兵的自强之路。从小说的两个分卷标题《惊天变》和《挽狂澜》，也能看出作品为这段不长的历史创设了雄浑的格局，而从小说最初拟定的题目《补天憾》，更可想见作者试图重述一个虽败犹荣的悲情神话。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自强”二字源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晚清时期的王韬、丁日昌、郑观应、郭嵩焘等西洋通就经常引用该书观点，借“穷则变，变则通”的祖宗之言破除积弊成痈的“祖宗之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虽只二字之差，却也说明人们不仅转变了对“夷务”的偏见，更认识到“制夷”只是逞一时之快，“自强”方得以扶正固本。

《大清王朝》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洋务派奉行的自强之道，孜孜以求的自强之术。小说借奕、文祥之口说出了“自强才有出路”，他们认清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故能抓住千载难逢之“运会”，短短的二三十年，竟营造出了一种颇有梦幻气质的近代工业文明新气象。一时间，从京师到闽粤，从北洋到南洋，几乎遍插“洋务”的旗帜，许多延及当今的政企架构、民族工业就是那样平地起风雷，让停留在古代的中国大步迈向了现代，虽然还只是迈出了一只脚，但是这一只脚已踹开了变革之门。张鸿福之所以写洋务运动，正是看重了它的开创之功，他未以简单的成败论为其盖棺论定，也未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将其涂抹得黑白分明，既肯定了“洋务”之进步，亦指明了这种“进步”的不足。基于此，《大清王朝》的重心便是书写洋务运动来之不易的工业化成就。

在事件中钩沉历史细节

可是，洋务运动三十年，既有中西交汇，又有新旧更迭，可谓头绪纷繁且枝杈交错，人物众多而鱼龙混杂，面对大清王朝这样一段晦明不清的历史，如何进行不拘于形的历史叙事？

张鸿福似乎轻巧地跳出了“洋务运动”的一团混沌，他不是以讲古的方式去附和历史，而是把历史事件作为叙事主体，用史实推动故事情节，在情节中凸显人物，由此写出了“大清王朝”那一特定阶段的形影与神髓。从小说的结构形式上看，大概采用了一种纲目明晰的伞盖式结构：他拂去了1860年的尘灰，撑开了“大清王朝”最后的华盖。

起首第一章为伞柄，讲述洋务运动的发端：1860年秋，负责“议抚”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化解了“毁城改朝”的危机，并在年底奏请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处理“夷务”，满清政府开始与世界接轨，“洋务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奕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第二章为伞骨，题为《政变》，叙述咸丰帝病死热河，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两宫皇太后不满其“朋比为奸”“跋扈不臣”，联合遭受排挤的奕发动辛酉政变(亦称“祺祥政变”)，两宫开始垂帘听政，改年号“同治”，大清朝进入慈禧太后专政的时代。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节，却是承上启下的要害所在：慈禧与奕的联手，朝廷对洋务派的重用，让洋务运动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就如坚实的伞柄装上了牢靠的伞骨，下一步就是如何裁剪铺陈那华盖的伞面了。

所以，其后分别展示洋务运动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或可看作五彩煌煌的“华盖”：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最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和沈葆祯等人，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他们联手徽商胡雪岩加盟投资，雇外国人做船政监督和工程师，不仅制造舰船，还设立了船政学堂和船政水师。由讲述近代军用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又过渡到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中国电报总局(1880)、汉阳铁厂(1890)等重要新式民用工业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5)的创办历程，这部小说的“华盖”于此完全打开。

《大清王朝》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抗衡，具体刻画了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总推手奕和地方上的执行人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代表人物以及唐廷枢、胡雪岩、朱其昂等民族企业家，倭仁、张盛藻、尹景霖等洋务运动的反对者，还有科林诺、额尔金、格兰特、华尔、白齐文、戈登等外国军政人物和日意格、达士博、巴尔栋、白尔思拔、德克碑、时维礼等一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说几乎写遍了洋务运动所涉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同时又成为小说中被重新创造的人。

洋务“新气象”留下华彩剪影

洋务派取得的“成效”很可能只是“中华之物力”的一个零头，但是，这零头里却包含了很多中华之第一。比如，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分别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工业企业、第一家机器制造企业、第一个轮船运输企业，他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则是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海军，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国内第一家轮船制造企业、盛宣怀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和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是国内第一家电报局和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断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而洋务运动创造的诸多空前的“第一”，显然开始打破大清国死守的产业格局，带来了自强、求富的新气象。

张鸿福曾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张目，对上下求索的先行者给予褒扬。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诚然至今不免差评，但是他们敢开风气之先，不啻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打响了第一炮，挖下了第一桶金，而今，有些跻身世界或国内前列的知名企业、大学，其源头就是洋务运动，还有人发现，有些标识为“汉阳造”的铁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仍在正常使用。不可否认，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身边的器物用具，或许就和当年的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那顶“华盖”的余荫。正如小说结尾出现的那一片微光，《大清王朝》无疑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

肯定进步的洋务派，批判落后的保守势力，发现洋务运动的正面价值，是《大清王朝》的基本色调。这部小说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礼赞自强运动中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阶段性的胜利成果，也看到了为之上下奔走的实业先驱，且体会到了作者所说的局限和不足，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全方位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作品，却又多少感觉它和这段历史本身一样并未终稿。作者带来的全是天朝帝国的天籁之音，好像只要坚持把洋务做大做强，只要把自强运动推向极致，其补天之梦即粲然可观。可是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的国度，以“中学为体”的工业化梦想，又怎么可能不破灭？若只是止于“西学为用”，就算中国“这块活的化石”被势不可当的大机器卷入世界文明之中，结果也只会被撞得粉碎。

读《大清王朝》，一则叹服它确实写出了作者所说的洋务运动之种种成就，一则又遗憾没有看到这种种成就背后的“不成”：它写出了这种种成就的因由，却没写出它们的去路；它写出了洋务先行之所得，却没写出体用两分之所失。从体量上看，《大清王朝》已出版《惊天变》《挽狂澜》两部，假如还有后续，倒是期待它走出历史演义的老套路，写出在前文本中涅槃重生的新历史小说。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