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宗教争议

在贝尔法斯特进行的第一次异端审判是针对J.E.戴维的，其核心是身份问题。

爱尔兰长老会是一个跨大西洋的教派，受到苏格兰和美国长老会的影响和影响，1926年，PCI占人口的33%，是贝尔法斯特最大的教派，略大于爱尔兰教会（30%）和罗马天主教会（23%）。

长老会主义在十七世纪初到达爱尔兰，由参与三国战争的苏格兰士兵带来。尽管爱尔兰长老会发展了一种独特的身份，但它仍然与苏格兰教会保持封闭的联系;直到1815年，其牧师几乎总是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并被要求签署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是柯克的教义标准。

1840年，随着爱尔兰长老会大会的成立，各种分裂得到了修复;使用介词而不是进一步强调了教会作为更广泛机构的一个分支的身份。

虽然PCI的根植于苏格兰，但爱尔兰长老会在美国也发挥了形成作用。十八世纪初，出生于阿尔斯特的弗朗西斯·马克米（Francis Makemie）是“美国长老会之父”，他邀请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牧师照顾越来越多的阿尔斯特移民，其中许多人为了避免因有利于既定的爱尔兰圣公会的法律而处于不利地位，爱尔兰教会的信徒可能占爱尔兰人口的八分之一，但主导着其政治和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随着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及其神学院的建立，这种跨大西洋关系进一步加深。普林斯顿由阿尔斯特苏格兰人（或“苏格兰-爱尔兰人”）人物主导，是美国早期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

神学院，特别是在阿尔斯特苏格兰查尔斯霍奇的领导下，是“普林斯顿神学”的发源地：虔诚，对圣经默示的信仰，对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承诺以及基于常识哲学的认识论的独特融合。

普林斯顿神学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力;对于爱尔兰长老会来说，普林斯顿是“世界长老会的总部”，这一立场在1868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当时苏格兰人詹姆斯·麦考什（James McCosh）和最著名的常识倡导者之一，从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搬到新泽西学院担任校长。

在整个十九世纪，数百名爱尔兰长老会在普林斯顿接受教育，其中包括PCI贝尔法斯特神学院大会学院的神学教授罗伯特·瓦茨（Robert Watts），他是霍奇的崇拜者，他希望使“贝尔法斯特成为另一个普林斯顿”。

在这方面，他相当成功;尽管在器乐等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但爱尔兰长老会坚持其神学，并且相对没有受到十九世纪震撼苏格兰的分裂和异端审判的影响。当大会主持人约翰·麦克米伦（John Macmillan）受邀参加普林斯顿神学院百年诞辰时，他告诉听众：“如果有一个长老会比其他任何教会都更热爱普林斯顿神学，那就是爱尔兰长老会。

那一年，1912年，对爱尔兰长老会来说开始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即将出台的《地方自治法案》承诺在都柏林建立一个权力下放的立法机构，而爱尔兰工业中心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多数派担心它所谓的“罗马统治”的社会和宗教影响。

大规模的示威和暴力威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消散，在战争结束时，爱尔兰经历了另一一系列冲突，并于 1922 年将该岛分为两个国家。随着北爱尔兰的形成，该岛首次拥有了新教徒占多数的政体。

长老会作为爱尔兰新教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但在阿尔斯特人口中占多数，以前占据着不安的政治地位;1798年试图进行革命的联合爱尔兰人的许多领导人物都是长老会成员。

然而，他们现在坚定地成为北爱尔兰政治机构的一部分，正如在议会学院举行的议会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同时在斯托蒙特建立了立法机构。

这些事件增加了战后席卷欧洲和北美的生存危机感，并在原教旨主义 - 现代主义争论中在神学上爆发。

1915年至1922年间，大会学院几乎整个神学院的更换加剧了PCI改革和应对战后北爱尔兰挑战所固有的困难。在这些新教授中，詹姆斯·欧内斯特·戴维（James Ernest Davey）于1917年被任命为教会历史教授。

戴维的父亲查尔斯是一位备受推崇的福音派人士，他以无可挑剔的资历来到这里，曾在剑桥、爱丁堡和海德堡学习，现在在剑桥国王学院担任团契。

戴维试图通过一系列公开演讲来应对现代主义带来的社会变革，概述他如何相信基督教，尤其是长老会，为人类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情感上和智力上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些讲座非常成功，以书籍和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方法使戴维与其他福音派发生冲突，后者在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戴维特别批评那些利用对地狱的恐惧向听众施加情感压力并说服他们接受皈依的传道者，他追溯到美国复兴主义者德怀特·穆迪（Dwight L. Moody）。

虽然戴维认为这种方法将救赎简化为“火灾保险单”，但福音传教士W. P. Nicholson的支持者认为戴维的演讲是“薄薄的攻击”。

尼科尔森曾接受穆迪中尉的训练，先是在格拉斯哥，然后在洛杉矶圣经学院，院长是《基础》的编辑鲁本·阿彻·托里。1921年，尼科尔森回到阿尔斯特，在阿尔斯特的产业工人阶级中开始了一场成功的运动，向大批纺织和造船厂工人布道。

尼科尔森引进了美国原教旨主义的草根方法论及其一些知识承诺，例如千禧年前主义和对进化论的敌意，然而，尼科尔森方法的情感内容，以及他与工人阶级有效沟通的能力，才是最成功的。

对于尼科尔森的支持者来说，戴维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与那些最需要传教士接触的人脱节，引发了当地媒体的激烈辩论。

尼科尔森竞选团队的一位皈依者威廉·詹姆斯·格里尔（William James Grier）对这位传道人的讲道非常热情，以至于他决定亲自进入事工，然而，格里尔没有在大会学院，而是在普林斯顿寻求培训，那里有“正统的声誉”。

在普林斯顿，格里尔深受J. Gresham Machen的影响，J. Gresham Machen是原教旨主义 - 现代主义争论的主要主角之一，因为它震撼了美国的长老会。

Machen和Grier在1925年返回贝尔法斯特在Assembly"s College度过了必修的一年后保持通信。在一封信中，格里尔谈到了他对圣经批评的恐惧，声称“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严格信奉福音派”“被这个魔鬼的教义蒙蔽了双眼”。

通过接受这种现代主义技术，格里尔认为PCI的教授精英未能代表普通长老会。格里尔认为，在尼科尔森竞选期间皈依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学院的无神论（这是逻辑上必须达到的）”。与此同时，外行人“厌恶讲坛的现代主义”，“长老联盟强烈反对现代主义”。对格里尔来说，这是传统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群众和精英之间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马钦在支持下，将这些斗争与尼科尔森采用的技术联系起来，认为“贵国的现代主义涉及反对在真正的复兴中拯救灵魂”。

格里尔在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精神，他是最近退休的部长，也是尼科尔森的支持者。亨特曾参加过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曾考虑放宽PCI的订阅公式，这是对大会学院校长和学生的呼吁的回应。

因此，他和格里尔一样担心，学院的教授精英正在破坏正统信仰，破坏与更广泛民众沟通的努力。格里尔更喜欢一种秘密的方法，而亨特则不那么谨慎，而是发行了一系列小册子，谴责该学院是“理性主义的温床”。

格里尔寄去过这些小册子副本的马钦发现，“得知爱尔兰对现代主义暴政的反抗标准已经提高，这非常令人鼓舞”。

一个委员会被召集来调查小册子中的说法，即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詹姆斯·海尔（James Haire）教导圣经不是绝对正确的。尽管曾在海尔手下学习的格里尔提供了证据，但这位神学家还是被无罪释放。这场运动没有气馁，继续，并于 1926 年 5 月成立了一个基层支持网络——长老会圣经标准联盟，并设立了一个基金，将学生送到普林斯顿，希望他们在那里接受不受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神学教育。

亨特没有因为没有受到海尔的谴责而气馁，他寻求另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并于 1926 年 12 月 7 日在贝尔法斯特长老会对戴维提出指控，罪名是“教导与上帝的话语和教会的标准相悖的教义”。

戴维被指控对各种教义的错误教导，包括替代赎罪、完美、罪、圣经的无误性和三位一体，戴维的公开讲座和学生的笔记被作为证据提交，格里尔接受了一场令人担忧的盘问，他被指控通过从笔记本中删除部分内容来误导法庭。

戴维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哲学方法来辩护，指出即使是普林斯顿神学也偏离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事实上承认“圣经中有许多明显的差异”。

戴维还批评了美国原教旨主义对PCI的影响，声称其真正的遗产在于“苏格兰，我们的教会母亲”，而不是“美国，普林斯顿和代顿”。

戴维被大量无罪释放，亨特立即向十周后召开的大会提出上诉。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几天，贝尔法斯特的媒体宣传了“伟大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J. Gresham Machen访问一系列圣经标准联盟会议，他在会上谴责现代主义，但在批评贝尔法斯特长老会时更加谨慎。

在审判中，戴维敦促长老会避免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在重新争论十九世纪问题时犯的错误，在上诉中，教会的知名成员为他辩护，主张克制，团结，反对“只为言语而战”。42鉴于宗派冲突和分裂仍然记忆犹新，团结的呼声特别强烈。

正如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在谈到19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时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人希望制造其他分裂，认为它刚刚在一场重大危机中幸存下来”。43当戴维再次为自己辩护时，他将讨论转移到他自己信仰的福音派基础上。通过这种方式，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但又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通过将自己的信仰放在令人放心的福音派基础上，他能够将其与许多英国和爱尔兰福音派所钦佩的情感但受人尊敬的十九世纪复兴主义风格联系起来，这种风格避免了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好战性。

由于辩论集中在身份认同和福音派合一的问题上，关于圣经批评的辩论被搁置，戴维再次以707票对82票被无罪释放。《北方辉格党》报道说，“这一声明完全证明了戴维教授的合理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亨特和格里尔在圣经标准联盟和马钦等知名人士的支持下，对这种支持没有反映在PCI中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亨特因在上诉审理前公开讨论审判而受到大会的谴责，并于7月提出辞职;格里尔在八月紧随其后，两人最终成立了新的爱尔兰福音派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