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恐俄近1000年？原来欧洲视俄为“叛徒”及“门槛上的野蛮人”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恐俄症”就甚嚣尘上。

据此，拉夫罗夫说，西方炮制的“恐俄症”实则有近1000年。

且近年来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进化”与“蜕变”。

对此，有学者认为，“恐俄症”在西方的长期存在，实则是因为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那么，近1000年来，西方为何会提出这个概念？其目的是什么？

一、缘起，从“负面情绪”到“恐俄症”

其实，“恐俄症”一词，经考证实则是源于西欧人对俄罗斯最初印象的“负面情绪”。

最早体现出对俄罗斯的“恐惧”，是因为欧洲宗教的“开疆拓土”。

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词汇，实则诞生于1867年。

当时，此概念由俄国著名诗人费·伊·丘特切夫首次提出。

最初，费·伊·丘特切夫其实指的是一部分俄国人的反俄心理。

而后，便广泛地成为欧洲对俄的敌对情绪。

比如，以美国《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针对这个问题，就曾公开在记者会上向提问普京。

《华尔街日报》记者几乎毫不给面子地质问普京：

“在西方，许多政客、专家甚至普通民众都认为俄罗斯是一种威胁，甚至说您想统治世界。这是真的吗?”

普京是如何回答的呢？

普京不苟言笑地回答道：

“这是西方为解决阵营内部及国家内政问题而强加给舆论的一种刻板印象。……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至今还流行恐俄症，这非常令人遗憾。

”

普京的回答有6个要素：

一是阵营，二是内政，三是强加，四是刻板，五是知名东欧地区，最后是“深表遗憾”。

普京的回答，一语破了西方“恐俄症”的本质——是西方为解决内部政治问题而强加给俄罗斯的阵营对抗的工具。

那么，果真是这样吗？

据史料现实，

除了宗教较早地出现这样的话语外，成为“

政治术语

”或“

欧洲的恐俄情绪

”，实则是直到

16世纪才明显存在

。

当时，立陶宛和波兰王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以及天主教耶稣会会员等，都曾积极地进行“恐俄症”的反俄宣传。

比如，波兰国王，也就是立陶宛的大公西吉斯蒙德一世，就曾在多位西方君主面前大肆宣传:“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人让我们非常恐惧，他们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蛮的残暴之徒，他们是属于亚洲的，他们早已与突厥人和鞑靼人商定好要摧毁基督教世界。”

实际上，在16世纪前，东欧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里，实则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甚至是几乎可以忽略。

16世纪后，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崛起，俄罗斯“才逐渐被欧洲发现”。

当时，很多西欧人“都是怀着好奇之心和恐惧之情”，去了解、认识和接触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所以，在到过俄罗斯国家的“外国人”，他们的笔记里常常会“留下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负面笔记”。

于是，这样的“负面情绪”零零散散几百年。

二、分歧，来自“欧洲的西方与东方”

具体到“恐俄症”的诞生，这事还得从“基督教世界”说起。

其实，在中世纪以前，“欧洲”这一概念基本不存在。

据学者考证，自11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大分裂之后，“欧洲”这一概念才逐渐步入历史视野。

那时，欧洲被无形地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西欧，它被等同于

“西方”

；

二是信仰希腊正教的东欧地区，它被视为

欧洲的“东方”

。

于是，植根于拜占庭文化的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也被划入欧洲的“东方”界碑内。

并且被西方视为“宗教的叛徒”。

因此，“恐俄症”的本质，实则是早期欧洲对东方基督教的仇恨。

据考证，从7世纪起，西方天主教教会和东方希腊正教教会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裂的端倪。

1054年，以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乌斯为代表的“宗教事件”成为罗马分裂标志。

那时，教皇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乌斯“分别将对方驱逐出教坛”。

就相当于我国江湖门派将对方“驱逐出门派”。

或者说是学校“开除学籍”。

在那个信仰重于理性的时代，这表明两个基督教会之间彻底树立起各自的精神界碑。

由此，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也被宣布为“异教徒”。

于是“从11世纪起，东正教成为引发对俄国仇恨的主要因素之一”。

1204年，欧洲十字军东征将这样的仇恨推向高潮。

那时，十字军东征主要是反对拜占庭帝国。

这既是欧洲史上著名的“信仰之战”。

这样的仇恨战争，以“残忍屠城和骇人的暴行”深受文明的诟病。

这样的血腥暴行，有宗教学者这样记录：

“最后，骑士和士兵开始发泄拉丁世界对希腊人的传统仇恨。”

“抢劫、谋杀和强奸席卷了整个城市”。

“拜占庭城内近千年以来积累的艺术珍品丧失殆尽。”

“图书馆被彻底烧毁，宝石从教堂的圣物上被敲下，金银被熔化成锭，大理石被打破。”

在这样的“信仰之战”中，当时的斯拉夫民族以“罗斯国”为名，派出了“维京战士”组成的“瓦兰人卫队”，与“十字军”血战。

战争中，“维京战士”作战骁勇，曾令十字军骑士“伤亡巨大”。

最后，这些为了信仰和名誉而战的“维京战士”没有一个人投降。

他们全部都是浴血奋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让那个历史变得更加厚重的是，这次“信仰之战”拜占庭许多东正教僧侣不得不逃往俄罗斯。

这样的基于信仰的对抗其残酷的态势并未就此结束。

反而还变得更加任性。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的30年后，也即1232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再次爆发。

其源头是，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是十字军的疯狂信徒。

在他的号召下，

利沃尼亚的宝剑骑士团与随后的条顿骑士团合并，并与爱沙尼亚的丹麦十字军和瑞典骑士组合成更强大的“宗教军团”，

开启了更血腥的“第二次东征”。

这一战，就是数百年。

其间，波兰作为西欧前哨，与俄罗斯战斗了几个世纪。

这一进程中，瑞典人、丹麦人和条顿人都曾入侵过俄罗斯西北部，甚至打到了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

这一战，罗斯人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率领下浴血奋战，曾屡次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的领土。

那么，西方人是如何理解这些冲突的呢？

在西方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里对这一史实是这样解释的:

“拉丁世界在看到希腊人的财富时会经历钦佩、嫉妒、沮丧和仇恨。这种自卑情结在1204年得到满足，激化了其对拜占庭的侵略性。

”

可见，欧洲对俄的排斥程度。

后来，随着蒙古人统治俄罗斯后，西方对东正教的敌意和对俄罗斯人“亚洲化”的“芥蒂”愈加深切。

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成为“门槛上的野蛮人”。

“一个位于东部和难以理解的民族。”

最后，蒙古统治被打碎后解放的俄罗斯更加强大和独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的俄罗斯恐惧症。

因为，一个巨大的国家突然出现在欧洲的东方。

在欧洲，一种西方东部边界的感觉开始出现，在这个边界之外有一个神秘的异国——俄罗斯。

由此，“恐俄症”开始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

三、做实，法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真正将“恐俄症”“做实”的，法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此时，正处于19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恐俄症”逐渐出现在欧洲国家的对俄政策中。

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出动了64万大军入侵俄国，企图攻占莫斯科，并迫使俄国降服。

但在进入莫斯科之后，尽管拿破仑取得“巨大胜利”，但最后俄国凭借“天时地利和人和”，勇敢地将拿破仑赶走。

最后，拿破仑的大军仅有不到3万人幸存。

随后是英国的“恐俄症”。

当时，在拿破仑与俄国的战争中，英国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它是如何患上“恐俄症”的呢？

其实，从英国殖民帝国名义上就可以看出。

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可谓是欧洲第一强国，就连“第一强国”都被俄国打败，英国广泛的殖民利益和欧洲争霸，“强大的俄国”无疑是其最大的“安全隐患”。

因为，如果一旦真正“战场上见”，英国根本就无力击败俄国。

于是，这种情绪愈演愈烈。

直到1853年克里木战争爆发。

此时，因为阿富汗、巴尔干半岛殖民利益受到俄国的“严重威胁”，此时，英国的“恐俄症”达到巅峰。

对此，苏联外交学家法林曾说:

“‘恐俄症’是19世纪历史的核心问题，那段时间俄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

据学者分析，明确将“恐俄症”作为“政治工具”，始于19世纪中叶。

那时，随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增长，并逐渐能与欧洲匹敌开始。

尤其是彼得一世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的力量被欧洲称之为“欧洲宪兵”。

言外之意很明显。

那就是俄罗斯已深度介入欧洲事务，并成为欧事务的“管理者”。

显然，这样的“深度介入”让欧洲十分不安。

甚至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

比如后来俄罗斯变革的成功，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普世，更让欧洲的“恐俄症”有增无减。

尤其是欧洲盛行的“自我优越感”背景下，更催生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偏见、怀疑，甚至是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

从此，“恐俄症”便上升到西方对俄的“意识形态”高度。

对此，比较有影响的是20世纪70年苏联学者沙法列维奇的著作《恐俄症》。

该书中，曾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沙法列维奇系统地论证西方“恐俄症”，以及“恐俄症”背后的西方畸形形态和狭隘的政治诉求。

四、溯源，那些充满“剑与血”的日子

其实，欧洲此前的数千年都是“撕裂的欧洲”。

只是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撕裂的时代”，欧洲遭遇了太多的“苦难”，甚至是“充满剑与血的历史”。

公元742，查理曼大帝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核心。

他一直坚持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盟，他的统治令地中海北部的“欧洲”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

保卫教皇而成就了神圣罗马帝国。

于是，“欧洲”渐渐成了“基督教”的代名词。

查理曼大帝

甚至于，因为他的存在而使欧洲在在很长时期内在政治、

精神等层面，与彼时同样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相提并论。

只是道路中世纪晚期，随着欧洲各名族的强大，统一的欧洲帝国才失去了其原有的魅力。

此后，便是欧洲列强数百年的“武装割据”。

最后，为了抵制伊斯兰教的扩张，德皇威廉二世再次振臂高呼:

“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如此，欧洲才再次走向团结。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世居东欧的俄罗斯改变了自身的“国家战略”——“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强国”。

威廉二世

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还是此后的俄罗斯各时代领导者，都将此理念作为主要的政治信念和旗帜。

比如使“俄罗斯欧化改革”的创始人彼得大帝，在他的领导下，俄国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坚定而决绝地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户”。

其目的，就是——要与欧洲保持社会、文化及文明上的统一。

由此，这一进程自然引起了欧洲人的“不安”。

当然，不安的背后，是坚定的“抵抗”。

在欧洲看来，欧洲高贵和发达了数千年，岂是你一个“异族”就能够与咱家在“文明上的统一”？

在这一进程中，有学者考证并认为：“五百多年来确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

在这一理念昭示下，各种对俄罗斯的认知由此层出不穷。

比如这个国家到底属不属于欧洲?

如果不属于，那该如何看待它?

如果属于，是在多大程度上属于?

到底是欧洲家族里完全合格的成员之一，还是以“可怜亲戚”的身份寄人篱下?

于是，各种概念和标签全都烙印般贴在俄国身上。

其中，就包括“恐俄症”。

五、小结

综上，历史已注定，西欧与东欧深入土壤的“芥蒂”，在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是很难“愈合”

因为，这“关乎信仰，以及欧洲人自诩的高贵与尊严”。

所以，“恐俄症”的背后，实则是“欧洲信仰”与“俄罗斯价值”的历史碰撞与现实纠缠的结果。

更令人焦虑的是，“欧洲信仰”已经“深入人心”。

尤其是深入“欧洲人的人心”。

其数百年的“纸面文字”和“口口相传”埋藏的巨大的认知力量，其改变并非一时一日，甚至可以预见的是其必然要经历更多的“地久天长”。

而这一进程，不但是西欧与东欧摩擦碰撞的进程，更必须是文明的又一次进步，甚至是文明的进化。

所以，“恐俄症”不但是欧洲与俄罗斯1000年纠葛的“烙印”，更是“俄乌冲突”的缩影。

比如2次十字军东征，以及1853年的克里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发生在中欧这一地区上的近千年的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就是其终结的归因

。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