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郭嵩焘：兄弟 亲家 冤家

左宗棠与郭嵩焘交往纪实

张一湖

左公宗棠与郭公嵩焘都是湖南湘阴人。一个出生在湘阴东乡左家塅，一个出生在县城南部，相距约二三十里路程。左宗棠大郭嵩焘6岁，但二人寿岁都是74岁（虚岁）。左郭二公前半生为密友，后半生为冤家。恩怨情仇，是非对错，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左公太过意气用事，甚至有说左公由于科名出身不好，所以专捡那些科名出身比他好的人——比如曾国藩、郭嵩焘等来欺负，没有人情味，且谓郭公曾于左公遭困时奋力解救左公，是于左公有恩，而左公乃上疏参劾郭公，致其去职，以此言左公“忘恩负义”。事实果然如何，历史自留清白。

（一）早期交往

左宗棠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公元1812年11月），郭嵩焘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公元1818年4月），左宗棠约长郭嵩焘6岁，具体点说，左宗棠比郭嵩焘年长5岁零5个月。

据《郭嵩焘全集·年表》记载，郭嵩焘在18岁前就与左宗棠兄弟——左宗植、左宗棠结交。郭嵩焘18岁，左宗棠应当是24岁，即是说左宗棠在24岁之前就与郭嵩焘认识并结交了。按：左宗棠4岁时，父亲左观澜（又称春航先生）举家迁往长沙居住，在长沙左氏宗祠内设馆教授。从此，左宗棠一直住在长沙。左宗棠15岁时，其母余太夫人病逝，葬于湘阴左家塅（后来左宗棠父春航先生卒后葬于长沙，于是迁余太夫人墓与春航先生合葬）。此时左宗棠应当回过湘阴。但是，那时候郭嵩焘只有10岁，而且左家塅到县城还有一段距离，二人不可能结交。随后，左宗棠继续在长沙读书。18岁时，左宗棠丧父，19岁入城南书院读书，郭嵩焘12岁至13岁在善化（今长沙县）读书，14岁回到湘阴，所以，在此期间，即在左宗棠19岁前、郭嵩焘14岁前，二人不可能结交。一则二人不在一起，二则郭嵩焘还未成年，三则左郭两家也素无交往。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20岁，参加乡试中举，随后去湘潭成婚，次年（1833年）去京城参加会试，不中。参加会试回来后，左宗棠将祖上遗留的田产全部赠送给大嫂和侄子。这年，左宗棠肯定回过湘阴，而此时郭嵩焘已经14岁，已经开始学着他祖父、父亲的样子广交朋友了。据此推断，左郭二公最早相识、结交应在1833年。这样正好与郭嵩焘18岁前与左宗棠兄弟结交的说法相吻合。此后，左宗棠住在湘潭。郭嵩焘于1836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二人于此时或有来往。但是，由于各自都处在成家立业阶段，而且一个在长沙，一个在湘潭，所以并没有经常在一起的迹象，在左郭二公的文书记传里，也查不到二公于这段时间来往的印记。倒是在此期间，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字霞仙，曾接替左宗棠出任骆秉章幕僚，后官至陕西巡抚）三人在长沙烧香叩头，结为异姓兄弟，来往十分密切。

从以上叙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左郭二人大概在1833年认识并结交，但是二人早期交往机会并不不是太多。

后来，郭嵩焘入值南书房，咸丰皇帝问他认不认识左宗棠，郭嵩焘回答说：“自小相识”。郭嵩焘这样说，也是对的。因为左宗棠兄弟成名很早。左宗棠14岁应童子试得了第一名，15岁参加府试得了第二（本应该是第一，知府有意将第一放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二人同科中举，而且左宗植还中了湖南省第一名举人，所以兄弟二人名噪一时，当然成为了湘阴同乡学子们学习的榜样。那时候，郭嵩焘才八、九岁，正在读书，他应当知道并认识左宗棠，但左宗棠则不一定认识他。

（二）十载相知

清道光年间，在湘阴，出了两个一门两兄弟考中举人的事件。一个是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一个是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氏兄弟同时参加本省乡试，结果左宗植中了第一名举人，左宗棠中了第十八名举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郭嵩焘考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郭崑焘考中举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四个人走到了一起，一度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后来，左宗植和郭嵩焘还结为了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于湘阴南乡柳家冲购置田产70亩，开始营建柳庄。次年（1844年），左宗棠将妻小从湘潭迁回湘阴，在柳庄居住。左宗棠此时仍在安化陶澍家中就馆，教书之余则回湘阴柳庄，督工耕作，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左宗棠结束在安化的教书生涯，回到柳庄居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郭嵩焘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结束了连续五次会考的漫漫征程，回到湘阴。此时左郭二公自然是常常在一起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预感天下变乱将起，左宗棠邀请郭嵩焘兄弟（嵩焘、崑焘）同游湘阴东山，考察地理，为“避地”之计，结为“山居之约”。《左宗棠全集·年表》称：“左择中白水洞，郭氏兄弟择中周磜（qì）岭。”咸丰元年（1851年），朝廷开“孝廉方正科”。郭嵩焘率湘阴县乡绅士子共同推举左宗棠。左宗棠不屑一顾，推辞不就。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围攻长沙，湘阴、岳阳一带都成为太平军活动地区。左宗棠自柳庄徙家白水洞，诛茅筑室，为自保计。郭嵩焘兄弟跟随左宗棠至白水洞避祸。此时，二人日日相处。就在这段时间，因胡林翼推荐，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三次派遣使者到白水洞敦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再三婉拒。郭嵩焘约同兄弟郭崑焘并左宗棠二兄左宗植一起，力劝左宗棠出山，进入湖南巡抚幕府。接着，曾国藩逢母丧，郭嵩焘前往吊孝。正遇朝廷命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夺情”办理团练，以抵御和清剿太平军。曾国藩不肯“夺情”。郭嵩焘一看机会难得，就邀上曾国藩的父亲一起相劝，力促曾国藩接受朝命，在湘乡编练“湘军”，并从旁鼎力相助。此后，左宗棠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主持湖南军务、政务，而郭嵩焘则断续在曾国藩幕府，帮助曾国藩筹粮筹饷，参赞军务，曾、左、郭可谓同舟共济，共同为“保桑梓安宁”而紧密合作。咸丰六年（1856年），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咸丰八年（1858年），郭嵩焘离开湖南去京城，到翰林院供职。从1848年到1858年，约10年间，是左郭二公交往最密切的时期。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左郭二公相知相惜，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三）力挺“武侯”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初三日（公元1859年1月5日、6日）两天，咸丰皇帝连续在养心殿召见在南书房当值的郭嵩焘。初二日的召见，咸丰帝主要向他询问了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曾国藩等湘军将领的情况。初三日召见，咸丰皇帝专门向郭嵩焘了解左宗棠的情况。郭嵩焘在《日记》中对这次召见做了详尽的纪录：

上曰：汝可识左宗棠？

（郭）曰：自小相识。

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

曰：有信来往。

上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

曰：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抚臣骆秉章办事认真，与左宗棠性情契合，彼此以不能相离。

上曰：左宗棠才干如何？

曰：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犹端正，所以人皆服他。

上曰：年若干岁？

曰：四十七岁。

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糟蹋。汝须一劝劝他。

曰：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在湖南亦是办军事。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上曰：闻渠尚想会试？

曰：有此语。

上曰：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熟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大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

觐见咸丰帝后，郭嵩焘很是兴奋，将这一次与咸丰帝的问对专门写成一封书信，详细告知左宗棠。郭嵩焘这样做，一是奉圣旨传达天恩，二则也是出于与左宗棠的深厚友谊。亲自见到皇帝这样关心左宗棠，郭嵩焘是高兴的，甚至也是骄傲的、自豪的。他为左宗棠高兴，甚至也为左宗棠的美好前景感到兴奋。郭嵩焘对咸丰帝的最后一句话：“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分明道出了他对于左宗棠出山的强烈愿望。他希望咸丰帝下旨，直接促成左宗棠正式走上仕途。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害怕洪秀全加害，率部离开“天京”，自寻出路。此时，他看准湘军纷纷出省作战，省内必然空虚，于是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广东突入湖南境内，誓言夺取长沙，占领湖南。太平军从湘南攻入，占领宜章、东安等地后，合兵围攻宝庆（今湖南邵阳）。危急关头，左宗棠直接指挥（对各军指令、函件都由左宗棠署名发出），急调湖南、湖北各路湘军驰援宝庆，在宝庆周围接连战胜太平军。结果，太平军大败，分三路突围。左宗棠又指挥各军乘胜追击，给石达开以沉重打击。石达开率部退出湖南，撤往广西。宝庆之役后，太平军知道了左宗棠的厉害，从此不敢再入湖南境内。这时，远在山东的郭嵩焘得知宝庆大捷消息，非常高兴，提笔致信左宗棠，信中说道：

“宝庆之役乃奏奇捷，远人（指郭嵩焘自己——作者注）快慰尤深。前接王定甫书，言楚事甚急，而中丞（指湖南巡抚骆秉章——作者注）入告之文，规画井井有条不紊，必然办贼无疑。知皆出武侯之赞画。吾楚得此一战，或足绝外人的觊觎，贻十数年之安乎？”

郭嵩焘说，他知道，湖南面对强敌，一切规画井井有条不紊，其实都是出自“武侯”的赞画。“武侯”何人？三国诸葛亮也。诸葛亮年轻时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左宗棠年轻时则每以“今亮”自许。郭嵩焘此言，分明表露出他对左宗棠的由衷钦佩。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左宗棠复信郭嵩焘，称呼为：“仁先大弟亲家大人阁下”。咸丰九年正月，郭嵩焘在致左宗棠的信中称呼其为 “季高仁兄大人”，但在随后的信里，对左宗棠的称呼亦即改口，成了“季高老兄亲家大人”。可见，就在咸丰八年年底，郭嵩焘与左宗棠的二兄左宗植结为了儿女亲家，因而与左宗棠成了“朋友加亲戚”的关系。

（四）患难与共

话说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宗稷辰、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的举荐和郭嵩焘的美言而正式走上仕途，也没有因为宝庆大捷的奇功而加官进爵，相反，就在宝庆大捷之后不久，他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这就是“樊燮案”。咸丰九年十二月，官文参劾左宗棠，咸丰帝下令查办。风云骤起，铺天盖地！在这段时间里，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全力以赴营救左宗棠。那么，郭嵩焘呢？

郭嵩焘于咸丰九年正月跟随僧格林沁去了天津、山东。也正是这年十二月，与左宗棠“樊燮案”发生同时，郭嵩焘在烟台办理厘务出了乱子，僧格林沁以“办理厘务不善”参劾郭嵩焘，奏请将郭嵩焘“交部议处”！这就是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烟台案”。咸丰帝将郭嵩焘撤回京城。郭嵩焘回到京城后，四处为自己伸冤，“痛言烟台事务”。但是，由于僧格林沁的赫赫威权，郭嵩焘的申述不但没人听，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咸丰帝降旨，将郭嵩焘“降二级调用”。随后，咸丰帝又让郭嵩焘在南书房当值行走。郭嵩焘自觉无趣，遂于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具折请病假回藉就医。咸丰帝并不挽留，当即谕准。——细细想来，咸丰帝对郭嵩焘态度的转变，恐怕跟左宗棠的案子也有些干系。所以，当“樊燮案”发生时，郭嵩焘刚好也处在仕途的低谷，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自己一身的冤屈都无处申诉，哪里还能为左宗棠伸冤？而且，“樊燮案”发时，咸丰帝多听信官文一面之词，执意要调查以下犯上、冒犯满人权威的汉人师爷左宗棠，借以警示、打压曾国藩、骆秉章、胡林翼等汉人新贵。骆秉章报来“樊燮案”的详细材料和保左宗棠的奏折，咸丰帝连看都不看就全部发给了官文，并以骆秉章袒护左宗棠而对其严词申斥。郭嵩焘与左宗棠系同乡好友，又是姻亲，即便是能够为左宗棠说话，说了又有什么益处？

郭嵩焘于三月底离职，自然还要在京城待上一阵子。此时，无官一身轻的他，倒是可以关注一下左宗棠的案子了，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考量，郭嵩焘应该都觉得自己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帮左宗棠一把。

据《左文襄公年谱》记载：

“先是郭公嵩焘以编修与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同值南书房。方樊燮事急时，郭公语潘公曰：‘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

这就是说，郭嵩焘在自己已经不能在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说话的情况下，找到了此前与自己一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请潘祖荫在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解脱。

另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八·潘祖荫》记载：

潘祖廕，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廕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

闰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郭嵩焘请假一个月后，潘祖荫向咸丰帝上奏，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力保左宗棠。面对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的保奏，咸丰帝不能不有所考虑，或者说不能不有所顾忌。潘祖荫的奏保，特别是“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的警语，更是让咸丰帝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因而幡然醒悟，彻底改变了主意。

在咸丰九年十二月到咸丰十年三月间，左宗棠遭遇了“樊燮案”，郭嵩焘则遭遇了“烟台案”，而且，两个案子是同时发生，同时结束，因此，左郭二公也算是“患难与共”了。

（五）风云际会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郭嵩焘离开京城，一路游玩访友，六月底回到湘阴家中，此后在家中住了两年。

也是在咸丰十年四月，幡然醒悟的咸丰帝传谕曾国藩，就如何使用左宗棠征求曾的意见。此事证明，来势汹汹的“樊燮案”翻篇了！四月二十日，清廷下达谕旨，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这时起，干了七年师爷的左宗棠正式领奉朝命，成为朝廷命官。五月初三日，胡林翼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保荐左宗棠，奏请令左宗棠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郭嵩焘在告假回家途径湖北时看到了胡林翼的这封奏折，称赞胡林翼“诚恳忠直，伟哉大臣之言也。”）五月八日，左宗棠开始在长沙招募、编练“楚军”。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左宗棠被补授浙江巡抚（官居二品）。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举荐，朝廷重新启用郭嵩焘为江苏苏松粮道（官居四品）。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奏请郭嵩焘兼督松浙盐务。于是朝廷顺水推舟，于同年三月，授郭嵩焘两淮盐运使。所以，郭嵩焘出任两淮盐运使，主要是左宗棠的功劳。郭嵩焘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很好地处理了江苏和浙江两省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受到左宗棠的称赞。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回复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

“吴越本一家，未可存畦町之见。就饷事而论，沪最饶而越最苦，天下所知。越人仕于吴、家于吴者每以残越遗利为贽于吴，此亡国之余风、贾人之陋见也。尊意于万难之中，为之酌济，以求其平，其用心之公、所见之大且远，非寻常所能窥测，感之佩之。”

可见郭嵩焘很在意平衡自己和左宗棠、李鸿章的关系，尽量使两位朋友都满意。

由于有李鸿章、左宗棠的保举，且有曾国藩作为名誉后台（郭与曾为拜把兄弟），而且，随着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太平军的依次肃清，未来战事指向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局势已然明了。此时，朝廷似乎认为，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正好可以得到左宗棠、李鸿章的支持，三者通力合作，或者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于是，将郭嵩焘升为三品顶戴，命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二年九月，郭嵩焘到广东上任。但是，他到广东上任不久，就与两广总督毛鸿宾不和，矛盾重重。一年后，同治三年十一月，又是因为办理厘税不善，朝廷对毛鸿宾、郭嵩焘严厉申斥，给了郭嵩焘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而毛鸿宾则在稍后因任湖南巡抚时的一桩旧案被“降一级使用”而去职。广州将军瑞麟任两广总督。随后，风云际会，左宗棠和郭嵩焘又走到了一起。

（六）嫌隙初生

太平天国经过“杀杨”、“诛韦”、“走石”之后，元气大伤。洪秀全集团的迅速腐败（其腐败程度远超清朝廷），早已导致民心大失。同治三年（1864年），洪秀全病死，“天京”失陷，长江以南太平军只剩下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两部势力较强。当时，在江浙苏皖地区，集结了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的大军，李世贤、汪海洋在此无法安身，于是移师福建，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坚持斗争。同治三年底，李世贤、汪海洋两部及丁太洋、林正扬等部约20余万人全部进入福建，占据漳州、龙岩、永定、南靖、汀州等地（这些地方后来成为了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根据地）。这时候，福建境内能够投入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客军只有约3万人，包括：

“规漳州则高连陞四千六百余人，黄少春马步二千余人；规龙岩则康国器一军三千人，刘明珍所部一千五百人；汀、连一带专剿汪逆者，刘典一军马步八千余人，王德榜一军四千人，王开琳老湘营一军三千余人及臣宗棠亲兵各营三千人而已。”（《左宗棠全集·奏折·连城漳州剿贼获胜情形折》）

朝廷从李鸿章手下调了郭松林、刘鼎勋两支部队共8000人到福建，归左宗棠节制。手下只有4万来人的左宗棠，面对蜂拥而至的20余万太平军，毫无惧色。在他的运筹和指挥下，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闽军奋勇作战，屡战屡胜，太半乌合、指挥权不统一的太平军则迅速落败，损兵过半。李世贤全军覆灭，几乎只身脱逃，汪海洋则退至闽粤边境。

同治三年五月，左宗棠指挥部下收复诏安、平和等县城，歼灭太平军数万人。是役粤军亦遵命派出方耀（粤军将领）一军参加“会剿”。但是粤军在打仗中并没有出什么力，相反，因为与闽军争抢洋财而杀死了数十名闽军。事后，瑞麟、郭嵩焘向朝廷奏报战功，说粤军收复了平和县城，随即又收复了诏安县城，并且说：

“逆贼有二十余万之多，方耀血战数十里，诛贼万余人。”（《郭嵩焘日记》）

而左宗棠的奏报则仅仅说了粤军会同收复平和，而没有提及粤军收复诏安的事情。朝廷因此怀疑瑞麟、郭嵩焘虚报战功，将瑞麟、郭嵩焘申报的奖叙全部扣下，命左宗棠查实上奏后再行定夺。此举无疑是在瑞麟、郭嵩焘脸上打了一巴掌。关于这件事情，确系广东方面虚报战功，而且郭嵩焘是知情的。郭嵩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得清楚：

“澄老（瑞麟）一见各营禀报，动称江、闽各军全不一与贼交战，惟粤军力战耳。吾谓闽军不与贼战，何为舍漳州而急去之？……其攻克平和县城，直不一叙及闽军，吾为增入会合闽军四字。凡语言之过涉铺张者，吾皆为删节之。使竟依原稿，不知当更如何铺张也。”（《郭嵩焘日记》）

瑞麟在上报战功时，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粤军的头上，而且说闽军、江军都不曾与贼交战。郭嵩焘既不相信，也看不下去，想把奏折改动一下，但是瑞麟不予采纳。——不过，郭嵩焘认为瑞麟这样做，并没有错，只是不会技巧，因为，他认为虚报战功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猜测左宗棠的闽军一定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闽粤双方奏报引起朝廷怀疑，而且朝廷明显相信左宗棠，所以只令左宗棠查实。为此，郭嵩焘致信左宗棠，向左宗棠陈述粤军收复诏安并会同收复平和县城的功劳。左宗棠给郭嵩焘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诏安本来是一座空城，官军开到的时候，那里的贼军早就逃跑了，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事，所以也没有功劳可言。而平和县城则是闽军高连陞、黄少春等部大战收复。收复县城后，闽军继续追剿逃敌，当探知后路又有太平军到来时，又折返迎击。在收队中，黄少春部与争抢洋财的粤军发生冲突，导致黄部死了数十人。在这封信里，左宗棠并没有直接指责和怪罪郭嵩焘。但是，他对郭嵩焘说了这样一段话：

“至各将领报仗禀牍，大抵不外‘诿罪居功、讳败言胜’八字。具草时断宜留心，一则战事必应质实，一则妄听最足长欺也。……大埔之役，康道（左宗棠部将康国器）禀方耀之军精锐损折颇多，军气因之不振，所报杀贼近万，然乎？”

在这段话里，左宗棠告诫郭嵩焘向朝廷奏报战功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被属下蒙骗。同时，还特地点出了方耀一军虚报“杀敌近万”一事。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复信，充满着对瑞麟和郭嵩焘的不满。同样可以想见，郭嵩焘读到这样回信，心中必定也是老大不快的，尤其是“诿罪居功，讳败言胜”八个字，虽然明说各将领，而其所指则在瑞麟和郭嵩焘的身上，郭嵩焘岂能不知？左郭二人由此心生嫌隙，同乡好友加亲家的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

（七）亲家冤家

当太平军还在福建腹地的时候，左宗棠就预见到太平军未来一定会向江西、广东两省退却，因此上奏朝廷，建议调江西的娄庆云一军进至赣粤边界，以防堵太平军。左宗棠同时建议，娄庆云一军的粮饷由赣粤两省共同负担。朝廷征求瑞麟、郭嵩焘的意见，瑞麟、郭嵩焘认为广东有三员大将（应指李福泰、方耀、卓兴三人），有能力守卫边界、阻止太平军入粤，因而一口回绝了。等到太平军果真进入广东的时候，广东边界的防务则如同虚设，太平军畅通无阻地进占了镇平（今广东梅州市蕉岭县）。这时候，瑞麟、郭嵩焘慌神了，连忙上奏朝廷，请求朝廷派左帅越境进剿，节制三省军队。朝廷也知道，这场战争只有左宗棠才能够了结，所以谕令左宗棠率部越境进剿，统一指挥三省军队作战。左宗棠一则判断汪海洋真正的目的地是江西，不是广东，二则对广东的粤军不信任，甚至厌恶，所以上疏拜辞节制三省军队，也没有立刻赶赴广东，只是派遣康国器、高连陞等劲旅相继进入广东“剿贼”。果然如左宗棠所料，在高连陞、康国器等军的打击下，汪海洋突然从广东镇平出发，攻入江西。这时候，朝廷又命令左宗棠立刻赶赴江西。左宗棠同样没有动，而是调派兵力（当时在江西的基本上都是湘军，新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是湘军战将，原本跟随左宗棠作战），在江西堵住了太平军。太平军在江西立足不住，只好又退回广东——此时，福建、江西都已成铁壁铜墙，唯有广东可以任太平军来去自由。

太平军攻入江西，广东部队不跟进作战；太平军从江西复返广东，广东部队不但不设防，反而怪罪福建、江西“驱贼入粤”，并上奏朝廷，告江西、福建的状。朝廷明辨是非，对瑞麟、郭嵩焘大加申斥，严厉指出：

“该逆（指汪海洋）自镇平克复后，从西南北窜长宁，闽军穷追数昼夜，而粤东曾未闻有一骑一卒蹑贼追剿，殊属玩延。此次该逆被击势穷，复由江西窜入粤境，瑞麟、郭嵩焘既无会剿之师严扼边境，岂得复以驱贼入粤为辞，诿过邻封？”

最后，朝廷以“通牒”式的语气严令瑞麟、郭嵩焘：

“倘不实力堵截，致该逆深入腹地，复形蔓延，瑞麟等自问当得何罪！”（《郭嵩焘日记》）

尽管朝廷屡次严厉申斥，但是，粤军在战场上始终是萎靡不振。而且瑞麟、郭嵩焘等人的言行，也让左宗棠十分不满，甚至恼怒、厌恶。这些，在左宗棠给有关人员的书信中处处流露出来：

“粤军屡挫，而亦屡报胜仗。”（《左宗棠全集·书信·与杨石泉》）

“汪逆窜粤后，粤军连次失利，近则缩守嘉应州城，不复出战。李方伯于兵事毫无见解，诸将领皆虚骄贪诈之徒。”（《左宗棠全集·书信·答蒋芗泉》）

“粤东诸将骄怯殊甚，主兵者又无素定之谋，专以报胜仗为事，长骄诲欺旁观，久已心腐。”（《左宗棠全集·书信·答刘岘庄》）

同治四年九月，还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件：闽军高连陞、康熊飞（康国器之子）两部与汪海洋部战于兴宁。高、康先获小胜，穷追不舍。汪海洋在当地“土匪”“三点会”的协助下，在半路埋伏，诱清军深入山中，然后两面夹击，杀死清将邹朝瑞等，夺取清军高连陞部军火辎重，杀清军多人。知府康熊飞等随后接应，又中了汪海洋的埋伏，太平军8千人突起进攻，并从后路抄杀，清军惨败，清将关镇邦、康达本被杀。康熊飞幸得策马快走，突围免死。这次战役是闽军入粤后一次严重的失败。而在此过程中，闽军猛追太平军六昼夜，但是却没有粤军一人一骑参与、配合，因而导致人生地不熟的闽军被当地“土匪”和太平军所陷。左宗棠十分恼怒，将此役上奏朝廷。朝廷照例又将瑞麟、郭嵩焘严厉申斥一通，并责令广东督抚抓捕、严惩当地土匪。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左宗棠和郭嵩焘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公开化。九月，左宗棠给郭嵩焘写了一封回信（可惜这段时间里郭嵩焘写给左宗棠的信都没有留下来，可能是郭嵩焘后来在长沙烧毁广东任上文稿时一把火烧了）。在这封信里，左宗棠毫不遮拦、毫不客气地指责了郭嵩焘。左宗棠说：

“许久不奉音敬，疏阔之咎无可辞。然鄙怀实因粤东兵事谬误太甚，怪阁下不能发谋出虑以匡救之，而于鄙人若素不知其为人者，尤所不解。”

在信中，左宗棠指出了粤军在军事上的谬误和混乱。结尾，左宗棠又指出，郭嵩焘与毛鸿宾、瑞麟等关系不好，郭嵩焘自己应当负很大责任。

太平军北入江西不成，退回广东境内，占领嘉应州城和周边各县地区。这一地区本是太平军的发祥地，从前在各地被打败、打散的太平军士兵回到这里，太平军一来，很多人又重新加入太平军，所以，尽管经过了近一年的苦战，汪海洋的太平军数量不减，反而增加了许多，超过了10万人。朝廷十分焦急，害怕太平军再次做大；郭嵩焘更是十分焦急，因为太平军就在他的“封疆”内，他责任重大，弄不好要丢官、丢头。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左宗棠。朝廷不顾左宗棠的再三请辞，屡次三番谕令左宗棠节制三省军队，郭嵩焘也再四吁请左宗棠入粤指挥。其实，左宗棠也很焦急，他担心太平军进入湖南、广西，失去歼灭的机会。而且，他判断，太平军会留在嘉应过年，在过年前是不会突围而走的。而在嘉应地区聚歼太平军，在他看来是完全有把握的。所以，他决定亲赴广东，指挥作战。郭嵩焘松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又连连给左宗棠“献计”，要左宗棠驻扎潮州，而后马上又改口说不必驻扎潮州，应当驻扎大埔；教左宗棠“薄城即功、见贼即击、贼窜即追”。左宗棠对此嗤之以鼻。他回信郭嵩焘说：

“薄城即攻，多挫精锐；见贼即击，难防挫败；贼窜即追，尾追无益”。

郭嵩焘对左宗棠给自己的“好官好人，微近迂琐”的评语表示不满，但是，左宗棠则明告郭嵩焘：

“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左宗棠全集·书信·答郭筠仙》）

“小处推求打算如弗至”，这句话，可算是点中了郭嵩焘的短处，集中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关于高连陞部的粮饷。高连陞作战有功，左宗棠向朝廷举荐他为粤东提督。郭嵩焘正要催促闽军入粤，对左宗棠一开始只派康国器一军进入粤东深表不满。于是，他借此机会提出：既然高连陞是粤东提督，就应该率部进入粤东参战。左宗棠随即派高连陞率部进入粤东。按照当时的惯例，军队在哪里打仗，就由哪里的官府负责粮饷。高连陞是粤东提督，率军进入广东作战，粮饷理应由广东负担，但是，郭嵩焘不同意负担，说部队是福建的，粮饷应当由福建负担。高连陞军进入广东时，广东垫付了四万两银子，郭嵩焘已经心疼得不得了，一个劲的向左宗棠哭穷诉苦，左宗棠不耐烦与他计较，一口答应高连陞一军的粮饷仍由福建负担。后来，福建的军饷到了后，郭嵩焘居然还要向左宗棠讨还先前垫付的四万两银子！左宗棠对此极为反感，认为郭嵩焘的做法简直可笑！他去信对郭嵩焘说：李鸿章派遣郭松林一军（8000人）到福建参战，李鸿章主动提出承担饷银，但军米、脚夫等一应费用都由福建负担，福建为此每月要支付四万两银子。我并未上奏朝廷，也没有告诉李鸿章。郭松林在闽参战期间，战功没有高连陞、黄少春等部大，但是，我每次上奏朝廷，都一视同仁。郭松林一军离开的时候，我又重重地犒劳，几个月下来，福建为郭松林一军花费达40万两。这些事情，老兄你也听说过吗？

第二件事，将左郭的关系彻底推到冰点。那就是关于鲍超一军的军米问题。鲍超是著名战将，作战勇猛异常（但是军纪特坏），当时率部在江西。遵照朝廷安排，鲍超一军归左宗棠节制，入粤参战。对于左宗棠来讲，除闽军外，这是唯一一支可以依靠的生力军。左宗棠进入广东打仗，根本就没有把粤军计算在内。他公开对郭嵩焘讲：

“瑞将军（瑞麟）能捐嫌共事，则与谋之，否则弟当独断耳。”

当时，左宗棠部署军队，堵住了太平军逃往潮州、惠州以及进入广东腹地的通道，只等鲍超一军到，即可四面合围，如铁桶一般，太平军插翅也难飞了。眼看着就要“毕全功于一役”，但是，一件事卡住了鲍超一军的脖子，那就是军米！就在大约一年前，鲍超一军就因为欠饷而发生哗变，有一部分哗变部队就投入了汪海洋的太平军。此次鲍超一军进入广东，军饷由江西负担，但是军米理应由广东负责供应——别人卖命帮你来打仗，你管人家一顿饭，这是起码的吧？但是，郭嵩焘又来了一个死活不同意。一是不同意出钱，说广东穷；二是不同意设米局（采办军米的专门机构），说广东从来就没有设过米局，不能开此先例。左宗棠眼看四面合围不成，太平军一旦过完年，肯定要突围逃走，此时，真是“须发为白”。他一再晓以兵机厉害，郭嵩焘才不得已答应出一万两银子为鲍超一军置办军米。而一万两银子只能满足鲍超一军的三分之一。左宗棠被郭嵩焘气得吐血，只好从闽军的粮饷内匀出二万两，并亲自委派官员为鲍超一军置办军米。而在此过程中，郭嵩焘则一再催促闽军进逼嘉应，攻击太平军。这使得左宗棠对郭嵩焘彻底心塞。他回信给郭嵩焘说：鲍超不到，闽军三面进逼，那不是逼着太平军突围逃走吗？而鲍超一军之所以不到，是因为军米不够，没有饭吃，怕士兵哗变。没有办法，鲍超一军的军米，福建负担三分之二，广东负担三分之一。我左宗棠这样做，老兄你心安吗？！不要紧，你心安，你就这样做！今后我不会再为此说一个字！字字句句，充满了愤懑，充满鄙夷。

后来，在战事结束后，还发生了一件事，令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原来，当太平军进入广东时，瑞麟、郭嵩焘接连催请广东陆路提督高连陞率部入粤。太平军刚刚被剿灭，瑞麟、郭嵩焘又打起了小算盘。他们上奏朝廷，请高连陞到广东上任，但是，他们要的是高连陞只身一人，高连陞所带的军队则不要，因为需要负担粮饷。郭嵩焘甚至在日记里罔顾事实地说屡战屡胜、屡建功勋的高连陞的军队不过是一班降卒，纪律很差，没什么用！左宗棠认为，粤军本来就无一可用，如果让高连陞只身入粤指挥那些一塌糊涂的粤军，一旦广东有事，肯定会出问题。为此，他上奏朝廷，指出：

“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责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

朝廷览奏，自然又将瑞麟、郭嵩焘严厉申斥一通，下旨留高连陞全军驻扎广东，并严令瑞麟、郭嵩焘筹办粮饷，“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左宗棠全集·奏稿·附录上谕 谕瑞麟等按月筹给高连陞部饷需》）这样，瑞麟、郭嵩焘又自讨了一巴掌。偏偏瑞麟、郭嵩焘还不甘心，还要向朝廷申述自己的理由，结果又被朝廷痛斥了一顿。最后，高连陞一军五千余人全部留在了广东。

（八）怨感敬愧

随着鲍超一军到来，汪海洋知道再不突围就会灭亡，于是率部拼死突围，但是在突围过程中遭到闽军沉重打击。汪海洋战死，太平军随后屡次突围，都遭到严重损失，最后在嘉应全军覆灭。

战事结束后，左宗棠又给郭嵩焘回了一信，信中对郭嵩焘多有挖苦、讽刺，并毫不客气地说：

“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为辅，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何益之有？”

左宗棠指出，粤将无一可用，而且欠饷太多。粤军两员大将，方耀因为欠饷而被兵士拆了家里的房子，卓兴因为贻误军令而吞生鸦片自杀。这都是因为一开始没有选择朴实的将领，在兵员上又一味贪多，而粮饷匮竭时，又以欺骗和赖账对待士兵，所以，导致如此局面。左宗棠表示为郭嵩焘深感担忧。最后，左宗棠写下一段话，算是对于郭嵩焘的一个表白：

“平生好过虑，于密友前言无不尽，屡以此见忤曾侯，兹复以此犯严威，极知狂谬。然鄙怀如此，以不敢有所隐匿。但使阁下稍垂察纳，早为区处，勿使吾言之幸而中，则所愿毕矣。因忠而愤，以亢而直，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写到此处，左宗棠大概非常激动，随手将“以直而亢”写成了“以亢而直”。

左宗棠如是说，那么，郭嵩焘呢？几个月来，对于左宗棠的言行作为，他是怎么看待和评价的呢？在日记里，郭嵩焘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接季帅（指左宗棠）一信五咨，嬉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与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

“接左季高信，诮责之中竟流于悖谬。内见嫉于同事，外见侮于故人，吾亦且无以自解，岂非天之厄我哉！”

“接左季高信，立言愈谬，诟詈讪笑，皆吾辈所不肯施之于子弟者。君子交接不出恶声，所以自处宜如是矣。是夕以一信复之。嗣后于此公处竟不宜时与通问也。”

通俗地说，别人骂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像左宗棠骂郭嵩焘那么严厉。战事结束后，郭嵩焘也对左宗棠这一段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他在给同年好友、时任湖南巡抚的李翰章（李鸿章长兄）的信里说：

“左帅至粤，横绝一世，得其咨函十余，惟闻诟詈之声。其居粤境两月，于各州县无稍苛扰，并犒军银二万亦却之；而以兵米之余，放嘉应州赈一千石、镇平八百五十石，一切磊落出之。其所谓豪杰，吾且怨且感且敬之，而尤愧之。”

且怨，且感，且敬，而尤愧，这就是郭嵩焘对左宗棠的态度。怨是因为左宗棠不留情面，简直像教训三岁孩童一样训斥他；感动和敬佩是因为左宗棠不辞劳苦，不计得失，指挥闽军入粤作战，两个月内就全歼了太平军10余万人，而且给钱不要，关心民众疾苦，拿出兵粮赈灾；惭愧则是显而易见的，以广东军政所为，以他自己所为，与左宗棠所为相对照，理所当然要感到惭愧。

纵观左郭二公这一年多的相处，基本的情形是：郭嵩焘以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想多请左宗棠关照、回护，所以，一味地向左宗棠诉苦哭穷（广东当时确实很穷），甚至不顾大局，延误军机。而左宗棠做事，一向以公自处。用现代话说，就是把公事放在第一位。而且，他在工作的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个位子，那就是公事。其它的事情都没有位子。所以，他根本容不下郭嵩焘的“私情”，对郭嵩焘只是以公事相责。这件事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时，郭嵩焘用“怨、感、敬、愧”四个字来评价自己对于左宗棠所作所为的态度，应当说是比较到位的。可叹的是，他把一个“怨”字放在了首位，而且，很快，后面的“感、敬、愧”三个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一个字：“怨”。这个“怨”字，伴随着郭嵩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九）分道扬镳

同治四年八月，太平军占据镇平，郭嵩焘与两广总督瑞麟矛盾激化，而且他察觉瑞麟在背后告他的状。他想，反正这个巡抚也干不下去了，不如干脆一搏。于是，他上奏朝廷，第一是称病引退；第二是奏报广东军务贻误情形，并奏请驱逐两广总督府幕僚徐灏；第三是奏请令左宗棠督办镇平剿匪。——郭嵩焘此次辞职，与左宗棠关系并不大。朝廷接到郭嵩焘的奏折后，下旨令左宗棠赴粤查办。左宗棠以和郭嵩焘系同里兼姻亲，请旨回避，但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明确指出了瑞麟和郭嵩焘的错误，而矛头则主要还是指向瑞麟的，说郭嵩焘则是：

“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左宗棠全集·奏折·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折》）

左宗棠入粤后，亲眼所见广东兵事、饷事，可用四个字概括：糟糕透顶。据郭嵩焘给朝廷的奏折称，广东有绿营兵（又称制兵，即正规部队）7万人，还有李福泰、方耀、卓兴“三员大将”率领的勇兵（临时招募部队，“湘军”、“楚军”等都属于此类）约2万余人，军队数量远远超过福建。但是，由于治军、筹饷等原因，这些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但不能打仗，反而简直就是祸害。官府欠这些军队的粮饷达一百多万两银子。平时不打仗，也不训练，这些兵勇就赖在军营里混吃混喝，等着发饷。一旦要训练，要打仗，这些兵勇就以欠饷为由起来造反，甚至一哄而散，成为土匪，或者加入太平军。方耀就因为士兵讨饷不到，连自己的房子也被起哄的士兵给拆了。广东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大量民众加入了太平军。太平军被镇压了，这些民众都散归广东各地，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很容易啸聚到一起，重启祸端。所以，左宗棠对广东的形势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在给福建巡抚徐宗干的信里说：

“粤东军事、吏事人才乏绝，又漫无区划，一种萎靡纤吝之概，令人愁愤。庙堂诸公不早为区处，恐祸作无已时，不独发逆为可忧也。”

他还评价郭嵩焘，说郭“才短气急，近于迂琐”。左宗棠希望朝廷对广东的军事、吏事加以“区处”，其实就是指要对瑞麟和郭嵩焘进行“区处”，因为他知道，以瑞麟、郭嵩焘之力，万难扭转广东的局面。可能是受这一“区处”思想的指导，“因公而愤”的左宗棠向朝廷举荐了自己的部下、时任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到广东督办军务兼筹军饷。朝廷当即喻准，下令调蒋益澧赴广东。此举实则是削夺瑞麟和郭嵩焘的权力。郭嵩焘嘴上说自己落得轻松，其实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对太平军的战争以官军大胜、太平军全军覆灭而告终，可谓“毕全功于一役”，朝廷当然高兴，于是大赏有关人员。郭嵩焘也因此从“三品顶戴”升到了“二品顶戴”。但是，朝廷得到左宗棠的奏报，已很清楚，如果继续让瑞麟和郭嵩焘待在广东，不久的将来肯定还会出乱子，所以，决定换人。据郭嵩焘说，他与高连陞交谈，高连陞曾告诉他，左宗棠向朝廷举荐李鸿章和蒋益澧分别代替瑞麟和郭嵩焘。郭嵩焘听到消息，心里自然忿恨。但是，左宗棠此举，第一不是专门针对郭嵩焘，而是针对瑞麟和郭嵩焘二人；第二，确实也是从大局着想，因为广东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有“花旗匪”等形形色色的“土匪”，土客仇杀此起彼伏，还和正在为患中原的捻军（原本是太平军的分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镇压“匪患”，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那么，广东再起祸乱，必定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事实已经证明，瑞麟、郭嵩焘不能担此重任。所以，左宗棠此举，说是“大公无私”，也不为过。——蒋益澧上任广东巡抚后，敢作敢为，广东军政作为为之一变，客观地印证了左宗棠的思想与见识。这是后话。

同治五年四月，朝廷下旨，令郭嵩焘进京，另简候用，而将广东巡抚的位子授予了蒋益澧。郭嵩焘干了两年，仍是“署理”，中间还加了一个“革职留任”，而蒋益澧一来，就是实授。对此，郭嵩焘嘴上说“轻松”，并说“于左帅唯有感激而已”（《郭嵩焘日记》），而暗地里则流了一肚子血。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左宗棠、蒋益澧陷害自己的证据，对左宗棠的怨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郭嵩焘离职后，并没有去京城，而是回到了湖南赋闲。从此，左郭二人分道扬镳，极少互通音信。

（十）念念不忘

同治五年五月初四，郭嵩焘交卸署理广东巡抚。左宗棠和郭嵩焘的这一段交往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左宗棠好像忘记了郭嵩焘这个人，既没有书信来往，也极少提及。而郭嵩焘则从此落下个毛病，即每当自己受到委屈或诸事不顺的时候，就会想起左宗棠，于是顺便将左宗棠数落一顿。——郭嵩焘曾经向曾国藩告状，说左宗棠经常大骂曾国藩。其实郭嵩焘对左宗棠也是如此。

郭嵩焘后来出使英法，又遇上了一个冤家对头，那就是他在署理广东巡抚时交下的小兄弟刘锡鸿。刘锡鸿是举人，原本是广东的一名税吏，郭嵩焘认为他办事认真，招致幕府，往来密切。郭嵩焘去职回乡，刘锡鸿还专门到长沙看望他。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时，本想拉扯这位小兄弟一把，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刘锡鸿一转眼竟成为了纠缠着他的一头恶狗，时时刻刻地撕咬他，一直把他从仕途上彻底撕咬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郭嵩焘一路发泄对于刘锡鸿的怨恨，而且，他总会在痛骂刘锡鸿的同时，顺便将左宗棠也数落一顿。因为他认为左宗棠、刘锡鸿都是他命里的克星，也都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在思想、情感方面也自觉地站到了左宗棠的对立面，比如附和李鸿章反对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他还热衷于收集左宗棠的“负面新闻”，比如在他的日记里，就记载了左宗棠在西北杀人、在新疆屠杀民众的消息，并加以批判。他还在数万里之遥的海外得到左宗棠死了的消息，对此，他也只是感到略微诧异而已。总之，郭嵩焘从来没有一刻放下对左宗棠的怨恨，对左宗棠一直是“念念不忘”。

（十一）契阔生死

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乡休假的左宗棠拜访了郭嵩焘（事实上，在左宗棠回乡之前，左郭二人曾互通书信）。此时的左宗棠，威名赫赫，光芒四射，郭嵩焘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当天的日记里，又对左宗棠进行了诸多指摘：

“已而左季高至，力诋沈幼丹，以为忘恩背义，而不自知为忘恩背义之尤者也。其言直隶开河事，颇能自成其说，言之娓娓。驺从乃至百余人之多，亦云豪矣。”

沈幼丹即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举荐他出任船政大臣。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不但不支持，反而在筹饷一节上伙同李鸿章等人一起掣肘左宗棠，所以，左宗棠说沈葆桢“背恩负义”。郭嵩焘则认为，左宗棠比沈葆桢还要更加“背恩负义”。左宗棠这样屈尊来拜访他，郭嵩焘只是在日记里懒懒洋洋地写下数语，而且没有一个“正能量”的字眼，这再一次印证出郭嵩焘对左宗棠怨恨之深。出于礼节，第二天郭嵩焘也回拜了左宗棠。这是左宗棠和郭嵩焘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郭嵩焘又把自己主修的《湘阴县图志》寄给左宗棠审阅，还请左宗棠代他交上他给朝廷写的关于越南、朝鲜问题的奏折，随附一信，文略如下：

季高宫太保通候中堂阁下：

倾驺从南旋，重亲教益，虽复老态有増，而精神意度一如畴曩，元老壮猷，人天倚赖，实为国家无穷之庆。江南春早，瞻迓霓旌，神光炳耀。木铎起而千里应，惠风和而万卉昌。声辉所被，星日昭回，吏肃民熙，无烦诰令。云天在仰，为罄依迟。

嵩焘疾病衰颓，闭门却扫，罕接人事。值襜帷之暂驻，实履舄之交驰，尤觉所怀未能倾吐。自一戊辰、己巳之交，修辑县志，始约同志数人，捐集采访之费，嵩焘独任编修。……名为官修，实亦一家之私言也。亦颇有推许，以为历来县志所未有。要以文论，固亦自知其不逮，敬乞中堂俯赐鉴定。……

这是郭嵩焘写给左宗棠的最后一封信。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郭嵩焘闻讯，百感交集，提笔写下挽联：

世须才，才亦须世；

公负我，我不负公。

这幅对联，简而言之，就是郭嵩焘对左宗棠吐出的最后一口浓浓的怨气，由此可见郭嵩焘对左宗棠怨恨之深，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出完怨气之后，郭嵩焘也许才想起过去两人的交往，想起斯人已去，永隔阴阳，未免从心底泛上一层伤感，促使他重新审视他的这位朋友和冤家。这时，他略略平复了一下心境，提起笔来，颇为认真地又写下一联：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死生五十年。

在这幅挽联里，郭嵩焘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左宗棠一生的功绩，说左宗棠跟诸葛亮相比，左宗棠开拓的疆土更多，“扫荡廓清一万里”。然后，左宗棠最后一次回乡，没有忘记他这个“孤愤子”，能够主动屈尊来看望他，这让郭嵩焘感到些许的安慰，尽管身份、地位悬殊，但是“相逢如旧”，可算是为他们之间的“生死契阔五十年”画上了一个惨淡之中稍带温情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