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第一宠臣鄂尔泰，在能力和政绩上有什么过人之处

雍正王朝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极有名望之大臣，他们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能做到集各类荣誉称号于一身，且能获得“雍正皇帝最为倚重之臣”之殊荣，仅有他一人，此人就是鄂尔泰。

鄂尔泰何许人？凭什么他能获得如此殊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鄂尔泰之生平，学习一下他的过人之处。

一、刚正不阿

鄂尔泰系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与田文镜、李卫以及很多不学无术的满洲八旗子弟不同，鄂尔泰是正宗科举出身，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只是把科举作为敲门砖，在靠中举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转入了对真实学问的钻研和掌握。

鄂尔泰少年登科，但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却好像是进入了一个仕途的瓶颈期，怎么都升不上去。直到三十七岁时，他才得以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往后去又停滞不前了。

鄂尔泰的这一遭遇与田文镜颇有相仿之处，原因或许也都可以归结到性格上去，就是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和田文镜很相像，都比较刚正，不太会趋炎附势的一套。

据记载，康熙朝时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徇私舞弊，鄂尔泰不从，郡王就把他叫过去，要予以杖击。鄂尔泰去是去了，但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匕首，眼看将受杖击之辱，他当场将匕首掏出来，声明如果要当场打他，那他宁可自杀，“士可杀，不可辱！”鄂尔泰毕竟也是一个朝廷命官，郡王本来就心怀鬼胎，见事情可能闹大，连忙让属下收起刑具，并且亲自向他道歉。

如鄂尔泰、田文镜这种类型的官吏，在康熙朝并不受青睐。一晃五六年过去了，鄂尔泰依旧还在内务府当着他的小郎官，这使他的内心很是苦闷。

是雍正完全改变了鄂尔泰的人生走向，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遇到雍正，至少“模范三督抚”中的鄂、田都将注定蹉跎到老，更不用说在史册上留下印记了。

二、拒绝雍正

有人以为“模范三督抚”是雍邸旧僚，所以才受宠，其实包括鄂尔泰在内，三人在雍正登基前和他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历史关系。当然鄂尔泰其实与雍邸时期的雍正也有过接触，只不过这种接触是外人看起来很不愉快的“拒绝与被拒绝”——雍正想托鄂尔泰利用公务之便为他办点分外之事，但遭到了鄂尔泰的严辞拒绝：“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

换别人，可能恼羞成怒，即便当时不能拿鄂尔泰如何，也一定会记在心里，等着日后有机会再给他小鞋穿，然而雍正到底非同一般，他在碰了钉子后，不但没有记恨鄂尔泰，反而很欣赏他这种耿直的作风，认为这是一种忠臣的品格和资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

雍正登基后，特召鄂尔泰入宫，说：“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郎官，可是却敢上拒皇子，说明守法意志甚坚。现在朕任命你为大臣，想来你也一定不会私下受他人之请托。”

因为雍正的不计前嫌和豁达大度，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终于在仕途上走出了泥潭。

三、不畏强权

在忠于国君的前提下，鄂尔泰誓言要以济世为己任，以先贤诸葛亮为榜样，敢作敢为，大展宏图，除此之外，他也仍保持和坚守着他固有的为官准则，即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权，哪怕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仕途乃至生命安全也在所不惜。

在年羹尧势力最盛的时候，就连他的家奴都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地方大员慑于年氏淫威，大多不敢予以得罪。鄂尔泰偏不就范，有一次，年羹尧的家奴路过江苏，鄂尔泰虽开门迎客，但在家奴进门后，他却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只是高坐堂上问道：“你主子还好吗？”见鄂尔泰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家奴情知占不到便宜，只得“屈膝出”，灰溜溜地滚蛋了。

之后雍正很快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对鄂尔泰逾加欣赏，仅仅几个月后，即升他为广西巡抚，在其赴任途中又调其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

四、容人之量

鄂尔泰胜过田文镜、李卫和其他人之处，在于他其实是雍正朝大臣中少有的政治家。清代尤其是前期，在国事方面虽然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所以使得臣下难以发挥政治家那样的作用，当然也就不容易产生像明代张居正那样的政治家了。田文镜、李卫再实心任事，也就是实施雍正的新政特别得力而已，距离政治家的标准还很远。

没有大局量和大胸怀，就做不成大事业，政治家的品格之一就是要有容人之量。鄂尔泰赴任前，李卫曾当着面让他提防石礼哈，鄂尔泰马上答道：“人须自防，何用防人！”李卫听了悻悻然，他虽然不得不承认鄂尔泰言之有理，然而最后还是撂下一句：“你去了就知道了。”

鄂尔泰赴任经过贵州时，自然要与石礼哈见面。尽管石礼哈躁动好斗的名声在外，李卫又预先打了“预防针”，但鄂尔泰在会见石礼哈时，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任何芥蒂或防范。石礼哈刚被降职，很怕新上司对他另眼相看，鄂尔泰的态度当然让他感到安心，于是一改桀骜不驯的脾气，对鄂尔泰“相待甚恭”。

鄂尔泰正式上任后依旧和石礼哈相处融洽。令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为融洽而融洽，作为上司，他既能看到石礼哈敢作敢为，颇具胆略的一面，又深知其恃才任气，有时做事“过于勇往直前”的缺陷，因此经常进行提醒劝诫。以后直到石礼哈被调往广州，鄂尔泰和他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始终都处理得很好，石礼哈的缺点也在不知不觉中改进了不少。

与石礼哈相比，鄂尔泰与杨名时之间似乎要难相处得多。在外人看来，杨名时有总督身份却只能去管巡抚之事，心里面多少都会有点想法，两人在平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但事实上他们一直配合得不错，不说关系有多密切吧，至少相安无事，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争端或矛盾，要知道，就算没有雍正的超常规安排，总督巡抚之间要做到这样也不容易。

鄂尔泰有一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说为人处世要明辨大是大非，而不要太在意和理会某些与大局无关的琐事。张廷玉与鄂尔泰私下有竞争关系，但亦服其见识，说鄂尔泰的这句话“最有味，宜静思之”。

五、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是作为政治家的另一个重要品格。在用人观上，雍正、鄂尔泰君臣极其投契，首先他们都认同“为政首在用人”，其次在用人标准上，都认为用人应以能力为宗旨，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才是第一位的，有才无德的人可以信任，但不可以重用，以免妨碍政事。

鄂尔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而用人，尤其不能为养闲而设职。一句话，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原本是所谓的君子还是小人。当然，这不是说对有缺点的人才就可以放纵，实际更应该“惜之，教之”，从而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

雍正在看了鄂尔泰对用人观的阐述后，也不由得击节赞叹，称赞鄂尔泰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

鄂尔泰用人唯才的思想不是光嘴上说说，而是自始至终贯彻于其实践当中，对石礼哈是这样，对其余下属的任用也是如此。史载，鄂尔泰“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

贵州威宁镇游击哈元生勇猛善战，在1724年平定“仲苗”土舍阿近的那场战争中，就已立下过战功。因为哈元生行伍出身，地位不高，所以那次出征还是由石礼哈推荐的，此次鄂尔泰则大胆任用人才，继副将刘业濬折戟后，破格让哈元生替代他统领全军。

鄂尔泰没有看走眼，哈元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有他在前线指挥，官军势如破竹，不但攻下多次险要苗寨，而且还将阿革、阿纪及其党羽七十余人生擒活捉，长寨之役也终以官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六、治标又治本

长寨之役结束后，鄂尔泰不辞辛劳，亲自来到贵州，用五天时间巡视和踏勘了长寨等地。他发现此役共克五十七寨，不算在内的小寨也有数十个之多，但缴获的刀弩却只有百余。显然，能够与官军剧烈对抗的苗兵绝不可能仅仅拥有这点武器，鄂尔泰下令重新搜查，结果在三天内共搜缴弓弩四千余张，毒箭三万余只，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由此消除了潜藏于长寨的一大隐患。

与窝藏武器相应，鄂尔泰在用兵期间就发现土舍很狡猾，他们往往会在官军进攻时或逃跑，或伪装投降，可是等到军队一撤，又故态复萌，兴风作浪。于是鄂尔泰又在长寨设立参将营，分别扼守险要地区，并推行保甲法，稽查田户，巩固既得成果。

换作其他人，可能多数都不会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仗打赢了也就可以见好就收，回去邀功请赏了。副将刘业濬就是如此，他极力劝谏鄂尔泰不可在长寨安营，结果遭到了鄂尔泰一顿训斥。

鄂尔泰主张对长寨用兵，不是临事治标，也不是看到哪里起火就往哪里浇水。他是政治家，拥有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全局观和政治眼光，他拿下长寨，不仅仅是为了“治标”平息事端，更要“治本”。

1726年9月，鄂尔泰上奏，正式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建议。据说在他的条陈送到京城时，鉴于此前雍正已明确表示反对改流，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留下，朝堂之上“盈庭失色”，大家都为鄂尔泰捏把汗，认为他这么做有损皇帝权威，极有可能惹得雍正大怒乃至降罪于他。

孰料雍正见到鄂尔泰的条陈后一反常态，不是大怒，而是大悦，还对鄂尔泰赞不绝口，说：“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

为鄂尔泰担心的人其实都没猜到雍正的心思，他哪里是不想彻底解决土司问题呢，他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官员和妥善的办法罢了！

鄂尔泰的建议全部获得批准，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启动改土归流。1726年10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更好地在辖区推行改流和其他政策。

七、理财高手

鄂尔泰改流的基本策略是将先礼后兵的古语倒过来，以“剿”促“抚”或逼“抚”。“剿”则必先练兵，而练兵又必先筹饷，二者相联密不可分，尤以筹饷最重要。鄂尔泰在西南前后用兵历五六载，兵员在十几万以上，糜饷在四百万以上，但所有官兵都不是来自京师八旗，军饷也主要不是由户部掏腰包。

那么，数额如此巨大的改流费用究竟从何处而来呢？

鄂尔泰不但是政治家，也是个理财高手，他认为“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等各项要务最后都要归结到理财上去，“财理不好，则什么事都不顺”。

鄂尔泰在滇理财和筹措军饷时，紧扣五个环节，即盐务、厂务、庄田、公件、商税。说到盐务，还得夸夸李卫，当年正是由于李卫的一番整顿，才使得云南盐课由亏空转为盈余，鄂尔泰来滇后，又增加了不少盐井，自改流开始，盐课每年都有三十万两银子的盈余。

厂务也就是矿务。西南矿产资源丰富，云南有铜、锡、金、银，贵州有铅、铜，原先各厂因经营不善，非但赢余很少，有的还出现亏损。鄂尔泰到滇后，改善经营方法，各厂都有了大幅赢利，获利较以前有了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增长。

庄田也称田庄，是指朝廷划拨各级官府或个人的田地和庄园，有官庄、私庄之分。云南文武衙门大半都各有官庄，此外私庄尤多。鄂尔泰一抵滇任即加以清理，至1727年冬，前后共清出一万五千亩，第二年又清出十一万四千余亩，这还不算无主和以往隐漏的田地。

公件始于前任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在康熙末年任云南巡抚，当时他宣布取消云南的各种火耗，只保留“公件银”，所以公件银实际也就等同于养廉银，鄂尔泰除酌留一部分办公，尚可节省出一部分。

五大收入来源的最后一个来源是商税。这里的商税不仅包括对工商业所征的税收，还有沿江河口岸关卡所征收的关税，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和道路被打通，西南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政府所能得到的商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总而言之，鄂尔泰是将盐课盈余（盐息）、厂务赢利（铜息）、庄田的田租折银、公件银和商税中节省出来的部分，全部都充作军饷。据统计，自1726年至1731年，即改流最重要的五六年时间里，通过五项收入，共得军饷四百六十万两，其中盐息一项占到总数的一半。

“鄂尔泰之才之能，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这不仅是历来学者对鄂尔泰在改流中表现的一个定评，恐怕也是雍正本人当时的真切感受。正是因为有了鄂尔泰这个能干且忠诚的大臣，他不仅能完成改流这项古今罕有的大事业，而且也确保了其他国政不受其影响和连累，比如钱粮方面，自始至终，他用来犒劳改流军队的费用，不过才四到十五万两银子。

八、改土归流的意义

1728年12月初，鉴于广西与两广总督衙门驻地较远，与滇黔两省相近，改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将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鄂尔泰由此职权扩大，成了云南、贵州、广西的三省总督。

在改流方式上，云贵两省除一部分是以威力相威胁，借其他罪名对土司予以革职，大多通过战争方式解决。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请求官军前去帮助他们推翻当地酷虐的土舍。在这股民意潮流的推动下，广西各地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全都得以顺利展开。

1731年冬，见改流已有头绪，鄂尔泰奉诏进京任武英殿大学士。其间改流仍在进行，一直到雍正去世那一年即1735年，经过十年的不懈推进（从1726年算起），滇黔桂湘鄂川等西南六省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才基本实现。这次改土归流历时之长，涉及地区之广，改流之彻底，影响之深远，均为明清乃至有史以来所仅见，它不单单是从政治上取消了世袭土司、土舍，巩固了西南边疆，还伴随着一系列开发西南的经济和文化措施，包括兴修水利、开发交通、广设学校、实行科举等。

尽管其间也存在着许多缺憾和硬伤，但改土归流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变革。作为对雍正朝那个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均称一时之盛的时代的直接验证，即便两百年后，当大清作为没落王朝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时，依旧有许多人对此念念不忘，《清宫词本事》中就写道：“文武雍雍共赞襄，滇黔万里靖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