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家属傅玉芳，临死前对丈夫说道：我叫文绣，曾是大清皇妃

1953年9月，一个傅玉芳的女人因为长期剧烈咳嗽引发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临死前她对丈夫就振东说:“我是大清的皇妃，我叫文绣……”

听到妻子的话，刘振东顿时陷入了恍惚，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平凡的妻子，以前竟然还有如此显赫的身份。

虽然恍惚，但是平静下来之后，刘振东心中更多的是惊讶，不过他并没有埋怨妻子的隐瞒。

文绣，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

文绣的家世，是满洲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

文绣的母亲是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还有一胞妹文珊。

可是在文绣的妹妹文珊出生后不久，端恭就因病去世，母亲蒋氏不得不变卖财产，带着两个女儿，移居北京。

1916年，文绣被母亲送到花市私立敦本小学读书，改名傅玉芳。

文绣天资聪颖，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学得极好，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

1921年，溥仪到了大婚的年龄了，当公布了溥仪选妃的意愿后，消息立刻在满蒙王公及社会上层集团中引起了一阵轰动。

对于清廷每次选出的皇后和妃子都是满蒙女子，很多汉人是十分不高兴的。其实，很多人都希望皇帝能娶一个汉族女子，然而满人的保守，宫廷律法的森严，让溥仪也不敢例外。

依照传统，清朝皇帝选妃的制度是非常讲究的。虽然在清朝的初期，满族八旗人家的女儿都有机会被选入皇宫成为皇帝的嫔妃，但到了后来，满人因为传习了汉人的文化而安居生产，作物丰富，人们过上了更加稳定的生活，加大了八旗人口的快速增长，参加选妃的女子也跟着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从乾隆皇帝以后，八旗的平民女子就从那时被排除在选妃资格之外。

更何况如今到了溥仪这里，无论是考虑到当时动荡的时局，还是眼前紫禁城里的环境，大臣们和内务府都认为：再用过去那种旧制度选妃显然不太合适。

所以，经过宫中太妃以及其他皇族重臣们的商议，决定将秀女入宫在殿前待选改成通过递交照片来逐一挑选。

这时，文绣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他们一门虽然没落，但毕竟是镶黄旗贵族，于是他说服了文绣的母亲蒋氏，将她的相片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供皇帝挑选。

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本来溥仪选定的是文绣为皇后，但是端康老太妃先前曾劝他选荣源的长女婉容为后，后来在各方压力之下，溥仪无奈，只好颠倒了妃、后之位。

所以这也成了日后三人婚姻的不幸起点。

当文绣知道自己成了皇妃后，她并不以为然，因为她本就无心攀龙附凤，若说她有一点点窃喜，那也只是对有机会进入梦想中的紫禁城而已。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令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作为新居处。

溥仪还降旨大总管张谦和，让其出宫亲自为文绣一家购置新宅及一应日常所需物品，并且，额尔德特氏族人均获重赏。

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以及烦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按照大清的惯例，身居妃位的文绣应该比皇后至少早一日进宫，以便好在皇后入宫时行跪拜之礼。

于是在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正宫皇后婉容一天进宫，溥仪赐金印和玉册，以近似迎娶皇后的礼仪将文绣极其隆重地迎进了皇宫。

然而，新婚之夜，溥仪也未住进淑妃文绣的新房。

第二天，溥仪再娶进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都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养心殿。

文绣自入宫之后，并未获得溥仪的宠幸。

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先到溥仪的寝殿问安，再到婉容皇后和四位太妃的寝宫中依序请安，然后回到自己的屋子，看看书，刺刺绣，或者教教宫女认字。

四位太妃和宫中仆人都经常夸赞文绣贤淑懂礼数，但是溥仪对她依然是冷落的态度。

不过冷落归冷落，毕竟是自己的女人，溥仪还是希望文绣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一点，他给文绣请了英语老师叫她学英语，文绣很聪明，学得很快，在溥仪不理她的日子里，她就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而且也能打发心中的无聊和寂寞。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

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

后来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

文绣知道以后，极力劝说溥仪：“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话。

溥仪一心想要恢复帝制，便投靠了日本人，并将婉容和文绣一同接到了日本公使馆居住。

1925年，溥仪离开北京日本公使馆，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居住。

文绣是个直性子，她经常向溥仪进言相劝，溥仪听了之后很是反感，对她也越发冷淡了。

溥仪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平时吃饭都不与文绣一起吃。

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儿。

慢慢地就连宫女太监都看她不顺眼，也不听她的吩咐了。

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反抗。

有一天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

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

文绣彻底被溥仪的态度惹恼了。

就在文绣在天津静园无法生活下去时，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玉芬来看文绣。

当玉芬了解了文绣的现状后，她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

玉芬的一席话让文绣醍醐灌顶，没想到她还可以离婚，这让文绣暗自欢喜。

荣华富贵和所谓的皇族尊荣对她来说不过是虚名，她渴望的是真心相待的爱情，平等自立的人生，而是一个逊位的末代皇帝所给予不了的，所以文绣暗地里开始做好了离开溥仪的准备。

1931年8月25日，文绣的妹妹文珊来到静园。

午后3时左右，文珊对溥仪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勉强答应，令太监赵长庆跟随她们出去。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开往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住进了37号房间。

之后文珊告诉太监赵长庆:“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赵长庆一听，吓得赶紧跪下，文绣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

赵长庆人还未进静园的大门，叫喊声就传了进来。只见他连滚带爬地呼喊着：“皇上，皇上，淑妃娘娘她说打今个儿起再也不回来了。”

溥仪将赵长庆手里握着的一封信件拿了过来，溥仪先是将信翻转着查看了一遍，再将信将疑地抽出里面的信，也就粗略地扫了一眼，便用劲狠狠地将信揉成了一团。

当赵长庆领着溥仪等人风风火火地赶到国民饭店时，文绣早就没了影子。

原来，文绣在逃出静园前，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

通过文珊和玉芬的帮助，她聘请了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他们帮助文拟写了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逃离静园后致溥仪的信件。

在这个过程中，文绣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利用文珊每次探望自己的机会，分批陆续带出并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出静园后的应急之用。

这所有的一切，文绣在律师和妹妹的帮助下，都计划得周密、细致，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文绣离开饭店后，暂时住在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

通过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动，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溥仪当然不想成为被告，与自己的妃子对簿公堂，他不想成为历史的笑柄。

无奈之下，也聘请了林棨、林廷琛两位律师，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

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溥仪与文绣最终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共三条：

1.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2.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3.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文绣离婚后回到了北平，留下妹妹文姗暂时在天津替她看管离婚时分得的衣物和用品。

回到北平后，文绣本以为可以和母亲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

但是母亲蒋老太太早已去世，大姐也已经出嫁远走，从前的老房子竟被一个本家人擅自卖掉了。

文绣只好同已经离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

虽然文绣从溥仪那里所得的生活费，但是由于支付律师费，加上打官司所用的开销，最后又被玉芬骗走了一笔，手里也就没有几个钱了。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

傅玉芳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她。很快，街坊邻里们口口相传，自发前来上课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但是好景不长，总会有一些人专门以发现甚至挖掘别人的隐私和隐痛为乐。

因为有人发现老师傅玉芳原来竟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娘娘额尔德特·文绣。

此事被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逸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为了看一眼皇妃，人们争相结伴到府右街，拥挤在这学校门前，影响了学生们上课。

傅玉芳不堪其扰，于是就辞去老师的职务，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和文珊隐居。

后来，文珊再次嫁人了，又剩她一个人了，她也没有闲着，和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

然而平静闲适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一些倚仗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她敲诈勒索，甚至逼迫她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

几经折腾之后，傅玉芳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她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维持生活。

她做了很多份工作，比如糊纸盒，当瓦工， 卖香烟。

这个曾经的皇妃竟也沦落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让人可叹。

1945年，抗战胜利，傅玉芳经过友人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

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

工作之余，报社的人总是会举办一些文娱活动，每当这时，同事们有配偶的基本上都是成双成对地参加。

而张社长却发现年龄不小的傅玉芳要么是借故不到，要么是单身一人前来。

经过暗中了解，张社长才知道了眼前的傅玉芳的经历，他很同情她，并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她物色一个好的归宿。

后来在他的妻子的操持下，他们决定把刘振东介绍给文绣

刘振东是河南人，因为家穷，只上过几年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由小兵一直升到了少校。

他为人爽直，不惹是生非，40多岁仍未成家，当时在国民党军北平行营里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

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傅玉芳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

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傅玉芳也享受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眼前的男人让她不再感受流转于岁月间的那种悲情。

时下的傅玉芳，也学着赶潮流，她将长发剪短，穿一身漂亮合体的旗袍，或者换身新式的洋装，一脸幸福的小女人的模样。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发布通令，要求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军警和宪兵等人员，都要进行实名登记。

刘振东既为历经磨难的古城迎来和平而兴奋，又为自己的身份和前途而担忧。

作为一名前国民党高级军官，刘振东也与傅玉芳商量，是否一起追随以前的长官及其部下离开北平，前往香港。

傅玉芳了解到丈夫的心思后，她诚恳地对丈夫说：“虽然你的前长官如今已离开北平，将来可能还会前往台湾或流亡海外，但我并不主张你跟随而去。原因很简单，无论你将来到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这里永远都是你的故土，你都会回来。与其这样，不如就留下来，就像你曾经鼓励我的那样，留下来迎接新的时代，我相信，新的人民政府会接纳你的。如果你真的要走，我也无法强留，但我文绣是绝不会跟你同往的，我的根在这里。”

之后刘振东在傅玉芳的劝导下，如实地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

可是，没了军官的职务，也就没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夫妻二人只能用日常攒下的一点积蓄合计着做点买卖。

这次，傅玉芳听从了丈夫的意见，两人用手中不多的钱开了家车行，靠出租平板车的收入维持基本的生活。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

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傅玉芳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进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里。

这个家不仅光线不足，地方也狭小得很，通共也就一间，烧饭就只能在屋檐底下支个简陋的棚子，天气晴朗的日子，倒也还能凑合，一旦下雨下雪的天，那可就受罪了。

得把煤炉拎到仅有的这间房子里来，这样一来，满屋子的油烟混着饭菜味，熏得人眼泪鼻涕一大把，不停咳嗽。

傅玉不仅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她生病了。

再加上生活的不如意，傅玉芳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她开始了整夜整夜地咳嗽，心口一天疼似一天，从前饱满的肌肤也开始干瘪下去，人一天比一天憔悴，从前那些好看的衣物现在再穿在她的身上，那就是一种挖苦和嘲讽，于是她将它们拿到天桥旧货市场贱卖掉了，然后拿着少得可怜的一点钱去买些药回家。

后来傅玉芳病得厉害，她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丈夫刘振东，这个陪伴了自己将近十年的男人，这个真正给予自己人生宽慰和温暖的男人，可惜，什么都是缘分，相识也是，分别也是。

刘振东把她搂在怀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急剧地咳嗽着。一口鲜血从她的口中涌了出来。

刘振东慌忙之中用手去擦，可是越擦越多，他急着去找手帕。

傅玉芳看着急着转身去找手帕的丈夫，她想示意他不用了。

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为长期剧烈咳嗽引发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临终前，她告诉了丈夫自己的身世。

傅玉芳死后，刘振东找来六块木板打了一口棺材，将文绣埋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土城义地里。

至此，文绣由落魄贵族女到末代皇妃、再到平民百姓的悲凉一生结束。

幸福的婚姻是相同的，不幸的婚姻却各有各的不同。

其中的酸涩非亲身经历，恐怕外人难以一言道尽。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溥仪这末代皇帝当得有多么不易，做他的女人又是多么痛苦。

不过，傅玉芳为了摆脱酸涩的皇妃生活，她懂得及时止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感情专属。

适度给感情一个正确的选择，既是给自己的一种救赎，也是给对方的一种尊重。

而且人生要懂断舍离，才不至于让思维摇摆不定，且难以抉择于人生十字路口上。当时傅玉芳离开溥仪时的决绝说明了一切。

虽然日子平淡无奇，但是却也得到了短暂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对于傅玉芳来说，也算是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