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出于何种考虑，将罪犯发配新疆，进行屯垦开发？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土地广袤，其中水源充沛、气候适宜的可垦地亩数众多。清廷在新疆开展屯田始于与准部多年的战事。

新疆的地理位置与内地相距较远，多年战事中，边外各营兵粮，需费实繁，一直以来都以局部的屯田措施与进军相配合。

酝酿战事善后事宜过程中，扩大农业生产，实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经营方针被确立。乾隆二十二年，绿营兵丁在哈密、巴里坤试垦，次年，辟展等五处屯田收获初见成效，清廷又调集绿营兵万名赴木垒等处屯田，由此拉开了清政府在新疆大力发展农业的帷幕。

根据屯田者不同，清代新疆屯田可大体分为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五种形式。从参与的角度来看，这几类屯田形式中，皆有遣犯的身影，惟犯屯是指专有遣犯从事的屯田。

遣犯到配从事屯种，以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等，可分为跟随屯种及承种份地两类。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发往为奴遣犯，跟随得赏者一同从事屯种，且无专属生产资料、不单独纳粮，对于此类遣犯在相关资料中记载较少。另一类的承种份地，则为由发往遣犯从事的犯屯，以及年满为民遣犯按户承种份地的民屯方式。

随往屯种遣犯发往新疆之初，俱发往给种地兵丁为奴，这些遣犯附属于兵屯，在兵丁份地上随往屯种，不单独纳粮。兵屯，即绿营兵丁之屯。作为在新疆开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屯田形式，遣返的随往屯种主要在兵屯。

罪犯定例发往新疆之初，乾隆帝即言：“所发去之人，即与绿旗种地兵丁为奴，督课取力”，对于开展兵屯较早的巴里坤等地，因屯田绿营兵丁调派，导致屯田兵力不足时，遣犯就是得以及时调配的屯田劳动力。

在乾隆二十六年裁撤巴里坤屯田绿营兵时，就定“派安西兵五百名，及巴里坤遣犯四百八十余名，给予口粮，同往屯田”；永贵亦奏请托克逊、喀喇沙尔二处需发遣人犯五百名以事屯种；

在蔡把什湖屯田之哈密防兵撤回，移驻兵少难再分屯之时，亦定由安西提标步兵酌拨百名前往屯种，若再不敷，即于哈密遣犯内，酌拨年力精壮者令随耕作。

原本地旷人稀的新疆天山北路，在历经多年的平准战乱后，更是耕牧俱废，仅存遗迹。相对的，天山南路遭受战争的破坏较少，清廷将天山以北地区列为重点开发区域。地处天山北路的伊犁，以其地缘优势，在清代屯田方式最为丰富。

在短短几年先后开展兵屯、回屯、旗屯等，随着新疆旗屯、回屯等屯田形式的开展，发往伊犁的遣犯陆续增多，得赏为奴遣犯者不再局限于种地绿营兵丁，开展屯田的旗营兵丁、种地回子也在得赏之列。遣犯随往屯种不仅在绿营兵丁从事的兵屯中，在回屯、旗屯中亦有体现。

乾隆二十五年，由阿桂主持，带领回子三百名自阿克苏出发，至伊犁河南海努克分拨垦种，伊犁回屯始建。迄三十三年，由乌什、叶尔羌、和田、哈密、吐鲁番等处陆续增调回子六千余户至伊犁分屯耕作，并于古勒扎建宁远城，设阿奇木伯克管辖回屯事务。

发往伊犁中不乏赏种地回子为奴遣犯，甚者亦有被销去旗籍者，包衣下人唐钊就是一例。唐钊因屡次潜逃，在外妄行甘堕招摇撞骗恶习，于二十六年奉旨发往伊犁赏种地回子为奴。

旗屯主要在新疆伊犁地区。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后，乾隆帝认为与其派兵换防，不如携眷移驻八旗兵丁更为省便，开始自各地移驻携眷旗兵。

伊犁将军明瑞就携眷移驻索伦、察哈尔兵时，就其盐菜银等项提出：一年内准支开垦赏籽种，收获前准给口粮。

二十九年正月，乾隆帝谕曰：“朕意伊犁地甚肥饶，如田亩有余，仍酌量分给满洲兵丁，令其学习耕种，更为有益。著俟兵丁到齐后，议定具奏……伊等果得地耕种，一二年后，所给银米，俱应停其给放。”可以说明，在移驻八旗兵丁之初，清廷即有在伊犁设置旗屯的想法。

满营兵丁到驻后，伊犁将军明瑞划出旗地，由于水源不足，以及满营旗人担心如若种成，口粮会被裁减等因，终未能开展。

直至嘉庆七年，满营方式开始试行。而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四营屯田开展较早，分给屯地亦是为官兵自给口粮。

清廷对伊犁四营实行农牧并举之措，并根据其特点，定厄鲁特营、察哈尔营以游牧为主，屯地相对较少；而锡伯营与索伦营则主事农业，兼事牧放，安置地亦是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其大致分布情况：

厄鲁特营在伊犁河南昭苏、特克斯河流域，共有二十处屯地；察哈尔营在博尔塔拉河流域；索伦营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河流域；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豁吉格尔等地，共分有八屯。

乾隆三十五年，伊犁将军奏各部收成时就言：“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自耕之田，收成亦俱佳。”为奴遣犯在配劳役内容，除供主人日常役使外，其主要劳作与主人“职业”关系密切。如察哈尔以游牧为主，为奴遣犯依“家主”之意随其牧放；赏给主司屯田旗人，则随往屯种等。

乾隆三十五年，伊犁所拥遣犯内，赏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种地绿营官兵、伯克头目为奴遣犯共951名，其中得以承种份地为奴遣犯仅84名。

其余为奴遣犯除部分派往各厂承苦差外，均依例赏为奴役使。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绿营兵丁均有垦种地亩之差，其中锡伯、索伦二营以屯田为主，得赏为奴遣犯随往屯种之事并不稀见，然史料中对此记载较少，具体人数无法估算。

但对于为奴遣犯参与屯种之事，在《总统伊犁事宜》中即有记载：“五十四年正月内……该营（索伦营）差多人少……将发遣为奴人犯，尚可耕种者，多为拨给，帮种地亩。”

档案中对赏种地兵丁为奴遣犯的劳役内容亦有记载：“差其做饭、煮茶、取水、拾柴等事，兵丁视其空闲派去种地时亦可得力”。

承种份地承种份地的遣犯类型较多，不仅有发往种地、安插者，亦有符合条件的为奴者。乾隆二十六年，定发往哈密、巴里坤之各省遣犯，改发乌鲁木齐、辟展，仅给口粮，随同屯田兵丁一体屯种。此类人自内地发往时，除身上所着衣履外并无他物，到配后行窃、脱逃之事频发。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经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旌额理奏请，发往给屯田绿营兵丁为奴遣犯，择部分参照兵丁屯田例酌给地亩试种，初始（每名）指给十二亩，同兵丁一般计亩纳粮，待二三年熟悉后，各种十五亩；

再该地空闲地亩较多，对携眷者除公田十二亩外，另每人酌给地五亩，自行开垦，初来自力携眷者，秋收前借给口粮赡养家口，待秋收后再行扣取。

由此开始了新疆为奴遣犯承种份地纳粮例。二十八年，乌鲁木齐承种封地为奴遣犯即有203人。乌鲁木齐地区屯区较多，且灌溉用水源充沛，发往为奴遣犯种地数量也很可观。

究其原因，绿营兵丁无蓄奴习俗，且每月所得较少，没有养育多余人口的能力。且发往为奴遣犯多穷困之人，家眷数量亦不少。

基于对屯田兵丁及为奴遣犯两方面的生计考虑，清廷认为为奴遣犯自承公田垦种纳粮是最优方案。从乾隆三十二年的一组数据可窥见一斑：是年，承种份地遣犯共1264人，其中乌鲁木齐屯所1209人，库尔喀喇乌苏三屯55人；

在配发往给兵丁为奴遣犯，除陆续病故、正法者外，尚有2000余，其妻孽有1200余；同期乌鲁木齐携眷移驻绿营兵丁共计2600余人，余下皆为内地换防兵。

上述承种份地遣犯内，不仅包括指给地亩耕种的为奴遣犯，亦有发往安插、种地者，虽无法得知承种份地为奴遣犯之准确人数，但大体估算，乌鲁木齐为奴遣犯随兵丁屯种者应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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