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不禁海，清朝不闭关锁国，工业革命会不会诞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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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朝不禁海，清朝不闭关锁国，大概率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依然还要再经历一番。

这话并非我空穴来风，这背后的根源，其实就是帝制的余毒。

明朝的禁海，清朝的闭关锁国，本质上仅仅只是加深了明清灭亡的速度，加深了我们脱离工业革命的速度，仅此而已。

纵观全球史，西方也曾有帝制，但为什么西方成功发起了工业革命，而我们在百年前，还处于农耕文明之中呢？

帝制，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帝制的源头说起。

在周秦之变和全球化之变当中的两千多年，是我们都熟知的王朝兴替时期。在这两千多年时间里，一个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后，就会“官逼民反”，出现农民起义，不久又被另一个新兴王朝取代，如此循环往复。

你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频繁王朝更替吗？不，这是我们帝制的特殊之处。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如此频繁王朝更替，日本天皇体系万世一系，英国“威廉征服”以后直到今天。

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高丽，才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

而在中国范围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这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现象。

为什么禁海和闭关锁国会谈到农民起义？

既然农民起义是一个我们特有的现象，这背后问题的根源，其实源自底层人民和明清帝王之间的不信任，之间的互相提防和防备，这才是日后导致我们脱离世界文明很大的一个原因。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都说明了人们对于皇权的高度崇拜和迫切。

“农民起义”最基本的原因是郡县制下，明清朝廷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压榨）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制约力量，导致社会的崩溃。

纵观历史，秦汉隋唐宋明清都有一个特点，一开始都是二级朝廷，坚决不愿设立面积较大或者权力统一的省级朝廷，但后来因为省一级朝廷力量太小，地方动荡无法平定，于是只好不断放权，这让省级扩大、集权，以便有能力镇压地方起义。

但当地方的力量越来越大时，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件此消彼长的事情，地方的力量越大，朝廷的力量就越小。

之所以要说农民起义，其实原因很简单，帝制的特色是权力的高度集中，郡县制又导致了压榨一层一层向下蔓延，传导。

在王朝建立初期，由于百废待兴，大部分第一君王都懂得降低赋税，但随着王朝的不断庞大、不断发展，贪污、腐败、奢靡等就会开始慢慢蚕食，随后国库出现亏空，自然赋税变高，加上天灾，农民一旦吃不饱饭，就会演变成大规模起义事件。

换句话说，帝制下的朝廷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有着微妙的平衡的。

而西方的帝制是如何变化的呢？

那就不得不提中世纪了，西方中世纪出现了黑死病，导致欧洲大部分人口死亡，由于人力稀缺，于是这些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改善技术，用机器去替代人力。

其次，欧洲还有一个特色是庄园制，欧洲封建割据，各地自我封闭，并非高度的中央集权，而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严格叫郡县制）。

在封建社会下，权力被高度分散，欧洲庄园主和农奴之间会保持充分的接触，同时由于庄园自给自足，这也有利于生产工具的改进。

其次，欧洲农奴不同于奴隶，粮食多了，这些农奴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水涨船高，各种因素的汇合，促成了技术的进步。

具体反映到数据上，英国1086-1300年，英国GDP提高了十倍以上，人口从大约110万人增加到330万人。

更重要的是，西方农奴和农民的负担是非常稳定的，不会像明清那样发展到王朝中后期不断增加赋税，官员贪污等等。

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古代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结束，也就是19世纪初，但清华大学李稻葵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在1300年，欧洲部分地区已经领先于同期的北宋。

在1400年，也就是明朝建立不久，英国已经超越了明朝（这里指的是人均生活水平而非财富总量），到了1750年，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从整体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除了江浙等地。

根据李稻葵的研究发现，北宋时期要比英国富裕得多，但在那之后，英国人均GDP则不断增长，到了1840年左右，清朝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5.04%。

本质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之所以我们哪怕开放了海运，没有闭关锁国，我们依然会落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自治城市”、对商人的防范地位低下，以及历史上的官宦传统。

工业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资本主义，而我们对商人的防范社会地位排序等等，都是极低极低的，我们最看重什么呢？

士农工商，仕途第一，农民第二。

这是古代统治阶层对于底层人的防备，防范，其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怕这些人开化，是怕这些人变聪明了。

商人你哪怕再赚钱，我也不允许你穿丝绸，不允许你的后代为官。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哪怕我们没有闭关锁国，没有禁海，大概率我们也不可能像日本那些，走入君主立宪制，因为“帝王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舍不得把权利还出来。

禁海也好，闭关锁国也罢，我们真的就以为这些古代帝王是真的愚昧不开化吗？是真的不知道西方的船舰大炮吗？

事实其实不是如此。

在乾隆年间，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698-1775年，英国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也同样需要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等工业制成品卖给清朝。

本质上，这是一个贸易问题。

英国的商品在全世界都广受欢迎，就像今天我们的商品一样，可当时的英国，就是打不开清朝的大门。

清朝在当时实行一口通商，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外贸，而广州海关则严重腐败，外商必须经过“十三行”进行贸易，无法自由贸易。

这就让英国人认为，清朝的贸易体制有问题，导致英国与清朝的贸易出现了巨额逆差。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买了大量的茶叶，但清朝却不怎么对英国工业制品感兴趣。

后来英国使团访问清朝，在见证了清朝的腐败和各种不文明的规则之后，认为清朝衰弱，必须要以武力教训的声音便开始不断出现。

很多人说，如果清朝不闭关锁国，我们是不是就能融入工业革命的浪潮。

但我想说的是，闭关锁国是物理层面上的操作，真正闭关锁国的，恰恰是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思想，以及顽固不化。

如果思想都是愚昧腐朽的，哪怕不闭关锁国，我们又如何放得下天朝大国的心态呢？

还有一个故事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说是英国使臣为乾隆带来了很多工业革命的集成体，展示了英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但乾隆因为英国使臣不愿下跪这件事，认为“蛮夷”不开化，而导致对那些“西洋玩意”不感兴趣，没看一眼。

的确，乾隆自己都不知道的是，他错过了世界留给清朝的最后一个机会。

但历史倘若可以重来，以清王朝乾隆的自傲性子，能否彻底改变，这应该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除了军事上的根本差异之外，西方的税收能力也远远强于当时的清朝，另外还有“金融”的作用，早在工业革命时，应该就通过发行国债，获得了巨额资金。

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很多国人都认为，大清要亡了，因为历史上的“蛮族”如果攻占了首都，下一步自然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但洋人对这些不感兴趣，没要一寸土地，只要钱和开放口岸。

这是工业革命对贸易的重要性，而非农耕时代对土地的重要性，这是两者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分别。

使任户部尚书沈兆霖说，英法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于专于牟利，并无他图。”

这什么意思呢？

沈兆霖的意思是，这么强大的军队，进了首都，费了这么大事，只为了做买卖，这是一种新蛮夷，只爱买卖，不要土地。

这也是中西思维在当时最大的区别。

清朝统治者万事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如何保住自己的王朝，而那些“蛮夷”则只对赚钱有兴趣。

国门被打开，融入全球化，我们被迫接受不同的思想，接受新技术，当然这有一定的益处，我们的经济、社会、公共不断在新的思想和技术下得到改善。

思想的冲击，则是最大的。

康有为百日维新想效仿日本君主立宪，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目的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既得利益者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

于是我们看到，维新仅百日，便以失败而告终。

从秦到清的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强烈的路径依赖。

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通俗地讲，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明朝不禁海，清朝不闭关锁国，我们该走的路，大概率还是会走，因为改革的阻力太大了，如果不经历战争，不被“打懵”，我们可能还是认识不到需要改革，迫切改革的动力。

由此来看，仅仅是不禁海，不闭关锁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历史的巨轮，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