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究竟能不能救太平天国？看完内容就明白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究竟能不能救太平天国？看完内容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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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到达天京时正值阳春三月，这是江南一年中最好的时节。金陵胜地虽然早已变成干戈驰突之场，但江天一色，林麓幽秀，六朝遗韵犹存。

不过，此时的太平天国仍未摆脱两年多前一连串变乱所留下的创痛和阴影，这使得洪仁玕虽置身于盎然春意之中，却依旧有一种乍暖还寒之感。

1、总理朝政

洪仁玕与洪秀全重逢后，“彼此悲喜交集”。洪秀全正苦于朝中无人办事，在询问了洪仁玕流亡香港等地的经历后，见其见识甚广，才学异常，不禁大加赞赏，当下封其为干天福；5月8日，又晋封其为干天义，加护京主将衔；11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

洪秀全另赐黄绢龙边凤诏一道曰：

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敬爷敬哥总无空，老父大兄赐光荣；得到天堂享爷福，福子福孙福无穷。朕念从前胞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

故爷哥朕眼自照得见，锡报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孙世袭，永远光荣，以昭福善盛典。胞靖共尔位，世世股肱天朝也。钦此。

洪秀全将洪仁玕喻作“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的“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体现出他对后者的信任。

洪仁玕来京未及二旬，洪秀全便对之叠加封赐，可谓恩宠有加。

自天京事变后，余悸未消的洪秀全为避免重蹈覆辙，曾降诏永不封王，嗣后虽一度封他的两位兄长为王，但不久就削去其王爵，至此才因族弟洪仁玕的到来而再度破例。

从广西一直跟随天王出生入死的首义诸臣，尤其是一班转战南北、功勋卓著的将领，见洪仁玕乍来投效，寸功未立就被封为王爵，均有不服之色。

洪仁玕见众人不服，恐军心散乱，便具本屡辞。洪秀全不允，下诏抚慰，称“风浪暂腾久自息”，并召集群臣，令洪仁玕登台受印。

通过这一特殊的仪式，洪仁玕首次在文武百官面前登场亮相。

他侃侃而谈，“对众说了些道理，并将东王的制度重新议论了一回，又把从前的案件批详榜示”。

众人见洪仁开谈吐不凡，口若悬河，便称之为“文曲星”。

朝中文官尤为叹服，纷纷进言道：“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

洪仁玕的才干虽然得到了初步的认同，但军中将领仍隐然不服，“众口沸腾”。

至此，太平天国第二代领导中枢正式确立，且诸王“各有奋兴之志”。

3、家属的团聚

自抵达天京后，洪仁玕与伦敦会香港分会之间一时联系不上。

教会承诺发给他家人的每月生活津贴到1859年9月宣告终止。

当洪仁玕之妻张氏被迫携子返回广东阜远的乡间娘家时，理雅各和湛约翰同意由他们个人出资继续赞助到年底。

洪仁玕的同族兄弟洪世甫则一直在理雅各家中当侍仆总管，1859年初由理雅各施洗入教。

次年8月，鳏居多年再婚的理雅各牧师在香港举行庆祝宴会，洪仁玕曾特地来函表示祝贺。

同月，洪世甫潜回广州，将洪仁玕和他自己的家眷一并接到香港。他们的生活一开始难以维持，直到洪仁玕从天京寄来5000银元后才摆脱困境。

他们用这笔钱租了一所房子，过着一种与太平天国王爷亲属的身份较为相称的生活。

其后，洋人用轮船将洪仁玕的家眷送到天京，洪仁玕以银2000两作为酬谢。

这样，在经历了几番聚散离合之后，洪仁玕与家人终于在太平天国都城团聚。洪世甫后来也辗转赶到天京，参加了太平军。理雅各曾来信促其返港，但被洪世甫拒绝。

从昔日的亡命书生和基督徒一跃而为太平天国的首辅大臣，洪仁玕的命运几乎在旦夕之间发生了巨变。

对于“自少苦志求名”的洪仁玕而言，这种归宿多少是一种慰藉。

4、《资政新篇》的政治改革方案

洪仁玕是在朝野的一片哗然声中登台受印，且系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对此，洪仁玕处之泰然，坦言“自粤来京，不避难险，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以报圣主知遇之恩也”。

他拟向天王条陈的治国方略便是著名的文献——《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在总理朝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写就的，其“急欲载阳献曝”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后，天王洪秀全按照自己的观点删改了原文论及宗教方面的一些文字，并加了31条批语，然后诏令“此篇傅镌刻官遵刻颁行”。

《资政新篇》开篇便强调“禁朋党之弊”。

那么，如何避免君权下夺并保证吏治的廉洁、稳定呢？洪仁玕主张以立法的形式来革除此弊。

《资政新篇》所初步拟定的法例涉及面甚广，内与吏治相关者有以下数款：

其一，权归于一，“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

其二，禁私门请谒和卖官鬻爵。

其三，兴钱谷库，禁收民贿一“兴省郡县钱谷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立官司理，每月报销。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

其四，兴各省新闻官，专收与人心公议相关之新闻，以资圣鉴。

“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

其五，兴邮亭、书信馆和新闻馆，以避免上下梗塞，实行舆论监督。

除体察人心公议、对官员实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构想外，洪仁玕对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制等民主制度也有所介绍：

“花旗邦即米利坚，礼义富足，以其为最。…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于中廷，令凡官员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

洪仁玕将这一投票公决制度称作“暗柜”制度。

5、《资政新篇》的经济改革措施

《资政新篇》中最为重要和新颖的内容是其经济部分。

在该书“法法类”所草拟的法例中，经济类条款排在前列，它们汇总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关于交通运输业。

中国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为舟楫和车马，《资政新篇》沿用了这两个传统的概念，但具体所指的则是西方代表交通运输革命的新型工具——轮船和火车。

“兴车马之利”一款专论陆路交通。

主张：

“以利便轻捷为妙”，如外邦朝发夕至之火车（亦称“火轮车”）；另于全国21省通21条大道，“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公路标准也有具体规定，“通省者阔三丈，通郡者阔二丈五尺，通县及市镇者阔二丈，通大乡村者阔丈余”；至于道路维修，“差役时领犯人修葺崩破之处”。

“兴舟楫之利”一款则专论水路交通。

主张：

“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强调“兹有火船、汽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皆不数日而成功，甚有裨于国焉。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国内可保无虞，外国可通和好，利莫大焉”。

关于银行业。

“兴银行”一款主张由私人兴办银行，“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规定徜有百万家财者欲开设银行，必须先将其有关家资的契约证书禀报入库，然后便可获准发行150万的“银纸”（纸钞），“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

该款还历数此举的便利之处，诸如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洪仁玕只字未提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还较为肤浅。不过，他对银行的上述构想从概念到内容，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金融业的启发，从而有别于当时国内的旧式钱庄、票号等。

关于保险业。

在西方，保险业是与银行有连带关系的一个行业。《资政新篇》中的这一条款完全以外国为蓝本：

“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

关于采矿业。

“兴宝藏”一款规定：“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蠔（指牡蛎）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

煤、铁和其他有色金属是近代工业所不可或缺的燃料和原料，洪仁玕主张授予投资采矿业的商民以“总领”官爵，含有保护其经济权益、提高其政治地位的意味。

这和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至于利润分成，“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

即矿主所得和国家课税各占1/5，而矿工所得则占3/5。显然，这一比例较多考虑了后者的利益。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等弊，该款规定“倘宝有丰歉，则采有多少，又当视所出如何，随时增减，不得匿有为无也”。

该款还提出宝藏属“公共之物”这一新概念，申令“有争斗抢夺他人之所先者，准总领及地方官严办，务须设法妥善焉”。

关于鼓励科技发明和保护发明专利。

与清政府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的态度相反，洪仁玕不仅鼓励科技发明，还破天荒地提出保护发明专利。

“兴器皿技艺”一款就此规定道：

“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即有法人而生巧者，准前造者收为己有，或招为徒焉。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做。”

其中，“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句带有鼓励科技发明和保护私人资本的双重含义。

关于工商税收。

“兴市镇公司”一款专论此事。“公司”本是英文“Company”一词的中文对应词，此处则特指专司工商水陆关税的市镇公共机构，规定税官必须“严正”，税款“每礼拜呈缴省郡县库存贮或市镇公务支用”，严申“有为己私抽者议法”。

6、《资政新篇》的法制思想

法制部分是《资政新篇》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内容。

受近代法制思想的影响，洪仁玕已将“刑”与“法”分离开来。

在《资政新篇》中，“法法类”与“刑刑类”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部分。洪仁玕认为，法律必须根据时势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包括兴“古所无者”之法。

洪仁玕强调，为了避免所立之法因年代久远而不合时宜，“更当留一律以便随时损益小纪、彰明大纲也”。此处的“大纲”隐指宪法性法律，即规定国家政体的根本大法；“小纪”则指具体的法例。

洪仁玕明确指出，要使法律合乎时宜，立法之人必须借鉴外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原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

该书“法法类”部分共草拟了29条法例，内容包括经济、行政、社会改造等，打破了中国传统法律以刑法为主的框架。

它们实际上是洪仁玕着手制定的成文法的维形，虽远远谈不上详细周密，但却极富时代色彩，体现了洪仁玕“度势行法”的革新思想。

“教法兼行”是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法制论点，但它并不是欧风美雨浸润的产物，而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洪仁玕的“教法兼行”思想正是中国法律之基本精神的一种延续。

在他看来，兴办书信馆、新闻馆之类的新举措都是推行教化的有效手段，“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

他在“法法类”末段表示推崇道德教化的方式，以教成而不用刑罚为最高境界。这是洪仁玕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侧面。

在该书“刑刑类”部分，洪仁玕又进一步阐述了以刑辅教、避免不教而诛的论点。

洪仁玕还就太平天国的刑法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构想。

此前，太平天国刑法有刑律太苛、刑罚过酷的一面，如刑律将卖淫嫖娼（一度包括夫妻同宿)、吸食鸦片、饮酒、赌博、缠足、演戏以及辱骂官长、三周后不能熟记赞美天条等一并列为死罪；刑罚除了枷、杖、斩首等主刑外，还另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

洪仁玕有意改变这一现象，他将第六天条解释为“勿杀”，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

在他所草拟的法例中，“罪人不拏”一款禁止株连，指出“若讯实同情者及之，无则善视抚慰之，以开其自新之路。若连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

“善待轻犯”一款则主张给囚犯饮食号衣，督其修街渠道路，使其期满释放后能改过自新。

洪仁玕另主张以西方采用的绞刑代替斩首等死刑，行刑时“先彰其罪状并日期，则观者可以股栗自儆，又少符勿杀之圣诫焉”。

7、《资政新篇》社会改造方案

《资政新篇》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因此，如何改变人心风俗便成为该施政纲领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该书“风风类”中，洪仁玕认为：

西方社会崇尚实学，推崇火车、轮船等技艺，因而邦势强盛；而中国社会却专事浮文，骄奢之习盛行，遂导致国力不振。他就时下国内的社会风习加以评述，认为“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此外尚有“演戏斗剧，庵寺和尼”等。

那么，如何才能淳厚风俗，改变眼下落后陈旧的社会风习呢？依照“教法兼行”的原则，洪仁玕除在“风风类”一节倡导“以风风之，自上化之”外，还在“法法类”部分拟定了十余条针对性的法例。

这些法例分为“禁”、“兴”两大类：

前者包括“禁溺子女”、“禁卖子为奴”、“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禁庙宇寺观”、“禁演戏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除九流”、“屋宇之制禁执信风水”等款，后者包括“兴士民公会”、“兴医院以济疾苦”、“兴乡官”、“兴乡兵”、“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款，具体体现了洪仁玕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思想。

外交事务也是《资政新篇》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该书“法法类”介绍世界各国概况时，洪仁玕提出了一个新的对外观念。

针对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洪仁玗强调英国为当今世界最强之邦，“其人多有智力，骄做成性，不居人下”。

因此，“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

他进而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应以信义平等相待，不得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从而招致无谓的争端。

9、《资政新篇》为何被搁置？

如果说早年的洪仁玕纯粹是洪秀全的一名追随者的话，那么，在经历了那段不同寻常的流亡生活后，洪仁玕的内心世界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巨变，与往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当分手10年后再度重逢时，彼此在思想、志趣上不尽合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此时的洪秀全热衷于“天事”，对所谓“凡间的事务”比较淡漠。

面对太平天国后期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洪秀全显得不切实际，仍然寄希望于通过维系上帝信仰来加以解决。

而《资政新篇》所勾勒的近代化方案毕竟不属于“天事”的范畴，很难激起洪秀全持久的兴趣。

洪仁玕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昭示了《资政新篇》的命运。

由于资历较浅，一些握有重兵的高级将领并不把洪仁玕放在眼里，不时掣肘；而洪秀全对洪仁玕的信任也有反复，甚至一度罢免其职。

因此，洪仁玕虽然名为总理朝政，但权力实很有限。在朝内派系争斗的夹缝中，洪仁玕疲于应付，日子并不好过。洪仁玕高处不胜寒，《资政新篇》也就曲高和寡。

在此背景下，《资政新篇》遭到搁置也就不足为怪了。

需要指出的是，以洪仁玕对泰西的了解程度，《资政新篇》中的相关描述仍存在着一些偏差。

该书“法法类”在介绍英、美两国历史时，称美国最初隶属于英国，后因不服其苛而独立，两不统属，“数百年来，各君其邦，各子其民”，而事实上，此时美国独立尚不到一百年；秘鲁邦、澳大利邦（澳大利亚）、波斯邦（伊朗）皆奉佛教一说则纯属误解；火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轮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的说法也未免过于夸张。

不过，在认识世界、学习西方方面，《资政新篇》无疑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国内的最高水准。

《资政新篇》的命运不禁让人联想起《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遭遇。这两部书初版时，备受朝野冷落，首先被书中内容惊醒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东邻日本人。

直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揭开序幕后，它们才被人重新提起，而此时的中国已在文恬武嬉的局面中丧失了约20年的光阴。

所幸的是，这两部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风靡一时，成为国人认识世界的启蒙读物，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巨。

相比之下，《资政新篇》的命运要不幸得多，它因作者的政治立场而遭到禁毁的厄运，其诸多闪光的思想也随之一同被封杀。

八九十年代，当洋务派官僚倡议修建铁路、开采矿藏时，朝野守旧势力，纷纷援引风水龙脉之说相指责。

殊不知被禁绝不传的《资政新篇》早就痛斥过“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的现象，主张“革阴阳八煞之谬”，强调“勿得执信风水”。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浩叹不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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