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下令销毁一部书稿，李鸿章边读边叹气：这样的国家还怎么救？

在前天的话题中，我们将中国近代的不幸与日本的改变摆在了一起，用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做了一番自我检讨。当然了，日本人动不动就剖腹的做法不可取，但两者一对比，近代中国的耻辱和遗憾来得就更鲜明了。在文章中，笔者将历史比作一场长跑，“中国几乎一路遥遥领先，却在临近终点线时跌了一跤”。有朋友质疑：为啥要把近代的开端视为历史的重点啊？也有人表示，工业革命前后根本就是两个文明阶段，彼时的中国在后一阶段中从未领先过。其实，笔者只是按照历史时间的比例做了个简单的比喻而已，但结合一些历史，大伙的质疑却给笔者带来了另一种震撼与思考。

在谈及正题前，我们不妨先来讲个故事。

1840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和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被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的开端，然而真正给古老的帝国带来巨大而迅猛改变的却是16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这一年是个极度敏感的时间点：根据条约，清朝一脸不情愿地设立总理衙门；太平天国分崩离析，这让清王朝长长地舒了口气。虽然局势已经够糟糕了，但对清朝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翻身机会，有识之士联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日本人说，若还揣着中国老掉牙的那一套不撒手，将来啥事儿都干不成。这话虽然多有偏颇，但平心而论，那会儿西方的技术和部分思想确实更先进。清朝统治者们只是拿着一小撮东西比着葫芦画了个瓢，还不怎么得要领，这就令病入膏肓的清朝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可见在关键时刻暂时放下可怜的颜面有多重要。然而讽刺的是，清朝统治者们一边抱着这根救命稻草拼命挣扎，一边还高喊“师夷长技以制夷”——混到这一步，言语中竟还带着对西方人的不屑。虽然西方人把近代中国戏称为“东亚病夫”，但在打嘴仗上，晚清从来没输过。

与之相对的是，直到14年后，中国才向西方派遣了首位正儿八经的公使。

在此之前，总理衙门中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官职也只是章京。这个官说小不小，但手里的权力也真不算大。为近代中国促成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的蒲安臣竟然还是个美国人；其他所谓的“对外使节”更是成了炮灰，回到朝廷后备受排挤，几乎无人受到重用。

1875年，当朝廷派出的公使郭嵩焘抵达英国后，立马迫不及待地参观了西方政府、工厂、学校等等，57岁高龄的他硬是像个孩童一般睁着好奇的双眼，把自己所见的一点一滴都写在了纸上。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编为《使西纪程》，满怀虔敬地呈给朝廷。讽刺的是，当这部真正的经典被官老爷们阅读后，居然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最终，朝廷下令将书稿尽数销毁，郭嵩焘也因此丢了官。值得一提的是，《使西纪程》并没有说半句大清的不好，仅仅是表达了“英国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该参考参考”这样的观点便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此书销毁前，李鸿章曾反复翻看，一边看一边痛呼：如今朝廷连个说真话的人都容不下了，这还有什么希望？

故事讲有点长，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再谈谈李鸿章。

人们都说魏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虽然李中堂如今被各路人马黑得像纯血统的非洲人，外焦里也焦，但他也算得上是当时清朝少有的能“眯着眼看西方”的有识之士了。他的大多数同僚还跟在朝廷后边唯唯诺诺时，李鸿章就已能分辨出好歹了。他对《使西纪程》的损毁和百官的争相诋毁倍感痛心。然而说归说，李中堂做得其实也不咋地。

1874年，李鸿章一折《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惊煞世人，尤其是那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更是成了经典。李鸿章对慈禧老佛爷说，过去咱大清是说一不二的，洋人来中国见皇帝，就跟要见他们的上帝一样难。可如今再看京师，随便丢颗石头砸到的洋鬼子都能凑两桌麻将了，这些洋人借通商和传教之名在海内外出入自由，遍布各省，这看上去可不妙啊！要是哪天有国家想搞事，其他国家跟着瞎起哄，恐怕到时候后悔也晚了！那么，怎么办才能避免悲剧发生了？李鸿章表示，只有重视海防，才能保住大清国。

由此看来，虽然在考试挂科后才划重点已经晚了不是一会半会，但好歹还有补考，李中堂也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魄力。连梁启超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这老家伙行啊，有他在，咱大清国就倒不了！然而历史证明，梁启超这话说得也许没错，但有点满。

1875年，在有识之士的积极争取下，总理衙门批准建造3支现代化舰队，组建北洋水师的重担就落在了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头上。这在当时颇有“众望所归”的意思，李鸿章丝毫不敢怠慢，走马上任后又是豪掷巨资向西方国家买船买炮，又是请奏开设水师学堂、雇佣国外教员和技术顾问，很快就把事业搞得有声有色。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挂牌成立，清政府每年还拿出400万银子供养这支王牌。根据《美国海军年鉴》，有北洋水师撑着颜面，清朝海军曾一度跻身世界第九，在亚洲更是傲视群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看清朝被西方列强压在身下盘剥了那么多年，家底子还是比隔壁穷邻居厚实得多，也着实令日本羡慕得死去活来。

然而，纵使光彩夺目，纵使承载着万千期待，历史证明北洋水师也不过是清朝统治阶级创造的一场盛世假象，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用来障目的那片叶子罢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写了中日两国的命运，据说，日本人为了支撑明治维新，在此役前每天只吃两顿饭；打了胜仗，拿到清政府赔的银子后，日本人激动得要死——终于能把三餐补齐了！

这场失败也让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在《李鸿章传》里遗憾地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在我梁启超眼里，你李鸿章就不算英雄；但我给你个面子，姑且算你是，但你也是那种时势造出来的“假英雄”，而非能够造时势的“真英雄”。他甚至连“不学无术”这样刻薄的词都用上了：“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放在晚清官场上也算是鹤立鸡群的人物，然而，那句被许多人追捧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了全新的解释：李鸿章买了那么多坚船利炮，培养出那么多海军骨干，纵使你官兵再勇敢无畏，船炮再先进，最后还是让日本人打输了，说白了就是不会用；原来你当年那番豪言壮语也许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同左宗棠大人争取军费时，情急之下的借口啊！李中堂尚且如此，那些比他逊色的人就更别指望了。

1883年8月24日，时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的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作出了科学史上分量极重的一次演讲。不久，演讲稿《为纯科学呼吁》被刊登在《科学》杂志上。11年后，美国GDP终于超过大英帝国，从欧洲老牌强国手中夺走了世界头把交椅。这份演讲稿被誉为“美国科学界的《独立宣言》”，事实上，其中的许多言论夹杂着对同时期中国刻薄却有些道理的嘲讽——

“倘若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科学的应用，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而恰恰是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正是如此，中国已远落后于世界，以至于我们把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视为野蛮人……”

虽说罗兰替清朝作出的反思仅限于科学领域，但它也适用于政治；它听起来很丑陋，我们在审视当时的历史时却很难为此辩驳：暴雨已至，满清统治者们明知道这间破屋子无法容身，他们却仍要蜷缩在床上，捂住眼睛堵起耳朵，装作啥也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