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多少个省？什么是民族认同？怎样加强民族认同？

清朝更广泛地实行省、府、县制，在全国设了18个行省，同时对边疆的管理也进一步成熟，在边疆地区设置了7个区，即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5个将军辖区以及西藏办事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综观清朝对边疆的管理，除了中央专门设立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外，在地方行政上也更加完善。

如清朝将蒙古分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八旗蒙古臣属于清朝较早，为清朝建国和拓疆立有大功，地位仅次于满洲八旗。内属蒙古由清朝内务府管理，为清皇室的直属领地，为皇帝王公贵族放牧、服兵役。外藩蒙古包括大漠南北和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族，实行扎萨克制度，即蒙旗制度。

旗设旗长，为本民族首领，但须经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盟设盟长，也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在新疆，则实行军府制度，总归伊犁将军管辖，下设各级大臣，行政上于乌鲁木齐和以东地区实行府州县制，新疆北部实行扎萨克制，天山南部维吾尔族聚居区则实行伯克制，但取消了伯克的世袭特权，并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西藏，则依其故俗，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利用达赖和班禅进行统治，同时，中央派驻藏大臣，制定一系列章程，通过西藏僧俗首领管理。对南方边疆地区，则加大改土归流的力度。凡此等等，在治边实践上大多贯彻了“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以其故俗而治”的基本思想，从而照顾到了边疆民族不同的特点和情况，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促进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族认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历代王朝首先强调“夷夏一体”，并以此为前提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从而为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实质上是一套系统的民族融合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由“诸夏’：和“四夷”构成的“天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本体中的矛盾，是一体的两个方面，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皆有赤子之心。

同时，二者在政治秩序和伦理关系上，不过是“家”的关系的扩展。基于这种认识，汉文帝曾与匈奴“约为兄弟”，汉元帝时也曾与呼韩邪单于签订过“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勿得相诈相攻”的盟誓。所以，尽管“夷夏”分立的现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历代统治者仍然坚信“天下一家”的理念。

在实践层面，历代统治者也一直进行着消解“夷夏”对立的努力，不断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的理念付诸实施。这方面，汉武帝和唐太宗堪称代表。曾受汉武帝委派前往西南夷进行招抚的司马相如就说过，因为当时的西南夷属“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颡内乡而怨”。

而汉武帝作为大有为的贤君，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经过不断的努力，秦汉一统之前分为许多政治实体且各自为政的“天下”，以及在民族上也分为不同的种族、部落、部族的“四夷”，得以融合起来，实现了“遐迩一体，中外衤是福”。

唐太宗在民族认识上比汉代更为开明，他明确地提出了边疆的“夷狄”也是中国人的概念：“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在“夷狄亦人”思想指导下，唐太宗还提出了对各民族要一视同仁、不分贵贱、“爱之如一”的意见，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再如，明太祖为了推翻蒙元统治，曾以民族矛盾相号召，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但其北伐檄文中同时也宣告：“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民抚养无异。”因为有了这些“华夷一家”的开明政策，元朝灭亡后，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居留于中原，他们与汉族共同生活，难分彼此。凡此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充实了天下一体、中外一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