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威信大打折扣，北洋旧部貌合神离，北洋军向心力渐消逝

袁世凯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一向是挟有北洋实力而又依靠帝国主义以自重，这是人人皆知的。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九○九年一月）回籍养疴，他的政治上野心仍是无止境的。

他在彰德上村，一直是在不断的和各方面进行拉拢，注视着国内外的一切政治情况，迫切地期待着有利的机会，准备东山再起，夺取政权。

爱新觉罗·奕劻

在政治上的主要联络对象，在朝的有清室亲贵爱新觉罗·奕劻等，满族大员那桐、荫昌等，汉族大员徐世昌等；在野的有君主立宪派杨度、张謇等，革命党人朱蒂煌等。

在军事实力方面，他的旧部布满各地，当时北洋六镇虽然归陆军部直辖，但统制仍是第一镇何宗莲、第二镇马龙标、第三镇曹锟、第四镇吴凤岭、第五镇张怀芝、第六镇段祺瑞（宜统二年十二月换吴禄贞），而且还有姜桂题、张勋等人所率各军，都是他当时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这些军队，心目中并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他们的“袁宫保”。他在彰德时，这些将领没有一个不是岁时馈遗络绎不绝的。

在国际方面，各国使馆他都有人进行联络，特别英帝国主义驻华公使朱尔典，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洹上村俨然成为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的一个中心。

袁世凯这种活动，从他所拉拢的对象，可以看出无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或资产阶级革命，在他都无所用心。他所希望的是无论什么主张，只要能造成一个机会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的就好。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室政权已经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幼稚的，起义军的内部分子又非常复杂。这方面的情形，袁世凯看得很清楚，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他要利用来夺取最高统治权。他的部下很了解他，都曾积极地向他献策。

袁世凯

他的亲信幕僚张一麐，在民国四年密陈大计呈稿中说明了在辛亥革命时就对袁世凯实行过“劝进”。他说：“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曾驰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袁世凯这样想，他的部下又这样劝，为什么到民国四年才发生“洪宪帝制”呢？

这种事实，徐世昌了解得很多，说：“辛亥革命，项城起用，武汉督师，入朝为内阁总理，此时权势无与抗衡者，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而代之之私议。而项城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

二、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亦具有相当势力；

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

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

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

北洋军炮击训练

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此时南北和议，北方代表唐绍仪主民主，杨士琦主君主。其所谓民主，袁本打算由清室受禅，故清帝退位诏中，袁仍加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其用意在高踞题颠，以北方势力支配民军。

不料南方先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的总统且由孙中山推荐，非项城所逆料也。至杨士琦等之所谓君主者，人人以为维持清室，实则非宣统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所谓君主者，与杨士琦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袁世凯是不肯冒险的，终由稳着走民国一途。”

由于上述的原因，他不得不改换方式，先夺取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看风使舵的部下们自然又都转变方向在这个新题目上想办法了。

民国元年，赵秉钧曾说，洪述祖替袁世凯所想的办法，也是袁世凯自己所采取的办法。赵秉钧说：“唐绍仪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时还在考虑是否就袁阁邮传部大臣的问题。直隶候补道洪述祖，在北洋时与唐有旧，力劝唐不就职，趁此机会仿照美、法等国情形，将中国帝制改造成民主。

赵秉钧

进行方法是：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对于宫庭、亲贵、军队、外交、党人也都可以加以运用。”并谓：“照这办法去做，清帝退位并不甚难，可与宫保（袁世凯）详密商定。创建共和局面后，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我公可做新国内阁总理。”后来实际情形，大概不出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