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帝”到“反帝”，西方列强如何把孙中山，一步步逼上反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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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联帝与反帝，混合着对列强的羡慕与追求、悲愤兼怨恨，故而表现出一个爱国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别无选择的自卑感，演绎出了气吞山河又英雄志短的悲壮乐章。

1、美国对孙中山的敌视态度

1917年、1921年、1923年，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从而在中国政府形成南北分立之势。虽然广州革命政府也具有中央政府的形态，但列强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不承认广州政府。

所以，寻求列强承认广州政府，并尽可能提供经济援助，成为孙中山积极与列强交往的根本目的。

在西方国家中，孙中山最期望能向他施以援手的，就是美国。

孙中山少年时代在檀香山接受过先进文化，从事反清活动后又多次往返美国，得到在美华侨的倾力支持。他对美国有着无比的好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

他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中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制度。

他曾说：

“我们必须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他认为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把全民政治阐释得最完全最简明的一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极力争取美国阻止中国政府参战。

1917年6月8日，孙中山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去一封电报，请求他利用在协约国中的影响，使中国避免卷入战争。但威尔逊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1月18日，孙中山发电报给威尔逊，对停战协定的签署表示祝贺，并阐释了他为什么反对中国参战。

他说，中国的参战行动，只能助长中国的军国黩武主义，目前中国的南北之争，实际上就是纯粹的军国主义和民主政府之争。他呼吁威尔逊拯救中国的民主。

次日，孙中山又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莱因斯。

信中说：

只有通过您，才能使总统和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事态的真实情况。您的责任确属重大。民主政治或黩武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现阶段，大大依赖于阁下对我国无依无靠的人民的道义上的支持。

孙中山对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官员的示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从美国外交档案中可以看出，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报告中，始终视孙中山为“捣乱分子”、“投机分子”，并认为他“个性好大喜功”，是个“鲁莽而没有原则的冒险主义”、“极好虚荣之人”。

在民国初年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美国政府制定其对华政策的依据，主要信息来源就是驻华使馆人员的报告。这些对孙中山不利的报告，显然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

2、孙中山认为不被列强承认的原因

孙中山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认为南方政府得不到列强承认，可能是“名号”没有取好。

他说：

“所以数载以来，北京政府尚自命为中央政府，外人用以承认之；而视我等则为土匪，视护法区域则如土匪区域，无他，所取之名义狭而不正也。”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后，于当年通过国共两院参议员非常会议，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职后，写信给美国总统哈定，请求其立即承认广州新政府。

他在信中说：

我们视美国为民主之母和自由与正义之战士，在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无私友谊和援助，已经多次向我们显示出来。…民主在中国之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这封信由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卜莱士寄送美国国务院，不料竟被美国国务院未加拆看即退回。

同年9月，孙中山又给美国哈定总统写了封信。为了确保该信能到哈定手上，孙中山要他的秘书陈友仁寄给美国国务卿修司，请求修司面呈哈定。

然而当这封信于11月3日送到修司手上后，他并没有送呈哈定，而是归档了事。

可以说，对于孙中山要美国承认新政府的请求，美国国务院未作出任何积极反应。

孙中山争取美国的支持历经数载，毫无结果，但仍然热情不减。

直到1922年5月中旬，他还向前去采访他的一位美国作家宣称：

“如果美国承认我，统一的绊脚石就会消失。”

孙中山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美国示好，是因为南方政府成立后，非常需要得到列强的承认，也非常需要得到列强的经费援助。

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完全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为了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它当然希望维持一个统一稳定的中国，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唯它的马首是瞻。

而北京政府恰好具备这些条件。相反，由于孙中山在中国闹革命，要推翻中国现政府，美国政府便把他当作中国统一的障碍，认为他在制造暴乱，当然不会向他伸出援手。

孙中山总是满怀希望地寻求美国的承认和支持，但直到他逝世，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对于英、法、德、日等国，孙中山也是通过各种关系极力争取，但很少能如愿以偿。

3、日本对孙中山的敌视态度

就拿日本来说，这是孙中山交往时间最长，也是交往最为广泛的一个国家。孙中山对日本也有重重的期待，但日本最终还是拒绝了他。

应该说，在孙中山革命之初，日本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并使日本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基地，他在这里组织革命团体，网罗革命志士，制定起义计划，筹措起义经费，购买起义武器等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日本的支持，就没有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那么多次武装起义。

但是，在日本，除了孙中山的朋友是真心地支持他革命外，日本官方的支持或默认则是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形成更大的亲日势力，以便将来从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

所以，当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让予袁世凯之后，日本便开始全力支持袁世凯。

1913年8月，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后，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处于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

他希望从日本取得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以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可是，扑面而来的正是弥漫于日本朝野的分割中国的滚滚黑雾。

尤其令他忧虑的是，日本财界、军界、政界不少人正在准备支持袁世凯，企图借助袁世凯之手实现他们侵华的总目标。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孙中山于1914年5月11日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强调：

“现在中国，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

信中允诺，在他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将致力于中国的建设，到时“中国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

可是，孙中山并没有打动大隈重信，大隈的秘书青柳笃恒反倒将信的内容密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奥，让陆宗舆转告袁世凯，既向袁世凯显示了恩威，又使袁世凯得以利用舆论来攻击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制造混乱。

此后，孙中山又于8月下旬两次会见立宪国民党党魁犬养毅，于11月初会见在军部很有地位的教育总监上原勇作，口头重申了给大隈重信的信函中所述的内容，要求日本方面不再支持袁世凯，而对中国革命党人采取积极态度。但这些努力仍无结果。

4、对日本的幻想

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最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孙中山得知此情后，于2月5日同陈其美一起，与前满铁理事犬冢信太郎、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共同拟定了一份《盟约》草案，并于3月14日由孙中山向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政府考虑以此为基础，与孙中山正式签约。

《盟约》草案共11条，其中包括：

凡他国对东亚重要外交事件，两国应及时相互通知协定；为日中协同作战方便，中华陆海军使用的军械弹药应采用与日本同一式样，聘用外国军人应主要聘用日本军人；为日中政治上之提携，中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聘用外国人应以日本人为主；为日中经济上协同发达，中日银行及其支行应设于日华重要都市，中华矿山、铁道及沿岸航路的经营者需外国资本合办应先与日本协议；日本为改良中华弊政，给予必要的援助；日本协助中华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的国家；日本赞助中华改正条约、关税独立、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孙中山为争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不惜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以满足日本在华扩张的许多要求。

然而，孙中山的这个破釜沉舟之举，既没有得到日方的响应，也没有阻止日方同袁世凯进行关于二十一条的肮脏交易，反而被日本政府利用来透露给袁世凯，一边在革命党人中增加思想混乱，一边要挟袁世凯尽快承认二十一条，否则日本将同孙中山结盟。

此后，孙中山虽仍对日本抱有幻想，但严酷的事实使他的幻想一次次破灭。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孙中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斥责“近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助吾国官僚，而挫民党”，“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

对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所掠夺的各种权益，他说：

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这是孙中山首次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二十一条的真实态度。

先前，孙中山为了使革命获得成功，从而有力量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才不得不忍痛表示愿意作出重大牺牲。

现在，在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华阴谋的浪潮不断高涨时，孙中山进一步看清了日本支持中国反动势力和利用中国革命党人的真实意图，这也促使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真正立场。

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始终都没有把日本当作自己的敌人。他只是希望中国的这个近邻，能够认识到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他一再提醒日本方面要有远大的眼光，不要只注意眼前的蝇头小利。

他指出，日本应当帮助中国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与领事裁判权。

日本即使暂时有些不利，但从长远看来，“中国同日本合作之后，中国固然可以进步，日本当然要更进步”。

他在神户接见《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时说：

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

5、关余事件的缘由

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府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财政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孙中山除采取各种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外，还开展了争取关余的斗争。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收在扣除用以支付对外赔款和外债后的剩余部分。此项关余是中国南北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但是，历来却由外籍税务司控制。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关余按13.7%的比例，先后6次拨付护法军政府，并指定由军政府的外交兼财政总长伍廷芳领收。

1920年3月，护法军政府分裂，伍廷芳携印信及上述款项前往香港。

从此北京公使团将关余全部交给了北京政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再次建立政权后后，曾要求公使团交付应拨的款项，但遭到了拒绝。现在，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决心与公使团交涉，要回原来分配给广州政府的关余。

1923年9月5日，广州政府照会公使团，要求拨付广州政府应得之关余。10月23日，广州政府再次向公使团发出备忘录，促使它尽快履行将关税余额分配给广州的要求。但公使团未给予答复。

按说，广州政府收回对关税余额的支配权，于法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从法律上讲，从1919年到1920年间，广州政府已经得到海关税收余额的应收部分，并被授权处理这笔款项；从道义上讲，在南方征敛的钱，交给北京政权，被用以作为向广州政府作战的资金，而广州政府又不得不向老百姓加重税收。

所以，广州政府在给公使团的备忘录中说，“现在所执行的分配关余的计划是不合法的，不良善的，并且是不公正的”。

为了打破公使团的沉默，孙中山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向在广州的英国人詹姆士·杰米逊爵士表达了自己将采取的行动，并要其转告英国驻华公使罗纳德·麦克利。

遗憾的是，孙中山的策略未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6、与列强的斗争

12月3日，公使团致电广州政府，指责广州政府“拟径行迫胁收管广北税关，此种干涉税关之举动，使团断难承认，倘若竞然为此，当以相当之强硬手段对付。”

公使团的恐吓没有使孙中山屈服。

当关余斗争几达白热化程度时，12月7日，列强重演炮舰政策故技，英、美、法、日4国调集军舰9艘进入广州白鹅潭，扬言要炮轰广州。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作出了强硬反应。

他在接见《字林西报》记者时表示，广州政府决不畏惧列强的炮舰政策，决不改变截留关余的主张。

习惯了以武力侵略中国的列强，并不在意孙中山的抗议，反而将广州白鹅潭集结的军舰数量增加到16艘。

然而，孙中山也是不会轻易被压服的。

12月21日，孙中山命令广州海关税务司，同时通知香港总督，着即将关余妥为保管以听候广州政府命令，并将1920年3月以后所欠关余照数归还。如不遵命，将予撤换。

12月29日，孙中山发表《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追溯了关余问题交涉的经过，重申广州政府的立场，表明广州政府采取行动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利用其他场合，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岭南大学，孙中山向学生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现在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这简直比高丽、安南做奴隶的地位还要低。现在许多外国的炮舰集合于省河，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他提醒学生们不要沦为亡国奴。

7、舆论的支持

孙中山收回关余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专门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一号》，通知全体党员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

中国共产党将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斗争目标提高为收回全国海关主权，使这一经济意义的斗争进而转为含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斗争，使全国人民看到，他们的行动不仅在支持一个广州政府，而是向列强争取主权。

这样，使广州政府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

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通电，支持广州政府的正义斗争。

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宣言，散发传单，积极宣传对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

会后，前往英国租界对面的沙基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派代表前往大元帅府，递交了《广东公民大会要求大元帅孙中山收回关余请愿书》，书中表示“誓为政府后盾，请愿帅座即日收回关余。伏乞赐准施行，勿为列强所屈”。

群众的支持使孙中山很受鼓舞，他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当面表示“三日后用正式手续提取关余”。

12月24日，广东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70余团体又举行示威，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坚决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

在孙中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所理解。

他终于看清了：

只有把国民党融于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才能得到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支持关余斗争，整个广州已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孙中山更加坚定了收回关余的决心。

8、关余事件对孙中山的刺激

他亲自书写了英文宣传品，交给他的卫士们和副官，让他们到在广州省河上停泊的外国军舰上去散发，提醒在外国海军官兵，要主持正义，不要做非正义的事情。

在所有一切交涉和抗议等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孙中山决定采取强制手段。

据当时在大元帅府工作的张猛回忆：

孙中山副官一张猛中山先生派卫士长姚观顺，带两个中队士兵采取行动。士兵们改装便衣，暗藏左轮手枪或驳壳枪，在海关税务司上班后，立即将整个海关大楼层层围住。每层楼楼梯口站立两人，厕所门口站立一人，另派一班人在楼上巡逻。中山先生带领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直入税务司办公室，要求税务司交出关余。争辩半日，税务司仍不交出。中山先生怒不可遏。姚观顺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是有名的“牛精”，气得要拿人。中山先生对税务司人员说：“不准你们动。”坐到下午两点钟，整个海关人员都未吃饭，便群起咒骂税务司。税务司迫不得已，交出一百万元。中山先生在税务司办公室要电话到沙面，责备英总领事，要他通知外国军舰退出白鹅潭，并要英领事来海关大楼，与税务司一同签字，说明以后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事实上，关余存款有几百万元，中山先生得此一百万元不算多，但解决了大部分军费和行政费，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1924年1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舒尔曼南下广州，与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商讨了解决关余争议的方案。

1月6日，孙中山与舒尔曼晤谈两小时，对解决问题的方案达成初步谅解。

4月1日，公使团正式决定，将广东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

关余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事件使孙中山在国内赢得广泛赞誉。

美国学者史扶邻曾评价说：

这个事件使孙中山获得极大的宣传效果，使得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望霍然而起。

这是孙中山在反帝外交上取得的首次胜利！这一胜利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他晚年革命斗争中辉煌的一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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